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思”取之于诗篇中“少歌”之首句。对“抽思”的解释，王逸《楚辞章句》谓：“为君陈道、拔恨意也。”朱熹《楚辞集注》认为：“抽，拔也。思，意也。”王夫之《楚辞通释》说：“抽，绎也。思，情也。”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以为：“抽，拔也。抽思，犹言剖露其心思，即指上陈之耿著言。”
从体式上看，此篇有个与它篇不尽合一的独特篇章结构：除篇尾有“乱辞”外（这是《九章》中多数篇所具备），还增加了“少歌”与“倡曰”两种形式，此为它篇（如《离骚》、《九歌》及《九章》其它篇等）所罕见。所谓“少歌”，朱熹《楚辞集注》认为乃类同于“小歌”，是诗章前部分内容的小结。
所谓“倡曰”，即是“唱曰”，是诗章第二部分内容的发端。联系此篇整体内容，这别具一格的“少歌”与“倡曰”至少起了两个作用：其一，内容结构上的转换，由前半部分刻画与君不合、劝谏无望而生的忧思之情，转向了独处汉北时心情的描摹，“少歌”与“倡曰”在这里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使诗篇顺理成章；其二，诗篇的结构体式有所突破，给人耳目一新之感，避免了单一化叙述的单调与呆板，产生了回旋曲折的艺术效果。
此诗回忆自己向楚王建议革新政治，遭受谗害而被放逐的情况，所写的是把作者蕴藏在内心深处像乱丝般的愁情抽绎出来。全诗流贯着缠绵深沉、细腻真切的怨愤之情，它贯穿了诗的始终，又紧扣了诗题“抽思”，并时时与之相照应。
诗篇一开首即扣住了题目”抽思“——以忧伤入题，用一连串具有鲜明感情色彩的词汇一下子将读者引入了“忧伤”的氛围，从而步入了诗人刻意营造的感情王国。
诗人丰富复杂的情感是随着诗章的逐步展开而渐次委婉吐露的。诗篇先从比喻入手，描述了诗人的忧思之重犹如处于漫漫长夜之中，曲折纠缠而难以解开，由此自然联系到了自然界——“谓秋风起而草木变色也”（朱熹语）；继而写到了楚怀王，由于他的多次迁怒，而使诗人倍增了忧愁，虽有一片赤诚之心，却仍无济于事，反而是怀王多次悔约，不能以诚待之。诗人试图再次表白自己希冀靠拢君王，却不料屡遭谗言，其心情自不言而喻——“震悼”、“夷犹”、“悝伤”、“惦儋”，一系列刻画内心痛苦词语的运用，细致入微地表现了诗人的忠诚与不被理解的窘迫。“望三五以为像兮，指彭成以为仪”，“善不由外来兮，名不可以虚作”，——一番表露，既是真诚的内心剖白，也是寄寓深邃哲理、予人启迪的警策之句，赋予诗章以理性色彩。
“少歌”后的“倡日”部分，叙述角度有所转换。这部分以由南飞北的鸟儿作譬，刻画了诗人独处汉北时“独而不群”、“无良媒”的处境，其时其地，诗人的忧思益增：“望北山而流涕兮，临流水而太息”两句，令人读之怃然。值得注意的是，诗篇至此巧妙地插进了一段梦境的描写，以此抒写诗人对郢都炽烈的怀念，使读者似乎看到诗人的梦魂由躯体飘出，在星月微光下，直向郢都飞逝，而现实的毁灭在空幻的梦境中得到了暂时的慰藉。这是一段极富浪漫色彩的描绘。
诗篇最后部分的“乱辞”完全照应了开头，也照应了诗题。诗人最终唱出的，依然是失望之辞——因为，梦幻毕竟是梦幻，现实终究是现实，处于进退两难之中的诗人，无法也不可能摆脱既成的困境，他唯有陷入极度矛盾之中而藉诗章以倾吐心绪，此外别无选择。
全诗最大的特色，应该是流贯全篇的缠绵深沉、细腻真切的怨愤之情，它贯穿了诗的始终，又紧扣了诗题“抽思”，并时时与之相照应。
