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描写春天的诗写得清新自然、开合有度。全诗不仅仅局限于客观地描写景色，而是更多地融入了作者自己的感受，正如刘勰所说：“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文心雕龙·物色》）
首联表明诗人的心迹，同时也为全诗奠定了基调——描写春天，吟咏春天。颔联描写春天的山景、山泉，用画障、鸣琴作比，用“疑”这个表示作者主观感受的词连接，说明两者之间极为相似。虽然没有直接描写色彩、声音的词语，但处处充满艳丽的颜色、动听的音乐；虽然是侧面描写，但比正面描写更能激发想象力，更加兴趣盎然。颈联转入正面描写春天的花草，用“合”、“深”二词渲染春天无处不在，春天的勃勃生机尽现眼前。尾联写诗人游春后的感受，与首联相照应，也抒发了诗人陶醉于大自然、想要回归田园的心志。
整体来看，全诗正面描写、侧面描写相结合，首尾呼应，前后勾连。与其他只作正面描写的诗比起来，如唐代王涯的诗“万树江边杏，新开一夜风。满园深浅色，在绿波中”（《春游曲》），此诗更加含蓄新颖、耐人寻味。全诗通过描写迷人的满园春色，抒发了诗人想要弃官回归山园的愿望。
因为马荀仲是医生，所以稼轩就用药名写入邀他一起去游雨岩的词中。看来纯属游戏笔墨，但正如鲁迅说的“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一样，这即兴之作，也莫不充满了愤懑之情。
雨岩风景优美，稼轩多次游历，已记于词者有《念奴娇》《水龙吟》《山鬼谣》《生查子》《蝶恋花》可见其情有独钟。词中“木香”、“雨余凉”（禹余粮）、“石膏”、“防风”、“常山”、“知子”（栀子）、“海早”（海藻）、甘松等，均为药名。一经嵌入词中，却全不露痕迹。若不是他特地提出，几乎读不出药味来。药味是读不出，但如松竹之于风雪吧，于“凄凉”中更形挺拔。词之有味，正是在这于凄凉中，更见精神之感人。
首二句“山路风来草木香。雨余凉意到胡床”。此处只不过是说下雨过后，居室内也凉快起来。而户外此时天更蓝、草木更翠、空气更清新，加之天气凉爽，正是最好出游的时候。首先把气氛造足，提出好一个先决条件。然后第三句说明出游的原因，泉石之病已入膏肓，无药可救。第四句一转，已是“多病”了，还甘愿去为这些风月闲情费精神。之所以要“提防”者，是一不小心就容易犯上了之缘故。这里使人想到了梁时的吏部尚书徐勉，史书说他“常与门人夜集，客有虞暠求詹事五官，勉正色答云：‘今夕止可谈风月，不宜及公事。’”而今稼轩已无公事可谈，所以他要提防的倒不是公事，而是要“提防风月费篇章”了，孔子说：诗可以怨。他这就是怨，但却是以游戏笔墨出之。这就又符合了中国诗教之所谓的“哀而不怨”。所谓“不怨”，是指字面上的，并不否定“哀”，故哀正在骨子里。
下阕以道歉为过渡，正是承上启下。词人说得非常可怜。这里他用了两个典故，“草《玄》”，这只是把马医生比作扬雄，说他和扬雄一样，在家里忙着写他的《太玄》经。这只是客套话。而以“山简”自称的就有点牢骚了。山简，西晋永嘉三年（309）出为征南将军，都督荆、襄、交、广四州诸军事，镇襄阳。时天下分崩，山无用武之地，故尝醉酒。稼轩于江西安抚使任上刚授两浙西路提点刑狱公事，旋即因诬落职，祖国分裂，他亦无可用武之地，倒是与山简有些相像，然而山简毕竟还是身在公门，没有像他这样一掳到底，成了平头老百姓一个。所以他要说“孤负平常山简醉”了。其实他又不可和山简相比。山简之醉，还有可说，因为他毕竟还是将军，不能为国出力，是以只有“醉”。而他什么也不是，既不守土，也无言责。他也要以醉来麻醉自己，是自作多情。则这“孤负”也实在不知是稼轩孤负于朝廷，还是朝廷孤负于稼轩，谁也不好说，所以他只好说自己孤负了这一“醉”。
