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柳永漫游长安时所作的一首怀古伤今之词。上片写词人乘舟离别长安时之所见。“参差”二句，点明所咏对象，以引起伤别之情。回首遥望长安、灞桥一带，参差的柳树笼罩在迷的烟雾里。风光和景物还和汉、唐时代一样。词人触景生情，思接百代。“衰杨”三句，进一步写灞桥风物的沧桑之变，既“古”且“衰”的杨柳，几经攀折，那婀娜多姿的细腰早已憔悴不堪了。时值霜秋，没有暖意融融的春风，杨柳已经不堪忍受，况复“几经攀折”，唯有憔悴而已矣！拟人化修辞手法的运用，不仅形象生动，而且也增强了表达效果。上片通过描绘眼中景、心中事、事中情的顿挫，写出了词人伤别中的怀古，及怀古心中的伤今。
下片写离长安时置身舟中的感触。“夕阳”句，点明离别之时正值暮秋的傍晚，一抹淡淡的夕阳，映照着古城烟柳。连用三个形容词“闲”、“淡”、“老”，集中描写“夕阳”的凋残，“秋光”更是“老”而不振，清冷孤寂的环境，令人颓丧、怅恼的景物与词人自己愁怨的心情交织在一起，使他愈增离恨。“离思”句，极写离思之多、之密，如长满杜蘅的郊野。然后以“阳关曲”和“断肠声”相呼应，烘托出清越苍凉的气氛。结句“独自凭兰桡”，以词人独自倚在画船船舷上的画面为全篇画上句号，透露出一种孤寂难耐的情怀。
本词紧扣富有深意的景物，以繁华兴起，又陡转萧瑟，有咏古之思和历史变迁之叹，但未触及历史事实，不加议论，只是通过描写富有韵味的景物和抒发离情别绪来突出感情的波澜起伏，虚实互应，情景相生，笔力遒劲，境界高远。
开篇总揽灞桥全景“参差烟树灞陵桥”一句，直接点明所咏对象，暮色苍茫中，杨柳如烟；柳色明暗处，霸桥横卧。灞桥是别离的象征，眼前凄迷的灞桥暮景，更易牵动羁泊异乡的情怀。灞桥不仅目睹人世间的离鸾别鹤之苦，而且也是人世沧桑、升沉变替的见证。“风物尽前朝”一句，紧承首句又拓展词意，使现实的旅思羁愁与历史的兴亡之感交织，把空间的迷茫感与时间的悠远感融为一体，貌似冷静的描述中，透露出作者沉思的神情与沉郁的情怀。“哀杨古柳”三句从折柳送别着想，专写离愁。作者想象年去岁来，多少离人此折柳赠别，杨柳屡经攀折，纤细轻柔的柳条竟至“憔悴”！此词写衰杨古柳，憔悴衰败，已不胜攀折。以哀景映衬哀情，借伤柳以伤别，加倍突出人间别离之频繁，别恨之深重。
自“夕阳闲淡秋光老”一句始，词境愈加凄清又无限延伸。面对灞桥，已令人顿生离思，偏又时当秋日黄昏，日色晚，秋光老，夕阳残照，给本已萧瑟的秋色又抹上一层惨淡的色彩，也给作者本已凄朝的心灵再笼罩一层黯淡的阴影。想到光阴易逝，游子飘零，离思愁绪绵延不尽，终于溢满蘅皋了。“离思满蘅皋”，是用夸张的比喻形容离愁之多，无所不在。
“一曲《阳关》”两句，转而从听觉角度写离愁。作者目瞻神驰，正离思索怀，身边忽又响起《阳关》曲，将作者思绪带回别前的离席。眼前又进行一场深情的饯别，而行者正是自己。客中再尝别离之苦，旧恨加上新愁，已极可悲，而此次分袂，偏偏又传统的离别之地，情形加倍难堪，耳闻《阳关》促别，自然使人肝肠寸断了。至此，目之所遇，耳之所闻，无不关合离情纷至沓来。词末以“独自凭兰桡”陡然收煞。“独自”二字，下得沉重，依依难舍的别衷、孤身飘零的苦况，尽含其中。
这首词运用了回环断续的艺术手法，借助灞桥、古柳、夕阳、阳关等寓意深远的意象，不加丝毫议论，只通过凭吊前朝风物，就抒发无限的感慨，做到了“状难状之景，达难达之情，而出之以自然”（《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