同一题材，在不同的作家笔底，表现各异；试听“琵琶”，一到作者手里，即翻作新声，不同凡响。这首词借唐玄宗年间有关琵琶和音乐的典故，抒写北宋沦亡之悲，讥讽南宋小朝廷耽于安乐。全词以弹琵琶为喻，事实上“弹”（谈）的是国家兴亡之曲。
此琵琶，乃檀木所制，尾刻双凤，龙香板为拨，何其精美名贵！“凤尾龙香拨”。这杨贵妃怀抱过的琵琶，它标志着一个“黄金时代”。作者在此，暗指北宋初期歌舞繁华的盛世。而“霓裳曲罢”则标志着国运衰微与动乱开始。借唐说宋，发端即点到主题而又不露痕迹，可谓引人入胜之笔。
“浔阳江头”二句，一转，用白居易《琵琶行》所叙事。源自“浔阳江头夜送罢，枫叶荻花秋瑟瑟。”交代了地点，是浔阳江头。浔阳也就是今天的九江市；浔阳江头也就是前边序中所说的湓浦口。白氏在江边关罢“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罢不发。”诗序云“是夕始有迁谪意”，是听了琵琶曲与弹奏女子自述身世之后的所感。词以“最苦”二字概括，表明作者也有同感。“画舸”句用郑文宝《柳枝词》“亭亭画舸系春潭”句意。作者以白居易的情事自比，并切琵琶，其“天涯沦落”之感亦可知矣。
“记出塞”接连数句又一转，从个人遭遇写到国家恨事。“望昭阳宫殿”等句分明是写一种特殊感情，与当日昭君出塞时去国怀乡之痛不完全是一回事。这里恐怕是在暗喻“二帝蒙尘”的靖康之变。这种写法在南宋词家中也不乏其人。姜夔《疏影》词中亦有“昭君不惯胡沙远，但暗忆江南江北”之句，郑文焯亦云“伤二帝蒙尘，诸后妃相从北辕，沦落胡地，故以昭君托喻”。
“辽阳驿使”数句转到眼前的现实。词人怀念北方故土，联想琐窗深处，当寒气袭人时，闺中少妇正在怀念远戍辽阳而杳无音信的征人。她想藉琵琶解闷，结果愈弹愈是伤心。“推手”等句，指弹琵琶，汉刘熙《释名·释乐器》：“枇杷，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枇，引手却曰杷，象其鼓时，因以为名也。”欧阳修《明妃曲》本此而有“推手为琵却手琶”之句；所弹之曲为《梁州》。《梁州》即《凉州》，唐西凉府所进边地乐曲，梁、凉二字唐人已混用。唐段安节《乐府杂录》谓贞元初康昆仑翻入琵琶。白居易诗：“《霓裳》奏罢唱《梁州》，红袖斜翻翠黛愁。”可见其声哀怨。“哀彻”两字加深了悲凉的意绪。“云飞烟灭”已将上文一齐结束，“贺老”句便是尾声。
这尾声与发端遥相呼应，再次强调盛时已成过去，已成为历史。贺老即贺怀智，开元、天宝间琵琶高手，他一弹则全场寂静无声。元稹《连昌宫词》云：“夜半月高弦索鸣，贺老琵琶定场屋。”“贺老定场”即无消息，则“沉香亭北倚栏干”（李白《清平调》）的贵妃面影当然也不可见，这“凤尾龙香拨”的琵琶亦无主矣。故作者云“弹到此”即“鸣咽”不止，写悲慨无穷的国难家愁。
此篇手法新颖，从章法上看与《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可并为姊妹篇，都列举了许多有关的典故，而其中皆有一线相连。即所用典故中情事都与词人内心的情感和生活经历有关，与当时时代特点有关，故典故虽多，却不为事所累，且抒情气氛浓郁。仍觉圆转流丽。由此可联想到唐时李商隐的《泪》（永巷长年怨绮罗）一诗，也是列举古来各种挥泪之事，最后归结为一事。辛词章法可能学自李诗，而又有出蓝之妙。再上溯可找到江淹的《恨赋》、《别赋》，李白《拟恨赋》等类篇章，作者用之以为词，可谓创新。