末段再一激。“湖海早知身汗漫”，这里邀人而把对方的身份也抬得很高。不止文如扬雄，其品也如竹之直而有节，如松之傲而不屈。看来除了马荀仲，再就是松竹，世上就再没有其他的人可以为伴了。这样的“凄凉”表述的还是怀才不遇的愤懑和不甘寂寞的激越。
这是一首咏物诗，诗人借吟咏花影，抒发了自己想要有所作为，却又无可奈何的心情。全诗自始至终着眼于一个“变”字，写光的变化，写花影的变化，传达出诗人内心的感情变化。
这首诗自始至终着眼于一个“变”字，写影的变化中表现出光的变化，写光的变化中表现出影的变化。第一句中“上瑶台”，这是写影的动，隐含着光的动。为什么用“上”，不用“下”，因为红日逐渐西沉了。第二句“扫不开”写影的不动，间接地表现了光的不动。光不动影亦不动，所以凭你横扫竖扫总是“扫不开”的。三四两句，一“收”一“送”是写光的变化，由此引出一“去”一“来”影的变化。花影本是静态的，诗人抓住了光与影的相互关系，着力表现了花影动与静，去与来的变化，从而使诗作具有了起伏跌宕的动态美。
写光的变化，写花影的变化，归根到底是为了传达诗人内心的感情变化。“上瑶台”写花影移动，已含有鄙视花影之意；“扫不开”写花影难除，更明现憎恶花影之情；“收拾去”写花影消失，大有庆幸之感；“送将来”写花影再现，又发无奈之叹。诗人巧妙地将自己内心的感情变化寓于花影的倏忽变化之中，使诗作具有言近旨远，意在言外的含蓄美。
花影本来很美，诗人却“几度呼童”去“扫”，原来诗人是用讽喻的手法，将重重叠叠的花影比作朝廷中盘踞高位的小人，正直的朝臣无论怎样努力，也把他们清除不掉，去了一批，又上来一批。“上瑶台”写花影移动，已含有鄙视花影之意；“扫不开”写花影难除，更明现憎恶花影之情，比喻正直之臣屡次上书揭露也无济于事，小人暂时会销声匿迹，但最终仍然会出现在政治舞台上。“收拾去”写太阳刚落，花影消失，大有庆幸之感；“送将来”写明月东升，花影再现，又发无奈之叹。诗中暗喻小人高位，拂之不去。太阳落犹神宗崩，小人俱贬谪，明月升指改朝换代，小人不穷。
诗人巧妙将自己内心的感情变化寓于花影的变化之中，使诗作具有言近旨远，意在言外的含蓄美。全诗构思巧妙含蓄，比喻新颖贴切，语言也通俗易懂。
陶渊明一生酷爱自由，反抗精神是陶诗重要的主题，这首诗赞叹神话形象精卫、刑天，即是此精神的体现。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起笔二句，概括了精卫的神话故事，极为简练、传神。《山海经·北山经》云：“发鸠之山……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精卫为复溺死之仇，竟口衔微木，要填平东海。精卫之形，不过为一小鸟，精卫之志则大矣。“精卫衔微木”之“衔”字、“微”字，可以细心体会。“衔”字为《山海经》原文所有，“微”字则出诸诗人之想象，两字皆传神之笔，“微木”又与下句“沧海”对举。精卫口中所衔的细微之木，与那莽苍之东海，形成强烈对照。越凸出精卫复仇之艰难、不易，便越凸出其决心之大，直盖过沧海。从下字用心之深，足见诗人所受感动之深。“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此二句，概括了刑天的神话故事，亦极为简练、传神。《山海经·海外西经》云：“刑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干，盾也；戚，斧也。刑天为复断首之仇，挥舞斧盾，誓与天帝血战到底，尤可贵者，其勇猛凌厉之志，本是始终存在而不可磨灭的。“刑天舞干戚”之“舞”字，“猛志固常在”之“猛”字，皆传神之笔。渊明《咏荆轲》“凌厉越万里”之“凌厉”二字，正是“猛”字之极好诠释。体会以上四句，“猛志固常在”，实一笔挽合精卫、刑天而言，是对精卫、刑天精神之高度概括。“猛志”一语，渊明颇爱用之，亦最能表现渊明个性之一面。《杂诗·忆我少壮时》“猛志逸四海”，是自述少壮之志。此诗作于晚年，“猛志固常在”，可以说是借托精卫、刑天，自道晚年怀抱。