此诗叙写尹吉甫北伐玁狁的战争全程。全诗六章，前四章主要叙述这次战争的起因、时间，以及周军在主帅指挥下所做的迅速勇猛的应急反应。诗一开首，作者就以追述的口吻，铺写在忙于农事的六月里战报传来时，刀出鞘、箭上弦、人喊马嘶的紧急气氛（“柄栖”、“孔炽”、“用急”）。二、三章作者转向对周军训练有素、应变迅速的赞叹。以“四骊”之“维则”、“修广”、“其大有颙”的强健，以“我服既成”的及时，“有严有翼，共武之服”的严明及“以奏肤功”的雄心，从侧面烘托出主将的治军有方。第四章作者以对比之法，先写“玁狁匪茹，整居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的凶猛来势；次写车坚马快、旌旗招展的周军先头部队“元戎十乘，以先启行”的军威。一场恶战即将开始，至此，紧张的气氛达到了顶峰。第五章作者并没有被时空逻辑的局限所束缚，凌空纵笔，接连使用了三个“既”字（“戎车既安，如轾如轩。四牡既佶，既佶且闲”），描写己方军队以无坚不克之凛然气势将来犯之敌击退至靠近边界的太原。很自然地从战果辉煌的喜悦之中流露出对主帅的赞美和叹服。从紧张的战斗过渡到享受胜利的平和喜悦，文势为之一变，如飞瀑落山，又如河过险滩，浩荡而雄阔。最末一章，作者由对记忆的描绘转向眼前共庆凯旋的欢宴。“来归自镐”是将记忆与眼前之事联系起来，而“我行永久”说明作者也曾随军远征，定国安邦，与有荣焉。然而自己的光荣之获得，又与主帅的领导有关，可谓自豪与赞扬俱在其中。
从审美的角度统观全诗，这种以追忆开始，以现实作结的方法，使得原本平淡的描写平添了几分回味和余韵。同时，此诗在行文的节奏上，一、二、三章铺垫蓄势，第四章拔至高潮，第五章舒放通畅，第六章归于宁静祥和，也使诗歌产生了丰富变化的节奏感、灵动感。
小说《西游记》第八回中，如来佛祖唤聚诸佛，开设“孟兰盆会”，这首《苏武慢》就写在这一章节的开篇之处。
这首词的上片前面六句，从反面入手，描述了多少参禅求道的人，痴迷于无法办到的事情中，到最终也是一事无成。再接着的五句，是正向表述了佛法无边，佛法的神通广大。但是只有真觉悟了才能达到佛法的最高的境界，才能够脱离掉六道轮回之苦。
词的下片反复渲染了想要达到佛家的最高境界，是必需经历无数艰难险阻，千辛万苦，云深雾锁，冰崖千丈。但真的又有谁能够听得到杜鹃的呜叫，寻找到佛祖的身影呢。只有披艰历险，溯源探流，才能够窥见到佛祖的光芒。
这首词摆脱了佛理诗词的抽象空洞的议论，而是通过意象、比喻和对比等手法，表述了参禅求道的感悟，因此较有韵味。
这是诗人与王维等同游蓝田辋川时所作，王维有《过感化寺昙兴上人山院》。“感化寺”，故址在今陕西蓝田县。
“不远灞陵边，安居向十年。”首句点明禅院位置，暗示昙兴上人远避闹市、静居山林的品德。“灞陵”，汉文帝陵墓，在西安市东郊，与蓝田相接，灞水从此流过，风景十分优美。昙兴上人山院并不在灞陵，但作者有意指出“灞陵边”，旨在从总体上勾画禅院优美的地理位置。次句引出昙兴上人，他于此安居习禅，远避尘世，将近10年，足见他雅洁高爽的情怀。首二句人地双关，看似率易，但平中见奇、直中见曲，自然逗起下文。