此词除使用典故多能流转自如外，还显示了辛词的另一特色，即豪放而兼俊美，所谓“肝肠似火，面目如花”者。词中如“望昭阳宫殿孤鸿没”句，不独用昭君出塞之典故，且含嵇康“目送归鸿，手挥五弦”（《四言十八首赠兄秀才入军》）的诗意，形象很美，韵味亦深长。又“轻拢慢捻”四字，不独是用白居易诗点出弹琵琶，而好在将闺人愁闷无意绪、心情懒慢的神态也随之描画出来了。“泪珠盈睫”，令人想见那长睫毛闪动的晶莹珠泪，非而见美，更渲染了哀怨气氛，烘托了主题。
前人评辛词曰“大气包举”，所谓“大气”，就是指贯穿在词中那种浓烈的爱国之情，沉郁而激昂。而他的词风却不见粗犷，反倒是思理细腻绵密，语言华丽高雅，虽“用事多”，不嫌板滞。“情”在其中，密处见疏，实中有虚，令人读后有荡气回肠之感。
这是一首咏物词。咏物抒怀历来是文人骚罢常情，但也是比较难以把握的写作。稼轩此词，初看不过是有关琵琶典故的堆积，所以有的评家不太看好；但是细推敲来，所用之典皆不是随意捻来，而是用心良苦，所以此词也为真正识家所赞美。
凤尾龙香拨：此句是指杨贵妃所用琵琶。
自开元、霓裳曲罢，几番风月：《霓裳》指唐代著名的《霓裳羽衣曲》，《霓裳》曲罢指杨贵妃之死。白居易《长恨歌》有“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之句。
最苦浔阳江头罢，画舸亭亭待发：白居易《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罢，枫叶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罢不发。”
记出塞、黄云堆雪。马上离愁三万里，望昭阳宫殿孤鸿没：指昭君出塞。昭阳殿，汉朝未央宫中的殿名。
辽阳驿使音尘绝，琐寒窗、轻拢慢捻，泪珠盈睫：沈云卿《古意》：“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辽阳，唐代边防要地，在今辽宁境内。白居易《琵琶行》：“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幺。”
推手含情还却手，一抹梁州哀彻：欧阳修《明妃曲》:“身行不遇中国人,马上自作思归曲。推手为琵却手琶,胡人共听亦咨嗟。玉颜流落死天涯,琵琶却传来汉家。汉家争按新声谱,遗恨已深声更苦。”《梁州》，唐代教坊曲，亦名《凉州》。
贺老定场无消息：元稹《连昌宫词》：“夜半月高弦索鸣，贺老琵琶定场屋。”贺老指唐代琵琶高手贺怀智。
想沉香亭北繁华歇：沉香亭为唐玄宗与杨贵妃经常活动的场所，李白《清平调》：“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杆。”
此词不是风花雪月之笔。开头写唐，实则写宋。作者自比浔阳江罢，有天涯沦落之感。昭阳宫殿已不可见，“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让人联想起靖康之难。读至此，痛感之情不亚于岳武穆“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长安难望，辽阳呢？音信全无！凉州呢？一曲哀彻！汉朝故都，唐代边镇，如今都沦落金人之手！那唐玄宗与杨贵妃经常游乐的沉香亭，早已是一片荒芜了！读此有“黍离之悲”也！
