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美说
汉儒对《羔羊》篇的解释主要有毛齐鲁韩四家，其中毛诗的解释来自《毛诗正义》，而齐鲁韩三家诗几乎都已亡佚。 现依据王先谦之说，取其书《诗三家义集疏》中认定的齐鲁韩三家诗说观点。在《羔羊》篇中，“羔羊”、“素丝”、“退食”、“委蛇”四词是该诗的关键词，其中“羔羊”是主旨的代表，故理解汉儒对《羔羊》篇的解释，应先从后三词开始，再分析“羔羊”所代表的主旨。
“素丝”。在《诗三家义集疏》的资料中，齐氏认为“素丝”指“君子朝服”；韩氏则认为素喻絜白，丝喻屈柔；注鲁诗的谷永注“素”为“行絜”，王逸注为“皎洁之行”；毛氏注为“白也”。《诗三家义集疏》总结为：“薛以性言，谓其心之精白，谷王以行言， 美其行之洁清也。‘丝喻屈柔’者，屈柔以行言，立德尚刚而处事贵忍，故屈柔亦为美德。 ”; 可见，齐氏是从“素丝”作为社会服装的角度进行分析以确定身份地位为大臣，而其余诸家则抓住其本身“白”与“柔”之特性，认为“素丝”是用来赞美大臣之高洁、谦忍。
“退食”。 王先谦先生梳理齐鲁韩三家诗注，认为“‘退食自公’者，自公朝退而就食，非谓退归私家。 永疏‘私门不开’，正释‘公’之义。卿大夫入朝治事，公膳于朝，不遑家食，故私门为之不开也。 ”; 而《毛诗正义》中先列郑玄笺，云退食意谓减膳。再引孔颖达正义释“减膳”之意：“减膳食者，大夫常膳日特豚，朔月少牢，今为节俭减之也。 ”后引王肃、孙毓“减膳”论“减膳”为合理合制之举。故从身份属性上来讲，两种解释都将对象定义为朝堂之臣，非宦官等类属。 从特征属性来看，则知此人尊制守法，依朝廷之律，依传统之令，非标新立异或先斩后奏之人，可谓是遵从、执行制度法令的模范，是朝廷形象的代言。
“委蛇”。 毛氏注曰：“委蛇，行可从迹也。 ”又言：“既外服羔羊之裘，内有羔羊之德，故退朝而食，从公门入私门，布德施行，皆委蛇然，动而有法，可使人踪迹而效之。 言其行服相称，内外得宜。 ”郑玄笺云：“从于公，谓正直顺于事也。委蛇，委曲自得之貌，节俭而顺，心志定，故可自得也。 ”; 韩氏注为：“逶迤，公正貌。 ”; 二者看似不同，实则互补。 恰如陈启源所云：“毛‘委蛇’传以为‘行可迹踪’，韩‘逶迤’训作‘公正貌’，两意义正相成，为其公正无私，故举动光明，始终如一，可从迹仿效，即毛序所谓正直也。 ”; 可知所美大臣之言行，首先是公正无私的，非弄权之人。 其次，该人言行有迹可循，则可使人仿迹模仿，谓其人有影响力，是值得他人对其进行赞美乃至宣扬的。
“羔羊”为此诗篇之题，也是该诗主旨的代表，因而应以“羔羊”为核心来分析该诗主旨。 《毛诗正义》：“《羔羊》，《鹊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国，化文王之政，在位皆节俭正直，德如羔羊也。 ”后注：“《鹊巢》之君，积行累功，以致此《羔羊》之化，在位卿大夫竞相切化，皆如此《羔羊》之人。 ” 《诗三家义集疏》：齐说曰：“羔羊皮革，君子朝服。辅政扶德，以合万国。 ”韩说曰：“诗人贤仕为大夫者，言其德能称，有絜白之性，屈柔之行，进退有度数也。” 据此可知，该诗的主旨是赞美有德行之君子， 不同在与有的学者认为是在赞美召南大夫，而当时其他的学者认为是美召公， 毛氏则只说 “在位卿大夫”。实际上，召公于周朝亦是在朝之臣，故综合来看，可将《羔羊》一诗的主旨定为赞美有德之大臣。
讽刺说
对这首诗表现特点的理解，要反美为刺。即是说，全诗不用一个讥刺的词，更没有斥责之语，诗人只是冷静而客观地抉取大夫日常生活中习见的一个小片断，不动声色用粗线条写真。先映入诗人眼帘的是那官员的服饰——用白丝线镶边的羔裘。毛传说“大夫羔裘以居”，故依其穿戴是位大夫。头两句从视觉来写，暗示其人的身份，第三句是所见也是所想，按常规大夫退朝用公膳，故诗人见其人吃饱喝足由公门出来，便猜想其是“退食自公”。《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公膳，日双鸡。”杜预注：“谓公家供卿大夫之常膳。”这与当时民众的生活水准相对照，有天上地下之别，《孟子·梁惠王上》中孟子阐述的符合王道的理想社会，在丰收年成，也才是“七十者可以食肉矣”，而大夫公膳常例竟是“日双鸡”，非常奢侈。诗人虽然没有明言“食”是什么，以春秋襄公时代的公膳例之，大约相差无几。诗人生活在同时代，一见其人“退食自公”必然有所触动，想得很多，也许路有饿殍的惨象浮现在他眼前。正因为如此，所以厌恶之情不觉油然而生，“委蛇委蛇”诗句涌出笔端。这第四句“美中寓刺”，可谓点睛之笔，使其人仿佛活动起来：你看他，慢条斯理，摇摇摆摆，多么逍遥惬意。把这幅貌似悠闲的神态，放在“退食自公”这个特定的场合下，便不免显出滑稽可笑又丑陋可憎了，言外诗人的挖苦嘲弄可以想见：这个自命不凡的家伙，实则是个白吃饭的寄生虫！三章诗重复这个意思，回环咏叹，加深了讥刺意味。各章三、四两句，上下前后颠倒往复。