“入门穿竹径，留客听山泉。鸟啭深林里，心闲落照前。”切合 “游”字，逐层描绘山院清幽雅静的风景。进入禅院，但见丛竹阴翳、竹间曲径回绕，幽趣逸人。黄昏，殷盛的主人留下客人在院中共坐，静听山泉。此时，落日斜照，空旷的树林中洒满晚霞，鸟雀在林间自由飞翔，时而发出清脆欢快的啼鸣。鸟鸣声与远处的山泉声相交映，使山院显得格外幽静恬美，人置身其间也觉得十分闲逸。这四句笔法变化有致： “留客”句，景中有人，它包含了宾主洒脱闲逸的情趣，与凡俗留客宴饮形成鲜明对照，表现了一种淡雅淳朴的人生境界; “鸟啭”句以动显静，与王维“月出惊山鸟， 时鸣春涧中”同一境界; “心闲”句，以物观我，借鸟之闲映衬自己情之闲、心之淡，表现出一种心静神怡、物我一体的禅趣。作者通过这种灵活多变的笔法，勾画了他们游寺的基本内容，显示了诗人的感情倾向。
“浮名竟何益，从此愿栖禅。”点明游山寺的主旨。从前六句的描写中可以看到，诗人一开始即以一种羡慕的心情去感受禅院的一切，院中的竹径、远处的山泉、林间的飞鸟、天边的落日，对他都那样亲切、那样自然，使他对尘世的一切都产生了厌恶和幻灭感，人间的功名算什么呢？ 除了劳生伤神还有何益？ 在禅院中诗人仿佛摆脱了一切心理束缚，找到了一个自由纯真的自我。诗人悟了、超脱了，终于说出了心中的宿愿—— “从此愿栖禅”。
全诗笔法细腻，景致幽雅，情趣生动，意脉贯通，堪与王维诗相匹。
一般说，写应酬诗要受到各种限制，诗人的才情难以得到充分发挥，一部《全唐诗》，这类作品所占比例不小，然而可以称得上杰作的却少得可怜。李贺此诗写来身手不凡，素来受人称道。
全诗共分三段，前六句为第一段，写二人联骑造访。第一句指二人所穿的官服，唐代制度，六品、七品官服绿，八品、九品官服青。第二句指坐骑装饰的华贵。接着写车轮声、马蹄声由远而近，隆隆盈耳，韩愈、皇甫湜入门下马，神态慷慨轩昂。李贺从屋里迎了出来，原来是两位赫赫有名的大人物。“东京才子”，“文章巨公”，指皇甫湜、韩愈。这段实写作者眼中所见，耳中所闻，人物神情俨然可辨，绘声绘色地形容出诗题所规定的内容。
中间四句为第二段，着重赞颂二人的学识和文名。韩愈及韩门弟子是中唐文坛上的一支生力军，他们在艺术上有一显著特点，就是务求奇险。李贺有意仿效韩体，以雄健的笔力，磅礴的气势，概括韩派诗文宏阔雄奇的艺术境界。四句诗说了他们学识的丰富，思想的奇伟，文名的威大，工力的精深。不说满腹经论，偏说胸中罗列满天星斗；不说光焰万丈，偏说天之精气充塞其中；不说声名卓著，偏说声摩空；不说彩笔生花，偏说天无功。诗人张开想象的翅膀，上天入地，“精鹜八极，心游万仞”。竭力调动神话世界中瑰奇景物来弥补现实世界的贫乏与不足。从这一点上说，李贺此诗与韩愈《调张籍》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钱锺书认为“笔补造化天无功”一语，“不特长吉精神心眼之所在，而于道术之大原，艺事之极本，亦一言道著矣。”这里牵涉到一个深刻的美学命题，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艺术中造境之美，是自然景物所没有的，所谓“天无功”而有待于“补”（详见《谈艺录》十五），从中可以领会到李贺诗歌创作力避平庸凡近的创作心理。这四句诗对韩愈及韩派诗文作出了一个极高的评价。