琵琶，好音者看来，乐器也；闺怨者看来，倾诉也；无关者看来，一物也。而稼轩看来却有无限家国之恨！此与碌碌鼠辈之别也！
这两首诗传递了诗人无限复杂的感情，对兄弟的关爱之情充溢诗间。第一首写初得消息，怜弟而复自伤；第二首叙兄弟远离，而叹资生无计，不但兄弟两人难保，且家人命如悬丝。全诗语言精练，情感真挚，不事夸张与渲染，充分体现了杜诗的现实主义风格。
两首诗非常真切地道出了兄弟二人的手足之情，可以说句句是血，字字是泪。让人边读边为之心动。特别是最后四句，“不知临老日，招得几时魂”，“两京三十口，虽在命如丝”，从这诗句中，几乎能听到诗人的哀泣声，这不是夸张，也不是渲染，这是诗人真实心情的写照。
历史造成了兄弟之间相隔千里的局面，从而，也垒成了兄弟之情的坚实台阶。与其说，诗人在开展对弟弟的关怀，不如说，诗的主题在于“消息”的描绘到底怎样才能尽情。在诗的启程之际，已有书信的铺垫，不一定有热烈的问候，但骨肉联系的桥梁令人放心。作为隐私的“消息”，可以在诗的放大镜前，转化为公共事件的考察，从而，在勾勒兄弟之情与展露时局变化之间找到共同点。他的回函可以只装下这两首诗，而不必用散文体的书札：这两首诗兼顾了确切读者与理想读者的需要——即使是他的弟弟打开信札读到它们，也不会嫌弃其中载有的危言耸听，按照他所理解的文化传统，他能接听到他的哥哥诗与信合二为一的决心，以及当初哥哥耳畔响起的种种天籁。简言之，作为家人，远在千里之外的弟弟定能理解诗人给诗下的一个定义：诗是信念。
信，可谓对生存的禀告与报答；而诗，不妨理解为人生的筹划与安慰。正因为凭借诗的广阔胸怀，他在一种私密的二人对话中勇敢地涉及政局的动态。他不仅是要求亲人分享或分担他对时局的敏感，而且他假定了这种敏感一经装入诗的怀抱，就会变成认知世界的能力，从而与广袤历史并驾齐驱，赢得不朽。由不得他在回复中介绍异乡趣闻或者对一只乌鸦的十三种观察方式，他提笔之际，抬眼望去，就是烽烟的缭绕，竖耳听去，那边就有不绝的涕泣。他要在三种诉求上谋取平衡点：一是诗的体制，二是作为信仰的答复，三是因时制宜地参与现实的认知。随着笔墨的铺展，“弟弟”作为这两首诗的确切读者的惟一性被稀释了，他意识到了他人目光正流连其中，渐渐地，措辞摆脱了对信的服从或服务，更多地听命于诗的理想或理想读者的召唤。其中作为支撑信息的兄弟之情在兼顾中体现出惜墨如金的效果。
于是，当他直接指明弟弟的懦弱时，看似一反常态，但依靠对偶装置——那种能迅速擦拭言辞锋芒的设施，他顺利地促成了懦夫形象的合理化及其对情义的有增无损的奉献。在“吾衰”的表白之余，“汝懦”不再是丝毫的贬抑，反而像撬起诗人形象的一根杠杆。承认二人之间的共性，拉拢了词与词之间的缝隙，同时，也合乎诗历来所倡导的一事与另一事相辅相成的审美原则。可以说，通过诗的铺排，“弟弟”的懦弱变成了“哥哥”呵护的义务，以及为了承担这一义务他开展的内心斗争，尤其是个体的懦弱被置入一种宏大的时代背景中，使得读者有理由相信造成一个人懦弱的起因来自外部世界，而非这个人的天性。
事实上，探讨人的懦弱、衰老，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也不容易谈出新意，不如当它们是时局在人身上形成的缩影，或者谓之诗人对生存时间的意识混淆了希望与怅望的边界，之后，借助诗的体制，他果断地从中摆脱出来，立即唤出两只鸟雀，擦着兄弟之情的古典波纹或者烽烟中隐隐约约的鼓点，飞跃了这一可能形成险情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