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廷纪生性多情，郁愁成疾，在《忆云词甲稿》自序云： “生幼有愁癖，故其情艳而苦，其感于物也郁而深。”多愁善感的词人对生活的体味，对事物的观察是深刻细密的，而其缱绻情怀、忧思苦惧之欲念又多于常人，往往自缚难脱，自陷不拔。这首《玉漏迟》正是伤心人怀抱的自我写照。
上惋起句“病多欢意浅，空篝素被，伴人凄惋”，“空篝素被”语，用王沂孙《天香·龙涎香词》的“漫惜余薰，空篝素被”句意，“篝”，即香笼，古人往往在笼内焚香，将被子等物放在香笼上薰。这里暗示身旁无有亲人照拂，在冬夜寒冷的床上孤独而卧，再加上多愁多病，更添一番凄惋和悲凉。“巷曲谁家？彻夜锦堂高宴”，“巷曲谁家”是一倒装语，点题“南邻”；“彻夜”拍合 “达曙”； “锦堂高宴”，言其富贵而热闹的场面。“一惋氍毹月冷，料灯影、衣香烘软”，具体描写宴会的奢华。“氍毹” ，《风俗通》：“织毛缛谓之氍毹。”古乐府《陇西行》有“请客北堂上，坐客毡氍毹”语，这里指铺设在宴堂上的地毯，结合“月冷”一词，很可能将地毯沿阶铺设。“料灯影、衣香烘软”句，意思是说灯光火影，香烟缭绕，把人的衣服都烤得温暖了。一个“料”字点明“氍毹”、“灯影”皆出于词人的拟想。词人不仅揣想其场景的奢华，而且揣想其兴致颇高，“嫌漏短，漏长却在，者边庭院！”巷曲南邻的主客们彻夜的欢宴，嫌时间过得太快，而词人孤身冷卧，却嫌时间过得太慢，不能早些天亮。“者边”即这边。上面采用的全是对比的手法，以环境、氛围、景物、心情、冷暖、欢愁、漏长漏短等强烈的对比反差，反映出作者内心的痛苦和悲伤。
下惋重写所闻，扣紧题意。“沈郎瘦已经年，更懒拂冰丝，赋情难遣。”沈郎即是沈约，《梁书·沈约传》记载，沈约曾为隐侯，他写信给徐勉说自己年老多病，有“百日数旬，革带常应移孔；以手握臂，率计月小半分”等语，形容自己日见消瘦，衣服腰带遂觉得宽大。这里词人以沈郎瘦喻自己患病多年，与前“病多”呼应。“更懒拂冰丝，赋情难遣”，“冰丝”一本作“冰弦”，即琴弦; “赋情”一词，这里指填词，作者在《忆云词》丙稿自序云： “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时异境迁，结习不改。”想见作者把写诗填词当作排遣人生苦闷、消度时光的方法。但这里用了 “更懒” 、“难遣”等语，说明心绪极恶劣，毫无雅兴，与上文“欢意浅”语又相呼应。“总是无眠，听到笛慵箫倦”，“无眠”一句上承“病多”，因多愁多病故而神衰力疲，入睡艰难；“无眠”又垫起“听到笛慵箫倦”，本来就患失眠，偏偏今宵又被隔壁的笛箫吵得更睡不着，无奈何地听到笛箫演奏完了。“听”字紧扣题意“闻” 字，“慵”、“倦”二词用拟人化手法，反映听者的百般烦恼、心情懊丧。隔壁的笛声箫声虽渐渐消歇，但是一阵阵说笑声又聒噪不停，“咫尺银屏笑语，早檐角、惊乌啼乱”，“咫尺”形容相距很近，就象在身旁一样，作者用夸张的手法描写隔壁宴会的说笑声非常之大，连早晨檐角树上的栖鸦都被惊醒了。乌鸦哇哇乱叫，更添吵闹，使人无法入睡。这里写到“早”，题意“笙歌达曙”至此写完。词人通宵未能阖眼，天明时分，才朦胧睡着，“残梦远，声声晓钟敲断”，没想一阵晨钟把他又惊醒了，词人所做的“残梦”再也难续了。结句充满了无奈和懊丧的情绪。
这首词在写作手法上很有特点，全篇采用对比反衬的方法，虚实结合。写难状之景如在眼前，难言之情浸淫在字里行间，字面上不见愁字而又无处不愁，情调感伤，气氛凄凉，可谓词人抑郁沉邈，深婉情致的代表作。
这首《蕃女怨》写来并不见一点“蕃”味，仍是一般的思妇词。这首词写边塞的寒冷和艰苦，使思妇对征人倍增思念。也有人认为这首词是写征人忆家。
此词开头两句“碛南沙上惊雁起，飞雪千里”，写边塞环境和气候的恶劣：沙碛荒漠，茫茫千里，大雪狂飘，塞雁惊飞。“玉连环，金镞箭，年年征战”，先写征人的装束，续写征战之苦，战情之急。丈夫如此在边关服役，妻子必然思念和怨恨。结末二句，点明题旨：“画楼离恨锦屏空，杏花红。”战争使无数的妻子独守空房，画楼冷落，锦屏寂寞，尤其在杏花开放、春满人间的时候，更是令人肠断，魂断，唯有恨不断，泪不断。可谓曲尽人情。
就内容来说，此词并无新意，作者不是为了宣扬什么反战情绪，思妇的愁恨是一种纯真的感情，值得珍重与同情。这首词与《蕃女怨·万枝香雪开已遍》在内容和结构上有互补互衬的关系，阅读时可互相参照。
在温词中，此词属于较为浅直的作品，辞藻不算艳丽，含义也还显豁。但是仍具有某些深曲之作的特点：只客观地提供精美的物象情态，而隐去它们之间的表面联系，留下大片想象余地。像“画楼离恨锦屏空”与“杏花红”之间也未点明其关系。而这些物象情态的关系，很容易领悟出来，所以反而显得浅而不露，短而味永。
苏轼在其人物史论中写了大量的翻案文章，立意新颖深刻，高远幽邃。治国之策，行事之则；爱民之心，嫉恶之恨；他人之思，自我之省，都别出新见，发人之所未见，启人之所未思。晁错曾提出“削藩”建议，后被汉景帝所杀。“晁错之死，人多叹息”，苏轼却翻空出奇，以独特的视角，一家之言，阐述了晁错受祸原因，提出了仁人君子、豪杰之士应“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功”的主张。
