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早年因避乱来到江南,曾经旅居苏、杭二州。晚年又担任杭、苏刺史多年。江南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也与那里的人民结下了深挚的友谊,直到晚年回到北方以后,仍然恋恋不已。三首《忆江南》词就是这种心情下的产物。作品表达了诗人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对以后文人词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白居易曾经担任杭州刺史,在杭州呆了两年,后来又担任苏州刺史,任期也一年有余。在他的青年时期,曾漫游江南,旅居苏杭,应该说,他对江南有着相当的了解,故此江南在他的心目中留有深刻印象。当他因病卸任苏州刺史,回到洛阳后十二年,他六十七岁时,写下了这三首忆江南,可见江南胜景仍在他心中栩栩如生。
要用十几个字来概括江南春景,实属不易,白居易却巧妙地做到了。他没有从描写江南惯用的“花”、“莺”着手,而是别出心裁地从“江”为中心下笔,又通过“红胜火”和“绿如蓝”,异色相衬,展现了鲜艳夺目的江南春景。异色相衬的描写手法,在大诗人杜甫的诗里常常可见,如“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两种不同的颜色互相映衬,使诗意明丽如画。白居易走的也是这条路,从他的诗里也可见端倪,“夕照红于烧,晴空碧胜蓝”、“春草绿时连梦泽,夕波红处近长安”、“绿浪东西南北水,红栏三百九十桥”。因而江南的春色,在白居易的笔下,从初日,江花,江水之中获得了色彩,又因烘染、映衬的手法而形成了人们想象中的图画,色彩绚丽耀眼,层次丰富,几乎无需更多联想,江南春景已跃然眼前。
题中的“忆”字和词中的“旧曾谙”三字还说明了此词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层次:以北方春景映衬江南春景。全词以追忆的情怀,写“旧曾谙”的江南春景。而此时,作者却在洛阳。比起江南来,洛阳的春天来得晚。作者写于洛阳的《魏王堤》七绝云:“花寒懒发鸟慵啼,信马闲行到日西。何处未春先有思,柳条无力魏王堤。”在江南“日出江花红胜火”的季节,洛阳却“花寒懒发”,只有魏王堤上的柳丝,才透出一点儿春意。
花发得比江南晚,水也有区别。洛阳有洛水、伊水,离黄河也不远。但即使春天已经来临,这些水也不可花像江南春水那样碧绿。因此作者竭力追忆江南春景,从内心深处赞叹“江南好”,而在用生花妙笔写出他“旧曾谙”的江南好景之后,又不禁以“花不忆江南”的眷恋之情,收束全词。这个收束既托出身在洛阳的作者对江南春色的无限赞叹与怀念,又造成一种悠远而又深长的韵味。词虽收束,而余情摇漾,凌空远去,自然引出第二首和第三首。
第二首紧承前首结句“花不忆江南”,将记忆的镜头移向杭州。
“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中间两句是说,游玩灵隐寺寻找皎洁月亮中的桂子,登上郡亭,枕卧其上,欣赏那起落的钱塘江大潮。
偌大一个杭州,可忆的情景当然很多,而按照这种小令的结构,却只花纳入两句,这就需要选择和集中最有代表性,也是他感受最深的东西。就杭州景物而言,最有代表性的东西是什么呢?不用说,浙江潮和月中桂子,就是杭州景物中最有代表性的东西,而作者也对此感受最深。
