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封给曾巩的回信就是一篇研讨治学之道的说理文。文章首段围绕“佛经乱俗”这几个关键字，既交代了写信的缘由，也为下文的辩驳的展开作铺垫；接下来的第二段，作者并不急于反驳曾子固对自己的批评，而是宕开一笔，阐述自己的治学之道；第三段，作者正式转入对曾子固的反驳，提出“方今乱俗不在于佛”，而是由于世人沉迷功名利欲的观点。文章虽然篇幅短小，但语言简峭，逻辑严密，剖析深刻。
这封信的中心论题是围绕读经书的问题展开的。儒家经典是宋代知识分子必须习诵的读本，这是他们应试入仕途的敲门砖。王安石当然不可能例外。但是他认为读书不能局限于儒家经典的范围，而应该广泛涉猎，拓宽视野，“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这里有两层含意，一方面他突破了儒家的传统观念，把“诸子百家”以及先秦时期的医学著作列为研读的范围；另一方面又注重实际调查，向有实践经验的农民、女工等请教，无所不问。这些独具只眼的议论，充分反映了作者的远见卓识。王安石正是从广泛接触并且咀嚼吸收传统文化中形成了自己独具的思想体系。
在这封信中，他为了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不仅举出西汉扬雄对墨家、道家和法家的著作也无所不读而不受扰乱的事实，加以论证，使信中的立论更富有说服力，而且对曾巩所谓佛经乱俗的说法，简当精辟地阐明个人见解。他指出当今之世，乱俗不在于佛，乃在于学士大夫沉没利欲而不能自拔。由于作者洞悉时事，目光敏锐，因此这里所下的判断，可谓一语破的，言简意深。从表层来看，这是对曾巩来信的直截了当的回答，实际上是对当时士大夫尊经泥古、死读儒家经典章句的社会思潮的尖锐批评，因而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战斗作用。
这封信的篇幅虽短，但写得理足气壮，不仅论据充实，说理透辟而有新意，而且首尾呼应，逻辑严密而无赘语，笔墨精练简明，体现了王安石散文峭厉严谨的风格特色。
这首散曲讲述作者辞官后精心作诗，纵情饮酒，面对眼前的杨柳轻烟、梨花明月，沐浴着海棠清风，早已不想进入虚荣煊赫的相府王宫，从而表现出主人公执着的人生追求和对自己所选择的道路的肯定，以及他对现实还有不满和牢骚。此散曲格调高远，文字显白流畅，感情真朴醇厚，无论抒情或是写景，都能出自真情而较少镂刻。
“诗磨的剔透玲珑，酒灌的痴呆懵懂”，起首的这两句领起全篇，是对作者生活状态的总体概括：精心作诗，纵情饮酒。作者辞官回乡之后，寄情诗酒，对诗文穷尽心力、千锤百炼，精益求精；对醇酒，则是甘之如饴，如饥似渴，沉溺其中而难以自拔。这两句虽然十分简括，但却含蓄曲折地反映了作者此时的心境：“诗言志。”在诗文之上如此尽心竭力，说明张养浩并未完全忘却世事，也并不想将自己胸中的锦绣才华彻底埋没于乡野田园。沉浸于酒，更表现了其内心的不平静，作者满腹的牢骚和不满只是碍于当时现状不敢明言。
“高车大纛成何用，一部笙懵断送”，这两句乃自嘲之语，自问自答中对往昔混迹官场、虚荣煊赫的生活进行了否定：纵然生前有高官厚禄加身，佳人艳妇环绕，死后也不过是一抔黄土埋葬，一部笙懵发送罢了。至于坟墓是否豪华， 丧懵是否热闹，已经毫无意义。
前文写对现实生活的摒弃、否定，不过是为下文描写闲云野鹤般的生活做铺垫。其后，作者极尽铺张谊染之能事，将自己辞官后的生活描写得乐趣备至，令人心驰神往：“金波”“银瓮”“翠袖”“玉钟”，这两句以器具的精美珍贵、衣饰的华丽精巧来反映府中生活的奢华； 皎洁明亮的月光之下，微风夹杂着海棠香气拂面而过，“绿杨烟”“梨花月”“海棠风”将作者的生活环境渲染得十分雅致。本来极为寻常的田园生活，在摆脱了俗世羁绊、无牵无挂的作者心中，却生发出了无限奇思妙想，产生了十分惬意的感受。
因此，“闲受用”的作者， 对“丞相府”“帝王宫”中尔虞我诈、污浊不堪的生活才毫无留恋之情，坚守自己随缘自适、乐天知命的人生哲学，执著于自己所选择的远离官场、忠于本心的生活方式。这既是作者对自我价值的发掘和重视， 也是作者与黑暗社会决裂的坚定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