下面二句，乃申发此句之意蕴。“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同物”，言同为有生命之物，指精卫、刑天之原形。“化去”，言物化，指精卫、刑天死而化为异物。“既无虑”实与“不复悔”对举。此二句，上句言其生时，下句言其死后，精卫、刑天生前既无所惧，死后亦无所悔也。此二句，正是“猛志固常在”之充分发挥。渊明诗意绵密如此。“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结笔二句，叹惋精卫、刑天徒存昔日之猛志，然复仇雪恨之时机，终未能等待得到。诗情之波澜，至此由豪情万丈转为悲慨深沉，引人深长思之。猛志之常在，虽使人感佩；而时机之不遇，亦复使人悲惜。这其实是一种深刻的悲剧精神。
渊明此诗称叹精卫、刑天之事，取其虽死无悔、猛志常在之一段精神，而加以高扬，这并不是无所寄托的。《读山海经》十三首为一组联章诗，第一首咏隐居耕读之乐，第二首至第十二首咏《山海经》、《穆天子传》所记神异事物，末首则咏齐桓公不听管仲遗言，任用佞臣，贻害己身的史事。因此，此组诗当系作于刘裕篡晋之后。故诗中“常在”的“猛志”，当然可以包括渊明少壮时代之济世怀抱，但首先应包括着对刘裕篡晋之痛愤，与复仇雪恨之悲愿。渊明《咏荆轲》等写复仇之事的诗皆可与此首并读而参玩。
即使在《山海经》的神话世界里，精卫、刑天复仇的愿望，似亦未能如愿以偿。但是，其中的反抗精神，却并非是无价值的，这种精神，其实是中国先民勇敢坚韧的品格之体现。渊明在诗中高扬此反抗精神，“猛志固常在”，表彰此种精神之不可磨灭；“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则将此精神悲剧化，使之倍加深沉。悲尤且壮，这就使渊明此诗，获得了深切的悲剧美特质。
这首五言古诗共一十二句，四句一段，可分三段。诗中，藉个人升沉，体察世态炎凉，且以感物感时为体己的诗人李贺，特别以“铜驼悲”为塑造、为象征，来咏人物之衰、盛世盛时不在，以为世人处世处事之警策也。
诗中第一段四句所记，乃诗人以落魄者的身份与心情即为悲剧主角亦为精神主观，一方面企图藉赴洛阳牡丹花会赏花送春以为伤痛不平之聊慰，另一方面再藉“悲铜驼”为感时思物，并拟人体己作《铜驼悲》以为郁闷心情之排遣，合而旨在可藉相应符号个涵历史意蕴地形象展示来收达观人生、达观自然、达观历史、超越自我之效也。姚文燮注曰：“落魄寻花，无聊情绪，作曲送春，时去不复，致来铜驼之悲也。”是说不免有曲解诗人所怀的“悲剧情结”，及其相应的“感伤主义”，在艺术审美上所深层具有积极性的精神本质，其实绝不可能出于“无聊心情”之嫌。或者换言之，诗人届时所以特别能以汉铸铜驼为艺术观照与塑造对象，但藉“悲铜驼”再作《铜驼悲》，好拿自己的主观精神来把本来无生命、无感情、无精神的古物铜驼，当做时代更迭之鉴证，一并拟人赋予它之形象与符号以相应的意义。
诗中第二段四句，诗人禀其独有的人生苦短之感与历史苍凉之慨，先拿桥南紫陌骅骝骄骋繁华之地，与北邙前贤亡灵归葬陵墓蒿荒之地为对照，复拿四会道街之畔贵客正豪饮高会，与所立铜驼因阅历已作而不胜变迁之感为景致观照，以作承转，共同来射人生生与死之短暂，并射历史繁荣与衰败之轮回，好发人为之深思深醒也。
诗中第三段四句，合而来说人生在世，生命的脆弱无助，命运的作踹作难，诚然一如烛光临风，随时有可能或因灯油熬尽而自行熄灭，或因风而被猛然吹灭，但是人生自我设计、自我奋斗、自我实现的要义，却总是应在要以“生世莫徒劳”为志向，但为认识真理与坚持真理，一并引坚韧不拔、百折不回的道德修养为不离。离此者，必不能真正体验个涵在“厌见桃株笑，铜驼夜来哭”这一不失“悲观主义”精神色彩之诗句中，自被大理想、大失望、大破灭、大悲哀、大寂寞所嚼烂了的诗心，及其悲剧人生的积极精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