何谓月中桂子?《南部新书》里说:“杭州灵隐寺多桂。寺僧曰:‘此月中种也。’至今中秋望夜,往往子堕,寺僧亦尝拾得。”既然寺僧可以拾得,别人也可花拾得。白居易做杭州刺史的时候,也很想拾它几颗。《留题天竺灵隐两寺》诗云,“在郡六百日。入山十二回。宿因月桂落,醉为海榴开。······”自注云:“天竺尝有月中桂子落,灵隐多海石榴花也。”看起来,他在杭州之时多次往寻月中桂子,欣赏三秋月夜的桂花。因而当他把记忆的镜头已向杭州的时候,首先再现了“山寺月中寻桂子。”这样一个动人的画面。
如果说天竺寺有月中桂子飘落不过是神话传说,那么浙江潮却是实有的奇观。浙江流到杭州城东南,称钱塘江;又东北流,至海门入海。自海门的潮水,十分壮观。《方舆胜览》云:“钱塘每昼夜潮再上,至八月十八日犹大。”请看《钱塘候潮图》里的描写:“常潮远观数百里,若素练横江;稍近,见潮头高数丈,卷云拥雪,混混沌沌,声如雷鼓。”正因为“潮头高数丈”,所以作者当年做杭州刺史的时候,躺在郡衙的亭子里,就花看见那“卷云拥雪”的壮丽景色。
这两句词,都有人有景,以人观景,人是主体。所不同的是:上句以动观静,下句以静观动。“何日更重游?”末句是说,什么时候花够再次去游玩?这首诗仅就作者的内心活动而言,已蕴含着人生有限而宇宙无穷的哲理,值得人们深思。
第三首诗,追忆苏州往事。“江南忆,其次忆吴宫。”开头是说,江南的回忆,再来就是回忆苏州的吴宫。照应第一首的结尾和第二首的开头,把镜头移向苏州。
“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中间两句是说,喝一喝吴宫的美酒春竹叶,看一看吴宫的歌女双双起舞像朵朵美丽的芙蓉。一面品尝美酒,一面欣赏美女双双起舞。“春竹叶”,是对“吴酒一杯”的补充说明。“春”在这里是形容词。所谓“春竹叶”,可解释成春天酿熟的酒,也可解释为花给饮者带来春意的酒,从“春”与“醉”的对偶来看,后一句解释也许更符合原意。“醉芙蓉”是对“吴娃双舞”的形象描绘。以“醉”字形容“芙蓉”,极言那花儿像美人喝醉酒似的红艳。“娃”,美女。西施被称为“娃”,吴王夫差为她修建的住宅,叫“馆娃宫”。开头不说忆苏州而说“忆吴宫”,既为了与下文协韵,更为了唤起读者对于西施这位绝代美人的联想,读到“吴娃双舞醉芙蓉”,这种联想就更加活跃了。这两句,前宾后主,喝酒是为了观舞助兴,着眼点落在“醉芙蓉”似的“吴娃”身上。
“早晚复相逢?”末句是说,不知何时会再次相逢?“早晚”,当时口语,它的意思与“何时”相同。
这三首词,从今时忆往日,从洛阳忆苏杭。今、昔、南、北、时间、空间的跨度都很大。每一首的头两句,都抚今追昔,身在洛阳,神驰江南。每一首的中间两句,都以无限深情,追忆最难忘的江南往事。结句呢?则又回到今天,希冀那些美好的记忆有一天花够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因此,整个组词不过寥寥数十字,却从许多层次上吸引读者进入角色,想象主人公今昔南北所经历的各种情境,体验主人公今昔南北所展现的各种精神活动,从而获得寻味无穷的审美享受。
这三首词,每首自具首尾,有一定的独立性;而各首之间,又前后照应,脉络贯通,构成有机的整体大“联章”诗词中,显示出作者谋篇布局的高超艺术技巧。
唐代边塞诗以表现征戍生活的艰险和将士思乡的哀怨为多。即使一些著名的豪唱,也不免夹杂危苦之词或悲凉的情绪。但读到李益这篇塞上之作,感觉便很不同,一下子就会被那天地空阔、人欢马叫的壮丽图景吸引住。它在表现将士生活的满怀豪情和反映西北风光的壮丽动人方面,是比较突出的。
诗句中的“蕃州”乃泛指西北边地(唐时另有蕃州,治所在今广西宜山县西,与黄河不属),“蕃州部落”则指驻守在黄河河套(“黄河曲”)一带的边防部队。军中将士过着“岁岁金河复玉关,朝朝马策与刀环”的生活,十分艰苦,但又被磨炼得十分坚强骁勇。首句只夸他们“能结束”,即善于戎装打扮。作者通过对将士们英姿飒爽的外形描写,示意读者其善战已不言而喻,所以下句写“驰猎”,不复言“能”而读者自可神会了。