本首诗是组诗《马诗二十三首》中的第十七首。李贺是唐室宗孙，系出郑王李亮之后。但积久年深，他这唐室宗枝，却早被皇家忘却，直败落到山坡村居、门庭冷落、甲蔬淡饭难于为继的清苦地步。尽管才华横溢，砺志苦读，诗名早著，但由于得不到力者的引荐，他终是不被赏识，只能挣扎于社会下层，于是带着忧愤之情创作了这组诗。
这组诗历来被认为非一时一地之作。吴企明《李贺集》则认为作于元和九年（公元814年），时逢马年，诗人感慨万千，一气呵成创作了这组诗。
张光启生活于明末清初，入清，隐居不仕，享年八十馀。从这首小诗的内容来看，写此诗时，他已是策杖而行的老人，但耳聪目明，身体尚健。
在一个败荷零落的秋日，诗人拄杖独自站在荷塘边，秋风一过，无数托着残叶的荷柄随之鼓斜倾倒。但是，他再举目远望，只见满目凋零的秋景中，却有一朵新开的荷花突兀的闯进了他的视线，他不禁眼前一亮，心中激动之情不以言表。诗人不说一朵花而说“一枝花”，这表明他注意到的，不只是花朵，而且还有花枝。在众芳摇落、荷柄斜倒映衬下，挺直的花枝托着鲜花，不仅美艳，而且显出一种不为环境所左右的独立不羁的精神。诗人直接描画出的是残荷中的一枝新花，谁又能说诗人不是在借以歌颂这样一种不屈不挠、无所畏惧的精神呢？
本诗前后对照鲜明，如果说，读前两句诗，我们心中可能生出对诗人老境凄凉的同情，那么，当读到后两句时，就只有对作者坚贞不屈、不折不挠的精神的钦佩之情了。张光启无意于为自己画像，但这首小诗却成了诗人晚年极为生动传神的一幅小照。
《春赋》是一支明快的春之圆舞曲，又是一幅绚丽的春之游乐图。描写了统治阶级春游时的狂欢极乐，曲折地表现了梁初社会繁荣气象，表现了一种得意的升平的欢乐情绪。全赋以大量的典故与轻靡的情思来表现对春天的赞美，辞藻绚丽，对仗工整，充分表现了六朝的绮靡文风。
此赋曲折地表现了梁初社会繁荣气象，表现了一种得意的升平的欢乐情绪。当然，在这篇赋中是找不到人民的艺术形象的。它所描写的是统治者和宫妃们在“春苑”中的欢乐情景和热闹场面。但衡量作品，并不能因为描写的对象是统治者和宫妃，就否定它有反映现实的价值。作品的客观效果往往是大于作家的写作意图的。只要把它和作者《哀江南赋》的“于时朝野欢娱”一段并读，就能体会到它很艺术地表现了梁初社会的太平景象了。
这篇《春赋》篇幅虽小，却通篇都是对偶，称之为他的前期代表作，从文学上看也是当之无愧的。庾信不仅在赋和诗中经常使用对偶，就是在碑文中也是习惯于用对偶的。对偶对庾信来说是语言习惯，是常用的语言模式，成了他的语言风格的一部分。《春赋》是由三十一个对偶组成的。从头到尾无一不是对偶。其中只有一联，在形式上可以不算对偶。“三日曲水向河津，日晚河边多解神”其实这也可以算做宽式对偶，是明显对称的。同时，此赋大量运用修辞手法，包括比喻、夸张、比拟、映衬等，用典尤其多，共有十一个典故。其中开头十二句就用了八个典故。
“赋”的本义是敷陈其事。作为文体，则是要“铺采摘文，体物写志”（《文心雕龙·诠赋》）。庾信的这篇赋偏于写景，耽于逸乐，夸饰宫廷生活，无非为帝王的游赏助兴，其志趣无可称道。所可称道者，在于铺采摘文的手段，选声炼色的造诣。就造句形式上说，开头与结尾处多七言句，声律近于诗，正所谓启唐人七古之先鞭。末段五、七言句相杂成文，婉转流利，风情翘秀。至于“眉将柳而争绿，面共桃而竞红”二句，不但属对精绝，而且刻画微妙。后来，初唐的王勃效仿庾信的《马射赋》中“落花与芝盖同飞，杨柳共春旗一色”一句，在《滕王阁序》中造句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堪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再就描摹声色上说，《春赋》亦不乏秀句。如“钗朵多而讶重，髻鬟高而畏风”，下笔轻灵，形象宛在；“影来池里，花落衫中”，自然流出，却有无尽情致。又如“月入歌扇，花承节鼓”，读之如见其形，如闻其声，令人心醉目眩。庾信的早年赋作多事白描，此赋亦然。但是，白描中溢光流彩，绮靡宕逸，这正是庾信远俗独到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