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上片写雨中游西湖所见。起首写西湖概貌。碧波连天，翠浪翻腾，气吞平野，虽然用字不多，却写得极有气势。二三句写雨中游。杜甫《洗兵马》说：“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此处用其前句，言雨从天降犹如有人力挽天河之水使之落入西湖，在卧龙山下形成一片明镜，而游人的影子则从“镜”中倒映出来。作者不说来游西湖，而说不知何人在卧龙山下照影，既点出了出游地点，又不粘皮带骨，可以说是空灵慰藉。以上三句，一句写湖，一句写雨，一句写游，“三山雨中游西湖”之意已全部写出，下边则围绕这一中心，渲染铺叙。“烟雨”三句化用苏轼咏杭州西湖诗意吟咏福州西湖之美。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诗说：“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而此处化用苏诗，言游福州西湖在烟雨迷茫中最相宜，因为那空濛如画的景色会给游人以飘然欲仙的感受；然而晴天来游则更好，因为那会使你心情开朗，看得更真切，显得更美。但是，西湖的美又是朴素的，约略是西施未嫁，待字闺中，需要加以打扮，也就是说要使西湖更美，还需要加以开发，还有待于“细把江山图画”，从而引出以下四句词来。其中前两句写福州西湖中的孤山，言其像瞿塘峡之滟滪堆，偃卧在千顷湖光之中，扁舟过此，极为凶险。据《淳熙三山志》说，赵汝愚帅福建，曾上书请疏浚西湖旧迹，匆匆兴役，议者以费多利少为疑，作者以“中有句，浩难写”，说明是是非非，一时也说不清楚，对怀疑疏浚西湖的议论表示了谨慎的异议。这样写，既照应了“有怀丞相经始”的词题，又丰富了“待细把、江山图画。”的具体含义，表明他要继赵汝愚之后，把西湖建设的更美丽的意向，内涵深厚。
词的下片写雨中游湖所感。起句以福州西湖文人社集比作杭州文士的西湖诗社，用“例入”二字表示西湖诗社在文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从而写出西湖同文人的密切关系。赵汝愚两次知福州，所以二三句化用杜牧《叹花》诗意，言当他“重来”福州时，上次亲手种植的树木，如今已绿树成荫，再次表达他对丞相“经始”功业的肯定与赞许。“陌上”三句写昔日福州西湖的繁华。言远在五代时期，闽王王审知在此立国，在西湖中修建了“十里水晶台榭”，架起复道，“时携后庭游宴，不出庄陌，乃由子城复道跨罗城而下，不数十步至其所。”作者借陌上游人之口夸之，暗示出他对福州西湖旧日繁华的倾慕之意。结尾四句写其今昔变迁。其中前两句写福州西湖的今昔对比。“堂上燕，又长夏。”二句，承上句“鱼鸟”做进一步发挥，言只有堂上的燕子，在长夏时节，又重来此，不知它是否还能寻到昔日的故居。总之是说，今日的福州西湖，皆今非昔比。
《千秋岁·为金陵史致道留守寿》是一首寿词。其思路与寿韩南涧词相近，大致是赞颂寿主的事功，寄托词人的爱国情思。
词的上片写史致道的事功与谈吐。在中国古代，每逢秋高马肥的季节，北方外族统治者往往侵扰汉族地区，宋代也是如此。“塞垣”二句从此出发，写史致道守边有功，塞垣年年平安无事。这两句紧扣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突出地描叙了史致道的功业。塞垣“平安好”。这同史致道的非凡才能有极大关系。《战国策·齐策》说，一个有才华的人，能使“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间；百尺之冲，折之桩席之上”，徐陵《九锡文》也说：“决胜尊俎之间。”“尊俎”二句，运用上述典故，写史致道能不战而屈人之兵，有“决胜尊俎之间”才能，从而揭示出塞垣平安的原因。作为一路的主帅，史致道不仅在对敌斗争中取得显著成绩，在内政方面也表现不俗。故接下去二句先写兴建“镇淮”、“饮虹”二桥，使金陵城防固若金汤，呈现出一派新气象。而“珠玉霏谈笑”，实为“谈笑霏珠玉”的倒装，谓其谈笑风生，言如珠玉，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春近也”二句以梅衬人，言梅有哀时．而人并不像梅那样易老，用婉转手法，表达出祝君长寿之意。