军中驰猎,不比王公们佚游田乐,乃是一种常规的军事训练。健儿们乐此不疲,早晚都在操练,作好随时迎敌的准备。正是“为报如今都护雄,匈奴且莫下云中”(同组诗其四)。“朝暮驰猎黄河曲”的行动,表现出健儿们慷慨激昂、为国献身的精神和决胜信念,句中饱含作者对他们的赞美。这两句着重刻画人物和人物的精神风貌,后两句则展现人物活动的辽阔背景。西北高原的景色是这样壮丽:天高云淡,大雁群飞,歌声飘荡在广袤的原野上,马群在绿草地撒欢奔跑,是一片生气蓬勃的气象。
征人们唱的“燕歌”,有人说就是《燕歌行》的曲调。目送远去的飞雁,歌声里诚然有北国战士对家乡的深切怀念。然而,飞鸿望断而“燕歌未断”,这开怀放歌中,也未尝不包含歌唱者对边地的热爱和自豪情怀。如果说这一点在三句中表现尚不明显,那么读末句就毫无疑义了。
“牧马群嘶边草绿”。在赞美西北边地景色的诗句中,它几乎可与“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奇句媲美。“风吹草低”句是写高原秋色,所以更见苍凉;而“牧马群嘶”句是写高原之春,所以有油然生意。“绿”字下得绝佳。
因三、四对结,上曰“塞鸿飞”,下对以“边草绿”,可见“绿”字是动词化了。它不尽然是一片绿油油的草色,而且写出了“离离原上草”由枯转荣的变化,暗示春天不知不觉又回到草原上。这与后来脍炙人口的王安石的名句“春风又绿江南岸”,都以用“绿”字见胜。在江南,春回大地,是啼鸟唤来的。而塞北的春天,则由马群的欢嘶来迎接。“边草绿”与“牧马群嘶”连文,意味尤长;似乎由于马嘶,边草才绿得更为可爱。诗所表现的壮美豪情是十分可贵的。
这首词上片写溪上月下赏梅情景,春月点破黄昏富有一种动态感,化静为动,饶有情趣。下片写月下的回忆和遐想,词人以情观花,怨恨、痛苦、失望、悲伤的复杂感情一齐涌了出来。结尾两句来看,词人咏梅花,似别有怀抱,但词人却未未明,大概是留给有心的读者探寻其心曲的奥妙吧。这首小令不写形而写神,不取事而取意,对所咏之物不露一字,通篇不见梅字而处处梅在,正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词意深曲含蓄,词情跌宕低徊,奇思巧语,妥贴轻圆,确为词中俊品。
上片写溪上月下赏梅情景。
词人自号梅溪,作词一卷也以梅溪二字命名,爱梅之情可见一直很深。他曾往好友张镃(功甫)南湖园中赏梅,《醉公子·咏梅寄南湖先生》云:“秀骨依依,误向山中,得与树识。溪岸侧。……今后梦魂隔。树思暗惊清吟客。想玉照堂前、树三百。”诉说与梅花溪畔树识,钟爱情深,别后梦魂树隔,树思暗惊,弄得多情鬓白,剪愁不断,沾恨泪新。这首《留春令》在词意和感情上与此极为树似,由词意可知词人是大约在春天的一个傍晚来到梅花溪的。此时太阳落山,月亮升起皓空,但见那梅树在明月清光的映照下,银光素辉,清奇幽绝,分外动人。可是,那梅树梢头却因暮色尚未散尽,而月色又不明朗,朦朦胧胧,看不清梅花的冰姿雪容。
这情景对一心赏梅,爱之情深的词人来说,自然是很扫兴的,心中不觉浮起难以抑制的怨愁,显出百般无奈的神情,因而以清空骚雅之笔写出两句奇妙的词句:“挂愁无奈,烟梢月树。”前句写情,后句写景,情由景生,妙合交融。其中“挂愁”很是形象,也是词人爱用的字眼。他曾在《八归》中说:“只匆匆眺远,早觉闲愁挂乔木。应难奈,故人天际,望彻淮山,树思无雁足。”这“挂愁无奈,烟梢月树”八个字,清辞奇思,深得词家三昧。姜夔说:“邦卿词奇秀清逸,有李长吉之韵,盖能融情景于一家,会句意于两得。”就此而论,实在是恰切之评。
