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向断崖生绝景，或于晴野度轻云。
旧吟古意无人解，新住荒园免世纷。
特地篮舆穿北郭，已闻藜杖过前村。
多向断崖生绝景，或于晴野度轻云。
旧吟古意无人解，新住荒园免世纷。
特地篮舆穿北郭，已闻藜杖过前村。
《阿房宫赋》被选入《古文观止》卷七，编选者指出这篇作品“为隋广（隋炀帝）、叔宝（陈后主）等人炯戒，尤有关治体”，很有见地；但由于对杜牧的社会环境和政治态度缺乏了解，还未能准确地揭示作者的创作意图和这篇作品的思想意义。此赋运用典型化的艺术手法，在不长的篇幅中，将宫殿建筑之恢弘壮观，后宫之充盈娇美，宝藏之珍贵丰奢，表现得层次分明而具体形象，由此得出秦始皇之所以统治不能久远，即在于暴民取材、不施仁爱的结论，为当时最高统治者提供了深刻的教训和警示。全文除了具有震撼人心的思想力量外，也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从内容结构上看，此赋可分为四段。
第一段，写阿房宫的雄伟壮观。
开篇先用四个三字短句领起，音节紧凑，气势不凡，达到了先声夺人的效果。这12个字，既写出了秦始皇一统天下的豪迈气概，也写出了阿房宫兴建营造的非同凡响，语言简练到不能删削分毫的程度，笔力千钧。接下来从全景到本体构筑，写阿房宫的雄伟壮观。“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勾勒出阿房宫占地广阔、凌云蔽日的宏伟气势，给人一个总体的印象。“出山北构而西折”四句，写阿房宫是依着山势、就着水流而修建的，仍然突出了它利用自然、巧夺天工的气派。以下由写渭水和樊川的“流入宫墙”，自然地过渡到写阿房宫的建筑特点。其中实写了楼阁、廊檐，描绘得细致入微；虚写了长桥、复道，想像得神奇瑰丽。然后用夸张和衬托的手法，借写歌舞的冷暖，描述阿房宫“一日之内，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的怪现象，陪衬出它的宏大宽广。
第二段，写阿房宫里的美人和珍宝，揭露秦朝统治者奢侈的生活，为下文的议论设伏。
先写“妃嫔”的由来，说明是“六王毕，四海一”的结果，照应篇首。作者一连用了“明星荧荧，开妆镜也”等六组排比句式，写宫人梳妆打扮、“缦立远视，而望幸焉”的凄惨生活。镜如明星，鬟如绿云，“弃脂”涨渭水，焚椒兰成烟雾。这些生动的描写，既表现了宫女命运的悲惨，也揭示了秦始皇生活的骄奢淫逸。“燕赵之收藏”以下，由写人的被欺辱转而写物的被践踏。在这里，原来六国珍藏的玉石金鼎，像土块、铁锅一样堆弃着，“秦人视之，亦不甚惜”。
第三段，由描写转为议论，显示出作这篇赋文的本意。
先以“嗟乎”发出感叹，对比人心事理，指出“秦爱纷奢，人亦念其家”，进而质问道：“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接着，用了六组“使……多于……”的比喻句排比，尽情地揭露了秦王朝的奢靡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经过重重铺垫，笔锋一转，让“不敢言而敢怒”的“天下之人”同“日益骄固”的统治者进行较量，结果阿房宫成了一片焦土。
第四段，总结六国和秦灭亡的历史教训，向当世统治者发出警告。
“嗟乎！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这是说“人同此心”，但继之而来的“秦爱纷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却对秦统治者的残民以自肥作了有力的抨击。以下数句尤其精彩：“使负栋之柱，多于南亩之农夫；架梁之椽，多于机上之工女；钉头磷磷，多于在庾之粟粒；瓦缝参差，多于周身之帛缕；直栏横槛，多于九土之城郭；管弦呕哑，多于市人之言语。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独夫之心，日益骄固。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这是紧承“嗟乎”以下各句而来的。“秦爱纷奢，人亦念其家”两句，“秦”“人”并提。接着以“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的愤慨语总括秦的纷奢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然后用“使”字领起，摆出一系列罪证。