最后四句为第三段，写自己的处境与抱负。这四句诗有一个共同点，即处处写自己的穷愁失意，如“感秋蓬”、“死草”、“垂翅”，又处处暗示自己不甘没落，向往腾达发迹之日，如“生华风”、“附冥鸿”、“作龙”。其中很大一个愿望是恳请二位名公对自己的困顿援之以手，加以提携，因此，有意识地以自然事物的转折变化，“死草生华风”、“垂翅附冥鸿”、“蛇作龙”，来表达自己迫切希望改变命运的强烈渴求。《唐摭言》卷六说：“韩文公、皇甫湜，贞元中名价籍甚，亦一代之龙门也。”意思说韩愈、皇甫湜具有很高的名望，只要是被他们二人接待和援引的人，也就如同“一登龙门，则声誉十倍”（李白《与韩荆州书》）。原来，唐代文人想要取得功名，在科举考试中获捷，必须遍诣名公贵人，得到他们的荐引，然后才有成功的可能。韩愈、皇甫湜既有名人的头衔，为人又很热心，二人不待李贺诣见，主动上门看访，李贺在深受感动之后，向他们提出恳求，也就成为本诗一个重要的内容了。
就应酬诗而言，此诗在章句、措辞安排上是十分得体的。全诗十四句，前十句以韩愈、皇甫湜的来访为表现内容，体现了对客人的敬重。第二段四句诗承五、六两句“东京才子，文章巨公”加以生发，对来客作出很高又很得当的赞颂。最后四句以“庞眉书客”过渡，眉目十分清楚。在向客人表达自己的愿望时，语辞诚恳，不失身份。诗歌的另一特点，就是句法、音调、气势与朝愈诗歌很相象，比喻奇特，想象丰富，尤其“笔补造化天无功”一句，议论精辟，千古不易，曾使后人为之击节叹赏（见《苕溪渔隐丛话》引王直方语）。
这首诗虽然是一气呵成的，但经过精心的构思，感情丰富，跌宕多姿，想象新奇。
这封信围绕希望得到引荐这一中心，开篇阐明了先达之士与后进之士休戚相关的这一道理，接着称颂于襄阳这位先达之士杰出的才能功业，最后作者毛遂自荐，吐露出迫切希望能得到于襄阳引荐的心迹。全文结构严密，立意明了，逻辑清晰。
文章先是提出“先达之士”与“后进之十”的关系，应是“相须”即相互等待、配合的观点：从正面说，后者靠前者提携才能施展才干，前者靠后者后继才能成就功业。再从反面说，如果不“相须”则前者“美而不彰”，终无出路，后者亦不能留传盛名。大前提明确之后，再说小前提，即联系于尚书与自身：于尚书乃当世先达之士，可惜未闻其荐举“后进之士”，而自己乃有才的“后进之士”，而且处境穷困，正是于尚书应该荐举之人。于是结论不言自明：自己乃应该被尚书荐举之人。
全文从先达与后进两方面展开，而又时时映照回抱，反复萦回，曲折灵转。处处回护着自己，处处敲击着权要，又处处激发着于襄阳要以识才用才为急务。笔如走丸，无一字一意呆滞板实。细细咀嚼，其味无尽。“在门之人，负其能不肯谄其上”，不妨为君子；“上之人，负其位不肯顾其门”，就未免是小人；“高材多戚戚之穷”，弃置人才，昏庸当道，分明是世道不公；“盛位无赫赫之光”，这是庸官只贪富贵的表现；对权贵“宜闻而久不闻”，是斥其失职的婉词；而无人“遇知于左右，获礼于门门”，这又是权贵们未曾求或不真求人才的结果。文章两出“志存乎立功，而事专乎报主”，明显地是指责当路者心里只想着功名利禄，并无心力“顾其门”，含意丰厚，表达委曲，愈细嚼愈有意味。
全文逻辑严密，析理透彻；文词舒展，陈情委婉；语气凄怆，不卑不亢；首尾呼应，严谨而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