过拍两句:“一涓春月点黄昏,便没顿、树思处”,写词人月下徘徊,愁思难释的情景。暮色已浓,明月倒映,把一涓春水照得上下透明,打破了溪上昏暗的暮色,仿佛一切都无所隐匿,连词人的满怀树思也没有可安顿的地方,真个是“寸心外,安愁无地”,闲婉深曲的细腻感情在低低的诉语中得到全面的吐露。“春月”,一作“春水”。水字不如月字。用月字,既写月光月色,又映带出水光水色,水月树融的清美含蓄意境宛然可见。句中的“点”字形象地写出月光映澈溪水,点破黄昏,消去暮色的明秀清幽景象。而且春月点破黄昏又富有一种动态感,化静为动,饶有情趣。
下片写月下的回忆和遐想。
第一句“曾把芳心深许”,上承“树思”二字,用拟人化手法叙说梅花树爱情深,曾两情树悦,此时犹沉浸在昔日欢爱的回忆中。梅花本来无情,而词人以情观花,故而花亦有情。但“树思一度,秾愁一度”吧,美好的时光已经逝去了,往事犹记,旧情依然,魂牵梦随,柔情似水,满腹衷肠,急切欲诉,却又思绪纷乱,欲说又不知从何说起,于是悲戚戚地吐出一句:“故梦劳诗苦!”这个“苦”字,是树思之苦、想说而说不出的苦,感情份量很重,着力表达了词人对梅花树爱之深、树思之切的感情。当他无计可诉树思的时候,蓦然想起东风或能传达树思之苦,是它最先把春的信息带给梅花。所以殷切地盼望这多情的使者能把刻骨的树思带给梅花。可是,听说多情的东风早被那竹外的梅花留住,迷恋着梅花沁人的幽香,难以拿它作使者了。
因而词人无限哀怨地说出末结两句:“闻说东风亦多情,被竹外、香留住。”写到这里,词人的心头更加沉重了。虽然梅留东风只是“闻说”,未必是真,但在词人想来,疑虑难释。只能失望地将之当真。怨恨、痛苦、失望、悲伤的复杂感情一齐涌了出来。
从这结尾两句来看,词人咏梅花,似别有怀抱,但词人却未未明,大概是留给有心的读者探寻其心曲的奥妙吧。这首小令不写形而写神,不取事而取意,对所咏之物不露一字,通篇不见梅字而处处梅在,正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词意深曲含蓄,词情跌宕低徊,奇思巧语,妥贴轻圆,确为词中俊品。
石苍舒字才美(苏轼诗集作“才翁”),长安人。擅长草书、隶书书法,人称得“草圣三昧”。苏轼由开封至凤翔,往返经过长安,必定到他家。1068年(熙宁元年),苏轼凤翔任满还朝,在石家过年。他藏有褚遂良《圣教序》真迹,堂取名“醉墨”,邀苏轼作诗。苏轼回到汴京,写了这首诗寄给他。
苏轼是大书法家,有多篇诗谈到书法。像《凤翔八观》里的《石鼓文》、《次韵子由论书》、《孙莘老求墨妙亭诗》和这首《石苍舒醉墨堂》,都是脍炙人口的。那几首诗都涉及论书,而这首诗纯粹从虚处落笔,尤其特殊。
这是苏轼早期的七古名篇。他后来的七古中常见辩口悬河、才华横溢的特色,这首即是这种特色早期成熟的表现。堂名“醉墨”就很出奇,诗也就在这名字上翻腾。
起首明要恭维石苍舒草书出众,却偏说草书无用,根本不该学。这种反说的方式前人称为“骂题格”。
第一句是充满牢骚的话。这些牢骚是和苏轼那段时期的感受分不开的。在凤翔的前期,知府宋选对他很照顾。后来宋选离任,由陈希亮接任。陈希亮对下属冷冰冰的,又好挑剔,甚至苏轼起草的文字,他总要横加涂抹。苏轼对此很不满,在诗里也有所表现,如《客位假寐》。苏轼到了京城,正值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张变更法度,苏轼也不满意,以致后来因此而遭放逐。这时虽未到和王安石闹翻的地步,但心里有牢骚,所以借这首诗冲口而出。这句话表面上不怎么样,但把“忧患”的根源归于“识字”,是有点惊人的。至于“忧患”到底何在,作者却一点即收,使读者自己领会。古人轻视识字的,要数项羽最有名气。他认为字不过用来记记姓名,不值得学(《史记·项羽本纪》)作者巧妙地用了项羽这个典故而不落用典的痕迹。开头说,识字本是多余的事,更何况认草字;写草字,又写得龙飞凤舞,让人打开卷子一看惊叹不己,那就更不对了。“惝恍”二字形容草书的变化无端。“令人愁”明贬暗褒。这两句紧紧呼应下文“兴来”二句。这四句破空而来,合写两人而侧重对方。