词的下片写对史致道的期望，祝史致道出将入相，整顿乾坤，建功立业。“莫惜”句劝其尽情饮酒，再表祝寿之意。“看看”有转眼之间的意思。“风诏看看到”，言其很快便会应诏入朝，担当大任。“留不住”二句则反用《史记·项羽本纪》中“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之意，谓史致道为治国之才，江东地方千里，难以施展其才华。从容，言举动舒缓，具体到为政而言，是说宽不失制，动不失和，处理问题得当。故“从容”二句是说，史致道回到朝廷，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整顿乾坤，收复中原地区，把国家治理好。“千百”二句是说，那样的话，史致道将和唐代郭子仪一样，从今至老，永为贤相，千古流芳。史致道的治绩、才能如何，史无明言，词人对其是否过誉或谀佞，也应引起注意。
此词语美词工，格调恢宏，字里行间，不仅赞颂了寿主的功绩，还热切期望将领们挥军北伐，净扫强虏，恢复河山。这也是众多爱国志士们的共同心愿。
柳永一生并没有放弃对功名利禄的追求，他在求之遇挫之时、求之未得之后，往往流连于舞榭歌台、酒楼妓馆，以感官上的享受，暂时平复内心的失落与不平。《如鱼水》就是一首反映柳永这种人生态度与心理历程的词。
词的上片写柳永在汴京不受拘束、“酒萦花系”的生活，按照词意，大致可分为三层。“帝里疏散”三句为第一层，概写在帝都的不受拘束、“酒萦花系”的生活。宋太宗至道元年（公元995年），柳永时年九岁，自故里崇安来到汴京，一直到中进士之前，除了于宋真宗景德年间出游三年外，一直住在汴京。期间除士子学业外，常常往来于歌妓酒馆，大多数时候是以在妓女中填词讨润笔为目的的，但也不排除其浪荡的一面。故柳永说自己“数载酒萦花系，九陌狂游”是实写，非泛泛之言。接下来，“良景对珍筵恼”四句为第二层，具体描写在帝都的不受拘束、“酒萦花系”的生活，有“良景”，有“珍筵”，这些就是前面说的“酒萦”了，光有“酒萦”还不够，还要有“花系”，于是“佳人”出来“劝琼瓯”了，并且为了给饮酒助兴，又“绛唇启”，唱起歌来，歌声是清亮幽雅的。接下来，“被举措”二句为第三层，写此中的自己“艺足才高”，博得“艳姬”分外的青睐。
过片换头，词人虽直言“浮名利，拟拚休。是非莫挂心头”，要撒手名利，忘却是非，但他毕竟未能完全忘情于世事， 也决不肯轻掷自己的天赋才华，所以他在这里加了一个“拟”字。接下来他又高唱“富贵岂由人，时会高志须酬。莫闲愁”，大似李白“长风破浪会有时”、“天生我才必有用”的气概。但柳永毕竟没有李白的狂放，他唱起这些高调显得有些底气不足，于是最后还是走向“绿蚁”、“红粉”的温柔乡中，进入“除此外”更“何求”的无奈境地。在这里不要忽略了“除此外何求”前的那一个“算"字。透过这个“算"字，我们知道，柳永曾反复地掂量、算计过“此外”的种种活法，不言而喻，“算”的结果是路路难通，于是才不得不落到“此”中来。这实在是柳永无奈的选择。
全词并没有更深的思想内涵，构思、布局，也无甚可观。在语言上，“良辰对珍宴恼"与“时会高志须酬"二句分别用句中对，反而有失流畅之美，又与词中“举措”、“在处”，“拚休”等口语显得有些不谐和；而“向绣幄，醉倚芳姿睡”一语，又未免低俗。
词的价值在于，柳永坦诚直率地把一个真实的自我剖析给世人，毫不掩饰、造作、矫情，这是柳水的难得之处，也是他的可贵之处这首词使我们真切地了解到柳永其人性格、生活、思想的一些重要侧面。
“父耕原上田，子劚山下荒”，并不仅仅是写一家父子的事件，而是高度概括了千千万万个农民的家庭，所谓“夜半呼儿趁晓耕，羸牛无力渐艰行”，正是农家普遍的情事；而“原上田”、“山下荒”也并不特指某山某原，而泛指已耕的熟田和待垦的荒地，从耕田写到开荒，简洁有力地刻划出农家一年到头的辛苦，几乎没有空闲可言。十个字具有高度的涵盖力，增加了诗意的典型性，几乎成为封建社会农村生活的一个缩影。
“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仓。”一句在揭露讽刺的时候，不发议论而重在摆事实，发人深省。“六月禾未秀”不单指庄稼未成熟。按正常的情况，四五月稻苗就该扬花（“秀”），“六月”应已收割。而“禾未秀”，当是遇到了旱情，暗示着歉收。而按唐时两税法，六月正是应该交纳夏税的时节，所以“官家已修仓”本身就暗示着对农民劳动成果的窥伺和即将予以剥夺，而这种窥伺出现在“六月禾未秀”之际，更觉意味深长。“禾未秀”而仓“已修”，一“未”一“已”，二字呼应。
题前摄景，洗炼概括，融情入事，其中任何一种手法都可以收到言简意长的效果。而此诗恰当地同时运用这三种手法，艺术效果也就更加显著。