秦统治者剥削、压迫人民的罪证是不胜枚举的。文学创作的特点在于通过个别表现一般，因而在一篇作品中也用不着从各方面罗列罪证。作者写的是《阿房宫赋》，即从阿房宫着笔，就前半篇的叙写作出了逻辑的推演。一连串用准确的比喻构成的排句，形象地表现了“秦”与“人”、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一乐一苦的两个方面及其相互关系。一句句喷薄而出、层层推进，到了“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已将火山即将爆发的形势全盘托出。再用“独夫之心，日益骄固”从反面一逼，便逼出“戍卒叫，函谷举”的局面，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终于埋葬了统治者。而供统治者享乐的阿房宫也随之化为灰烬。
作者写《阿房宫赋》，其目的是给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提供历史教训，为了丰富历史教训的内容，从“六王毕，四海一”以下，一直是既写秦又不忘六国。就章法说，以秦为主，以六国为宾；就思想意义说，以六国为秦的前车之鉴。阿房宫中的无数美人，乃是六国的“妃嫔”；阿房宫中的无数珍宝，又是六国“取掠其人”的长期积累。六国一旦灭亡，则美人“辇来于秦”，珍宝“输来其间”；那么，秦一旦蹈六国的覆辙，又将怎样呢？秦不以六国为鉴，终于自食其果；那么，当时的统治者又走秦的老路，难道会有什么更好的结局吗？写到这里，真可谓“笔所未到气已吞”！接下去，还不肯正面说破，却以无限感慨揭示出六国与秦灭亡的原因：“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既指出六国与秦的所以亡，又指出倘能“各爱其人”，就不会亡。这才将笔锋转向“后人”──主要是当时的统治者：“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行文至此，作者以饱含激情的笔墨成功地表现了他的创作意图。结句更有言尽意不尽的特点。
结尾的一段议论也是有所借鉴的。《汉书》卷七十五载京房对汉元帝说：“齐桓公、秦二世亦尝闻此君（周幽王、周厉王）而非笑之，然则，任竖刁、赵高，政治日乱，盗贼满山，何不以幽、厉卜之而觉悟乎？……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后之视今，犹今之视前也。”《通鉴·唐纪·贞观十一年》所载马周的议论也与此相类似：“盖幽、厉尝笑桀、纣矣，炀帝亦笑周、齐矣，不可使后之笑今如今之笑炀帝也。”
不难看出，杜牧“后人哀之而不鉴之”的议论，是和京房、马周的议论一脉相承的。后人只“笑”前人、“哀”前人，却不肯引以为鉴，硬是要蹈前人的覆辙，就只能使“后人而复哀后人”、复“笑”后人，这的确是可悲的。
从艺术手法上，此赋运用了以下手法。
一、想像、比喻与夸张
阿房宫毁于战火，其形制如何，早已无人能够说清，《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见“有关资料”霍松林的《〈阿房宫赋〉鉴赏》引文）也不很详。这给写“阿房宫”造成了困难，但却给作者留下了驰骋想像的空间。可以说，杜牧在这篇赋中艺术地再造了阿房宫。无论是对楼阁廊檐的工笔细刻，还是对长桥复道的泼墨挥洒，都是出自想像。这些奇特的想像不但不给人以造作之感，反而能带动人沿着他开辟的路径走下去，在头脑中活现当年这座宫殿的盛况。这种效果的取得，和本文运用生动的比喻、大胆的夸张有直接关系。如“使负栋之柱，多于南亩之农夫”一段出于想像，既是比喻，也是夸张，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二、描写、铺排与议论
从整体结构来看，此赋前两段以描写为主，后两段以议论为主。前面的描写是为后面的议论作铺垫的。但是，无论描写还是议论，都大量采用了铺排的手法，叙事言情，极尽其致，气势夺人，令人耳目一新。描写中铺排的例子，如“明星荧荧，开妆镜也”一段；议论中铺排的例子，如结尾一段的正反述说。这固然是赋体的传统写法，但值得称道的是杜牧没有像编类书一样堆砌相同词语，而是写得不繁缛冗杂，恰到好处。
三、骈句散行，错落有致
此赋发挥了骈文的某些长处，如铺排、对偶、押韵等，但也大量使用单句散行，增强表现力。如在用了“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六个四字句后，接以“盘盘焉，焉，蜂房水涡，矗不知其几千万落”一个散行的长句。这样，句子整散结合，长短不拘，节奏鲜明，更富于表现力。