古时的文人在不满现实而又无力改变现实时，往往借虚幻的境界寄寓自己的政治理想。王绩这篇文章借用神话传说中的一些情节，塑造了“醉乡”这样一个“其气和平一揆”“其俗大同”的理想王国，其间“无爱憎喜怒”“刑措不用”，无为而治，常人难达其地，只有“爱道者”阮籍、陶潜等十数个“酒仙”，有幸“游于醉乡”。
王绩曾在隋朝为官，年轻时，也有立功封侯的壮怀；入唐后，对新王朝不满，不久就弃官归隐。他仿效陶渊明、阮籍、刘伶诸人，纵情饮酒，蔑视礼法，以这种方式宣泄心中的块垒，企求精神的解脱。他把醉乡看作理想境界，就含有以醉态与现实抗争的意思。《新唐书·王绩传》言王绩“著《醉乡记》以次刘伶《酒德颂》”。刘伶的《酒德颂》直接颂扬酒德，对陈说礼法的“贵介公子、缙绅处士”表示了极度的蔑视；王绩的《醉乡记》则宣扬醉乡功德，以嗜酒来麻醉自己，表露了逃避现实、明哲保身的消极态度。
文中对醉乡的状写受到《老子》《庄子》中有关内容及陶渊明《桃花源记》等多方面的影响，其中有如同桃花源一样平旷开阔的自然环境，有如同庄子《逍遥游》中所描绘的“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的神仙一般的居民，也有类似老子赞美的“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的生活习俗。作者把这些特征汇聚于笔下，创造出一个无是非纷争、无矛盾差异的境界，人归返于自然之中，呈现出与自然同样质朴率真的风尚。但值得注意的是，陶渊明作《桃花源记》，其记述重点完全在理想国自身，以桃花源没有压迫欺榨、人人平等的社会特征及其与外界隔绝的状态，显示出与现实的区别，表明对现实的否定；而此文虽然也创造了一个与世不同的境界，但作者对其描写却比较简单粗略，更多的篇幅则用于叙述古代各朝君王与醉乡的关系之上，其中有以不同方式与醉乡交往的黄帝、尧、舜和周武王，也有与醉乡隔绝的禹、汤、桀、纣以及幽、厉、秦、汉各代。这样，醉乡就不仅是理想的象征，也成为衡量评判现实社会的标准。
显而易见，作者肯定的是与醉乡有交往的君王，而否定与醉乡隔绝的君王。他以这样的褒贬方式，进一步揭示了醉乡所象征的理想社会的思想内涵，而同时，也流露出他思想上存在的矛盾。他没有让历史上有贤君之称的禹、汤与醉乡发生联系，原因是“禹汤立法，礼繁乐杂”，这表明他把醉乡与封建礼法相对立，反映了他反对封建礼法的态度。但另一方面，他的褒贬又基本符合儒家的传统标准。他肯定了周武王的政绩，赞美周武王统治的社会“四十年刑措不用”，说明他并非笼统地一概反对封建礼法，因为西周恰恰是孔子最推崇的朝代，复辟周礼是孔子孜孜以求的目标，历代封建统治者也把西周视作礼法制度最完美的典范。他更渴求的不是取消封建礼法，而是祈求一个合其心意的贤君。他的不满产生于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当他以一种特殊形式表示与现实的对抗时，思想深处并没有真正背离儒道的基本原则。
他写到在与醉乡隔断的朝代，总有爱道者私至醉乡，而自己也得以游历醉乡。显然，他是把阮籍、陶渊明引为同调，同时也暗示自己所处的正是不能与醉乡相通的朝代。他以醉乡对抗封建礼法，主要是出于对现实的不满，他把能与醉乡相通者称为“爱道者”，以与丧乱的时代相对立，说明他终究还是把封建之道作为立身准则，并非真是醉乡之人。
这篇文章以醉名乡，所举的人和事都与酒有关联，如夏桀与糟丘，黄帝立酒人氏之职，阮籍、陶渊明的酣饮等。这些都有史可查，巧用于文中，自然而富有趣味，足见构思的精妙。在用字上，也很见作者的苦心，如写与醉乡的关系，禹汤用“隔”，桀纣用“不见”，幽厉等则用“绝”，用字的差异表明作者对他们的贬抑程度的不同，他对后两者的态度显然比对禹汤更为严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