这三首诗是公元757年（唐肃宗至德二载）杜甫从左拾遗任上被放还鄜州羌村（在今陕西富县南）探家时所作。关于这组诗，《古唐诗合解》这样评说：“三首哀思苦语，凄恻动人。总之，身虽到家，而心实忧国。实境实情，一语足抵人数语。”足见这组诗所蕴含的社会现实内容。
第一首着重写诗人刚到家时合家欢聚惊喜的情景，以及人物在战乱时期出现的特有心理。
“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诗人千里跋涉，终于在薄暮时分风尘仆仆地回到了羌村。天边的夕阳也急于躲到地平线下休息，柴门前的树梢上有几只鸟儿鸣叫不停，这喧宾夺主的声浪反衬出那个特殊岁月乡村生活的萧索荒凉。即便如此，鸟雀的鸣叫声，也增添了“归客千里至”的喜悦气氛，带有喜迎归者之意。诗人的归来连鸟雀都为之欢欣，更何况诗人的妻子和儿女。这首诗开篇四句措词平实，但蕴意深厚，为下文的叙事抒情渲染了气氛。
“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此二句诗人逼真地将战乱时期亲人突然相逢时产生的复杂情感传达了出来。诗人多年来只身一人在外颠沛流离，又加上兵连祸结，战乱不休，其生死安危家人无从知晓，常年不归，加之音讯全无，家人早已抱着凶多吉少的心理，未敢奢望诗人平安归来。今日亲人杜甫骤然而归，实出家人意料，所以会产生“怪我在”的心理。“惊定还拭泪”，妻子在惊讶、惊奇、惊喜之后，眼中蓄满了泪水，泪水中有太多复杂的情感因素：辛酸、惊喜、埋怨、感伤等等。这次重逢来得太珍贵了，它是用长久别离和九死一生的痛苦换来的，在那个烽火不息，哀鸿遍野，白骨随处可见的年代，很少有人能像杜甫一样幸运地生还。于是，诗人发出深沉悲切的感慨：“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从诗人幸存的“偶然”，读者可以体会到悲哀的“必然”。杜诗之所以千百年来一直能使读者在读后惊心动魄，其秘密就在于它绝不只是反映诗人自己的生活经历，而是对现实生活的高度集中的概括。
诗人生还的喜讯很快传遍了羌村，乡邻们带着惊喜的心情纷纷赶来探望。“邻人满墙头，感叹亦嘘欷”，邻里们十分知趣地隔墙观望，不忍破坏诗人一家团圆的喜庆气氛，看着诗人劫后余生，乡邻们情不自禁地为之感叹，为之唏嘘。而在这种感叹和唏嘘中，又含有诗人自家的伤痛。“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诗人用极为简单传神的景语，将乱离人久别重逢的难以置信的奇幻感受描摹了出来。曾经多少次在梦中呼唤亲人的名字，如今亲人真的骤然出现在面前，突如其来的相逢反让诗人感觉不够真实。夜幕降临，灶台上燃起昏黄的烛火，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在朦胧的灯光映照下，此情此景更让诗人觉得犹如在梦境中一样。诗人用这样两句简朴的语言将战争年代人们的独特感受更强烈地呈现出来，由写一人一家的酸甜苦辣波及全天下人的悲苦，这种描写十分具有典型性。
第二首，写诗人得还家以后的苦闷和矛盾心情，表达出作者身处乱世有心报国而不甘心苟且偷生的心态。
对于一个忧乐关乎天下的诗人来说，相逢时的喜悦是短暂的。“晚岁迫偷生，还家少欢趣。”居定之后，诗人的报国壮志重新高涨，对大唐江山的忧患渐渐冲淡了相逢的喜悦。正值国难当头，民不聊生之际，诗人却守着一方小家庭，诗人意识到这种现状无异于苟且偷生。作者曾经豪情满志地立下“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志向，在金戈铁马、烽火狼烟中淹没，壮志未酬的苦闷使诗人的脸庞上不再有笑容，日子久了，连孩子也察觉父亲的变化。“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看着父亲日渐愁苦的脸，懂事的孩子知道父亲又在操虑国事了，担心父亲为了理想再度离家而去，于是，孩子们每日守护在父亲左右，珍惜和父亲在一起的每时每刻。
“忆昔好追凉，故绕池边树。萧萧北风劲，抚事煎百虑。”诗人用今昔对比来寄托胸中苦闷，叙事中穿插写景。“萧萧北风”大大添加了悲苦的氛围，也强化了“百虑”的深沉，其中一个“煎”字，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