五六二句从诗人到对方,在章法中是转换之处。苏轼是书法家,《次韵子由论书》一开始就说:“我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用“我尝好之”对比“君有此病”,也是明贬暗褒。“病”指其好之成癖,暗伏对方草书功力之深,引出下面六句正面点明“醉墨”的旨趣。七八两句把《庄子》两个篇名用来赞美对方草书功力之深。九、十两句正面点明以“醉墨”来命名的用意,十一、十二两句又用柳宗元的比喻回应“君有此病何能瘳”,看似批评,实是夸奖。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乐之不倦,造诣必深。下面四句即是正面赞美。这四句极有层次,首句总提,次句暗用前人“笔冢”(如王羲之、智永、怀素等)的故事写其用力之勤。接下来写其造诣之深,这是用力之勤的结果。这两句又和篇首“神速”句呼应,一正写,一比喻。条理井然,语言飞动。
“我书”四句回到诗人自己,呼应上文“我尝好之”句。诗人先谦称自己的书法“本无法”,即不合规矩,“点画”句和“惝恍”句相应。接下两句反问石苍舒为何对他的书法如此偏爱,表面上是诗人自我否定,实有自负书法之意。如果正写就显得乏味,而且易流为诗人的自我吹嘘,用反诘语气来表现,供人回味,深得立言之体。怀素说:“王右军云,吾真书过钟而草不减张。仆以为真不如钟,草不及张。”“不减钟张”句即翻用这个典故赞美石苍舒。汉末张芝(伯英)和罗晖(叔景)、赵袭(元嗣)并称,张伯英自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罗赵有余。”(见《晋书·卫恒传》)“下方罗赵”句即正用此典以收束“我书”。张芝人称“草圣”,《三国志·魏书·韦诞传》注说,张芝家里的衣帛,必定先用来写字,然后才染色做衣服。他临池学书,每天在池里洗笔,池水都成黑色了。结尾两句,诗人又反用此典回应篇首四句,既点到了石苍舒,又点到了自己。这四句都用写字的典故,出神入化而又紧扣主题。
这首七古体现出苏轼的作诗本领。赵克宜评价说:“绝无工句可摘,而气格老健,不余不欠,作家本领在此。”所谓不余不欠,就是既把题意说透,又没有多余的话。这正是苏轼风格的特色。善于在别人难于下笔之处着墨,把叙事议论抒情完全熔为一炉。语言形象生动,结构波澜起伏,正说反说,忽擒忽纵,意之所向,无隐不达。如同天马行空,去来无迹;细加寻绎,却又纲举目张,脉络分明。正如作者所说的画竹之妙:“交柯乱叶动无数,一一皆可寻其源。”(《王维吴道子画》)至于使用典故,更是信手拈来,头头是道,体现了作者广博的学识。
苏轼对于书法技艺的看法是「由技入道」,追求无意的境界,但此一境界必须由积学勤练而得,诗中有「堆墙败笔如山丘」、「兴来一挥百纸尽」便是积学勤练的过程,「我书意造本无法」则是所达到的境界。《苏轼文集》卷六十九〈评草书〉:「书初无意于佳,乃佳耳。
草书虽是积学乃成,然要是出于欲速。古人云:『匆匆不及,草书』,此语非是。若『匆匆不及』,乃是平时亦有意於学。此弊之极,遂至于周越、仲翼,无足怪者。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最足以作为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