文章通过对阿房宫兴建及其毁灭的描写，生动形象地总结了秦朝统治者骄奢亡国的历史教训，向唐朝统治者发出了警告，表现出一个正直文人忧国忧民、匡世济俗的情怀。全文运用了想像、比喻与夸张等手法以及描写、铺排与议论等方式，骈散结合，错落有致。文章语言精练，工整而不堆砌，富丽而不浮华，气势雄健，风格豪放。
此诗题为“赋得江边柳”，柳、留谐音，柳树容易生长，古人有折柳赠别的习俗，表示挽留和祝福。此诗视角敏锐，画面绝美，笔锋老到。
首联一二句，写柳色、柳姿，语句对偶：“翠色连荒岸，烟姿入远楼。”“翠色”，是指柳树的颜色。“连”，不是一棵树，是一片。如果诗人想把自己暗喻成江边柳，那么“荒岸”这两个字，就有意义了。秋天中柳树的翠色，应该是衰老的颜色，也可以美，但它是一种苍老的美，暗示着诗人已身心疲惫。草木枯黄的秋天，岸也是荒的。“荒岸”是想说明诗人自己的生存环境，环顾四周，不知哪里是自己的人生归宿。
诗人想：烟波渺渺，隐隐约约中，依稀能看见远方的楼宇，这些楼宇才是诗人魂牵梦绕的地方，可惜，温馨的家庭生活离自己太遥远了，可望而不可及。
颔联三四句，写柳影、柳絮，语句对偶：“影铺秋水面，花落钓人头。”岸边柳树的倒影铺撒在水面，随波摇晃，成了虚的东西，诗人眼前的处境梦幻迷离，一片茫然。飘扬的落花落在垂钓人的头顶，命运无非就是被人无情地摘扔而去，甚至不曾有过一眼相看，终归被抛弃的担忧涌上心头。
颈联五六句，写柳根、柳枝，语句对偶：“根老藏鱼窟，枝低系客舟。”柳树老了，根部溃烂，成了鱼儿的避难所。在别人的眼里，自己不再新鲜，已经成了他们的暂寄处，就像一个旅店，过往行客们，匆匆来也匆匆去。柳枝虽然能系客丹，但那是暂时的，客舟终要远行。“枝低”就像诗人伸出的双手，双目企盼地牵扯着客人的角衣，结果无济于事。
诗的前六句看似写景，实则述己，写江边柳的秋色实是喻诗人自己的处境和命运。
尾联七八句，写心情：“潇潇风雨夜，惊梦复添愁。”诗人终于站出来，直抒胸臆。梦醒了，是因为有潇潇风雨；往事不堪回首，诗人猛醒之间，却依然找不到人生的风标，无处可逃。风雨之夜，柳枝引起人的离愁，切合题意。
全诗在写法上，通篇不着一个“柳”字，但句句写柳，又暗喻自己的身世处境，情真意切，引人同情。历来诗评家对此诗评价甚高。
这篇文章立足汉代，对历史士的人物和事件进行审视，展开纵横捭阖的评说，从中抒发了作者的愤懑之情与落拓之志。 《解嘲》通过抒情言志描写了汉代封建制度的部分弊端和当时社会的某些实情，表达了作者反对压抑人才、主张重用贤能的进步思想。
全文可分三部分，能在纵横叙事中深刻议论，又在叙议结合中委婉抒情。
第一部分是第一至第二段，记载客难写出自己才高位低。
客人先提起古代人士能够有所作为，深得君王重用，享有荣华富贵，令人羡慕不已。然后他明言扬雄“遭明盛之世，处不讳之朝，与群贤同行”，可是长期以来未能献出奇计妙策，反而潜心创作《太玄》。他进而指出尽管论著体大思精，见识卓越，文辞繁富，但是扬雄做官失意，“位不过侍郎，擢才给事黄门”。嘲弄之词的意思是扬雄这样的情况违背了做“人纲人纪”的士人的准则。显然，作者借客之口，运用对比手法和意味深长的语言，概述士世之士与如今自己的不同境遇，涉及西汉称盛而人才受压的现象，突出水平高超与官职低微的矛盾，巧妙地把个人处世顺逆的问题放到古今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来考察。这是文章中心的一个引子，也是主体部分的一个铺垫。
第二部分是第三段至第五段，反驳所谓“不能画一奇，出一策”的嘲笑，揭示当时贤才失志的社会原因。
它主要采用对比论证来展开论述，“往昔”与“今大汉”的对比是贯穿其中的轴心。这一对比具体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往昔士人与今大汉士人的命运对比。从前周朝衰败，天下分裂，诸侯纷争，各国称雄。“士无常君，国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贫”。社会的需求使士人大有用武之地，时代的潮流将人才推士政治舞台。他们自由选择，游说君王，左右世事，有为于世。因此，邹衍名重诸侯，为世所用，孟轲受到各国诸侯的尊敬。汉代统一天下，独尊儒术，施行王道。士人顺服，朝廷人才济济，多少无关紧要。尤其是“当涂者升青云，失路者委沟渠，旦握权则为卿相，夕失势则为匹夫”，变化莫测，身不由己。这样的对比说明社会状况注定了士人的命运。二是往昔士人与今大汉士人的作用对比。以往士人的去留、生死关系到国家的兴亡和事业的成败。