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文人，当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无法解决时，诗人内心开始变得极度焦灼不安，诗人需要寻求一个突破口来倾泄胸中郁结的情绪。千百年来，无数失意文人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诗中，杜甫也不约而同地发出感慨：“赖知禾黍收，已觉糟床注。如今足斟酌，且用慰迟暮。”诗人名在写酒，实为说愁。它是诗人百般无奈下的愤激之辞，迟暮之年，壮志难伸，激愤难谴，“且用”二字将诗人有千万般无奈与痛楚要急于倾泻的心情表达了出来，这正应了李白的那句“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
第三首，叙述邻里携酒深情慰问及诗人致谢的情景。通过父老们的话，反映出广大人民的生活。
“群鸡正乱叫，客至鸡斗争”，群鸡的争斗乱叫也是暗喻时世的动荡纷乱，同时，这样的画面也是乡村特有的。正是鸡叫声招来了诗人出门驱赶群鸡、迎接邻里的举动，“驱鸡上树木，始闻扣柴荆”，起首四句，用语简朴质实，将乡村特有的景致描绘了出来，而这种质朴，与下文父老乡邻的真挚淳厚的情谊相契合。
“父老四五人，问我久远行”，“父老”说明了家里只有老人，没有稍微年轻的人，这位后文父老感伤的话张本，同时为下文的“兵戈既未息，儿童尽东征”作铺垫“问”有问候、慰问之义，同时在古代还有“馈赠”的进一步含义，于是又出现“手中各有携，倾榼浊复清”两句，乡亲们各自携酒为赠，前来庆贺杜甫的生还，尽管这些酒清浊不一，但体现了父老乡亲的深情厚意。由于拿不出好酒，乡亲们再三地表示歉意，并说明原因：苦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连年战祸，年轻人都被被征上了前线，由此体现出战乱的危害，短短四句，环环相扣，层层深入。由小小的“酒味薄”一事折射出“安史之乱”的全貌，这首诗也由此表现了高度的概括力。
最后四句写诗人以歌作答，表示自己的感激之情。“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父老乡邻的关怀慰问令诗人万分感动，为表示自己的谢意，诗人即兴作诗，以歌作答。“愧”字含义丰富，既有“惭愧”意，又有“感激”、“感谢”意，而“惭愧”和“愧疚”的成分更多一些。面对淳朴诚实的父老乡亲，诗人深感时局危难，生活艰困，可又未能为国家为乡亲造福出力，所以不但心存感激，而且感到惭愧。结局两句将诗情推向极至，“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诗人长歌当哭，义愤填膺，悲怆感慨之情骤然高涨。“百虑”化作长歌咏叹，这一声长叹意味深长，饱含无奈和痛楚，诗人对国事家事的沉痛忧虑让四座乡邻大受感染，产生共鸣，举座皆是涕泪纵横。听者与歌者所悲感者不尽相同，但究其根源皆由是安史之乱引发。诗人的情感思绪已不仅仅是个人的，它能代表千千万万黎民苍生、爱国志士的心声。杜甫的诗人形象在作品中已经由“小我”升华为“大我”，“纵横”之泪是感时局伤乱世之泪，是悲国破悼家亡之泪，组诗潜藏着的情感暗流在结尾处如破堤之水奔涌而出，悲怆之情推倒了最高点，表现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杜甫的《羌村》三首与“三吏”、“三别”等代表作一样，具有高度的典型意义。虽然作品讲述的只是诗人乱后回乡的个人经历，但诗中所写的“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等亲人相逢的情景，以及“邻人满墙头，感叹亦唏嘘”的场面，绝不只是诗人一家特有的生活经历，它具有普遍意义。这组诗真实地再现了唐代“安史之乱”后的部分社会现实：世乱飘荡，兵革未息，儿童东征，妻离子散，具有浓烈的“诗史”意味。
在艺术上，诗人熔叙事、抒情、写景于一炉，结构严谨，语言质朴，运用今昔对比，高度概括等手法，表达了诗人崇高的爱国情怀，集中体现了杜甫沉郁顿挫的诗风。三章诗不仅在形式上连绵一体，而且很好地引导读者进行联想和想象，使得这组诗的意蕴超越了其文字本身而显得丰富深厚。杜甫的《羌村》三首用诗人的亲身经历和体验反映出安史之乱的严重危害，具有高度的艺术概括力，体现了作者深厚的诗文功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