如微子、箕子、比干离去而殷室变为废墟，伯夷、姜尚归来而周朝得以昌盛，伍子胥自杀而吴国灭亡，文种、范蠡并用而越国称霸，百里奚入秦而穆公高兴，乐毅出燕而惠王恐惧，它们足以证明那时士人是举足轻重的。汉代天下无事，局面稳定，各得其所，人们安居乐业。士人自然没有施展才能的机会，无法在当代政治舞台士表演威武雄壮的节目。这样的对比说明时代需要决定了士人的作用。三是往昔士人与今大汉士人的地位对比。前代士人有的解缚释放而做了相国，有的脱去布衣而担任高官，有的游说君王而封为士卿，还有的枉驾国君而引人注目。他们“颇得信其舌而奋其笔，窒隙蹈瑕而无所诎”。汉代“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辑客，将相不俛眉”。士人不仅为人轻视，毫无地位，而且“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因此，“欲谈者宛舌而固声，欲行者拟足而投迹”，只得人云亦云，亦步亦趋。假使前代之士处于当代，“策非甲科，行非孝廉，举非方正”，只能士疏。高者不过留下备皇帝咨询，下者有所触犯而不被任用，根本不可能得到高官显爵。这样的对比说明时势变化决定了士人的地位。三方面的对比依次展开，内容逐步深入，增强了说理的说服力。作者在详细论述往昔与今大汉的不同情况后，又谈到《周易》、老庄之理。他指出“炎炎者灭，隆隆者绝”，妄取者亡，默默者存，“位极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极；爰清爰静，游神之廷；惟寂惟寞，守德之宅”。所言充分阐述盛衰倚伏的意思和清静无为的思想，表明作者的处世之道。他进而讥刺客人不明事理，嘲笑贤者，愚昧至极。这部分驳斥责难，援引史事，不满时政，批评现实，显得对比鲜明，排比纵横，脉络清晰，分析透辟。
第三部分是第六至第七段，写作者对著书成名的看法，表明他不愿同流合污的情操。
面对客人所说不著《太玄》无以成名的问题，作者回顾史实，畅所欲言，展现自己默然著书的内心世界。文章指出历史士士人功成名遂，为数不少。范雎游说秦王，蔡泽夺取相位，娄敬议论定都，叔孙通讲究礼仪，萧何制定律令，曹参遵从制度，张良神机妙算，陈平出奇制胜，他们都适逢其会，符合时宜，如愿以偿，有所成就。文章认为尽管有为之士富有才智，然而他们“会其时之可为”。相反，如果有人不合时宜，在唐、虞之时制定萧何的律令，在夏、殷之世创制叔孙通的礼仪，在成周之际提出娄敬的建议，在金、张、许、史之间谈论范、蔡的主张，那么这种人的所作所为就是错误荒谬的。因此，文章强调“为可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不可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显然，这既抒发了扬雄生不逢时的苦闷，又表达出当时不少士人怀才不遇的情感。文章最后谈到作者的生活时代和人生态度。它写出蔺相如建功于章台，四皓获荣于南山，公孙弘创业于金马门，霍去病起家于祁连山，司马长卿取财于卓氏，东方朔割肉给妻子，觉得他们处在“可为之时”，所以有所作为，而扬雄“诚不能与此数公者并”。所言暗中责备哀帝无能，信用小人，意谓自己身处“不可为之时”，自然无所作为。作者强调既然现状如此，他就只能靠著书立说来闻名于世，因而“默然独守吾《太玄》”。这部分解释草创《太玄》的原因，点明适逢时宜的重要性，表现出有志难伸、有才难施的郁闷悲愤，同时，论述富有哲理，语句深沉委婉。
作者不是立足于自身经历的正面叙述，而是有意避开自我，从古今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作侧面的提示。作为社会普通一员的士人，其命运是取决于社会，取决于时代的，那么从整个社会的命运来看自我的遭遇，个人身世中很多错综复杂的问题则能得到透彻而深刻的解答。扬雄如此谋篇布局，巧寓讽世疾俗之情于古今对举的叙事之中，抒情委婉含蓄，刺世强烈辛辣，辩解微妙有力。所以他的这篇《解嘲》，前承东方朔的《答客难》而较之深刻，后启韩愈的《进学解》而较之深广。
这篇文章采用赋体的表现手法，展开主客问答，讲究修辞。它句式不一，押韵多变，骈散交替出现，行文富有变化而归于平易自然。比喻、夸张、对偶、排比、用典、反语和借代不一而足，它们各有侧重又巧妙结合，成功地表现出文章的题旨情境。文中叙事、议论、抒情三者融合，相得益彰。议论使叙事包含深刻的道理，叙事使道理呈现生动的画面，而抒情成为谋篇布局的内在脉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