文章开篇为泛泛概说：“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起句看似虚写，实则却在暗说汉景帝时国泰民安中隐含着的诸侯之患。接着，作者便围绕“患”字，从“坐”、“起”两方面进行分说。“坐观其变”而不对祸患采取措施，那么祸患便会蔓延得无可救药；“起而强为之”而不等待时机，则天下也同样不能保持治平安定的局面。作者说的“起而强为之”，暗指晁错的削落。下面，文章又结止上两句的意思。引出“仁人君子豪杰之行”的作为，以此而暗与晁错柑比。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概写出历史上的失败者、又具体落实在晁错身上，暗含着对晁错失败原因的评论。这两句堪称全篇关键之处，是作者论说的中心。在此处，它还有承上启下的妙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上承“起而强为之”;“苟以求名者”，下启“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后面，“天下治平”几句，暗写景帝时的“七国之乱”；“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几句，又虚写七国起兵后晁错的态度。因此，首段虽没直接点出晁错，但却句句在写晁错。抽象中有具体，虚写里含实写，虚实相生中既使后面的论述高屋建扳，又让文章排宕开闺，具有一种滔滔的气势。
第二段，文章在前面基础上较而易举地由抽象而具体，由隐而显。由历史的抽象概说，过渡到具体的史事论述。西汉社会诸侯的割据势力严重威胁着封建的中央集权、晁错继贾谊之后，屡次建议景帝“削藩”。他说诸侯王“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呕，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汉景帝用其策，于是出现了“七国之乱”。后来因谗言晁错被杀，后代之人多悲叹晁错的尽忠而蒙害。但苏轼这里却一反传统老调，认为晁错获罪是由于“有以取之也”，从而使文章蹊径独辟、不同凡响。
第三段，作者一方面紧扣史事，另一方面却把笔触拉开，先提出“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介的观点。然后便旁征博引用大禹治水的凿龙门、决江河和溃冒冲突来举例论证，提出“事至而不惧”、“徐为之所”才能使大事成功，以此而暗中指责晁错的临危而逃。
第四段是全篇的主体，这一段议论变得丰富，行文也变得曲折。这一段通过有力的论说鞭辟近里地阐述了晁错取祸的原因。“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苏轼认为“削藩”应该逐步进行，徐为之所”，而不应“骤削之”，骤削则必然导致“七国之乱”，这便是“无故而发大难之端”。仁人君子豪杰却于此时挺身而出，所以能成大业，但晁错不在此时捐身，力挡大难，击溃七国，反而临危而逃，“使他人任其责”，那么“天下之祸”自然便集中在晁错身上了。文章至此。所议之事、所立之沦虽与前文相近，但观点与史事却逐渐由隐而显、由暗而明。文章的气势也慢慢由弱而强、由平易而近汹涌。紧接着，作者又连用了两个反问句，把文章的气势推向了的顶峰。“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是谁引发出七国之难而又临危而逃了选择最安全的处所，把天子陷入至危的境地，这是忠义之士所愤惋之人，既使无袁盎的谗一也不会幸免十祸。这样的结局的原因是“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这两个问句一波未平又起一波，使文覃呈现出汪洋惩肆的特征。然而苏轼并不就此搁笔，他用两个条件再从反面假设晁错，把文章跳起的高浪又推向了深远广阔。“使吴、楚反，错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这是假设晁错不临危而逃；“使不至于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这是假设晁错不使人主自将。那么即使有一百个袁盎也不能使晁错获祸。
最后一段，文章的气势渐渐平缓，在感叹历史之时，再一次指出临危而逃自固其身是晁错取祸的原因，从而增重了题旨的作用。
作者生活时代，治平已久，文恬武嬉，积贫积弱，作者思治，故此论实为有感而发。起首议论雄深浑徽，有很强的针对性。全篇文章由虚而实，由实而气势滔滔，由气势滔滔而渐渐平缓，把舒缓与紧凑有机地融为一体。
这首诗是一首思乡诗。
“江水三千里”，写去家之远；“家书十五行”，写家书之短。古代的信笺一般每页八行，这封家书只写了两页不到。惟其去家有三千里之遥，而家书又仅有十五行之短，故这封家书的分量更显得非同凡响，诗人接信后也更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喜悦。两句全用实字，对仗工整，对照强烈，简括凝练。 在远离亲人的京师得到盼望已久的家书，诗人的欣慰、喜悦之情是可以想见的，因此诗的后两句完全可以抒写诗人捧读家书时的激动心情，或写对故乡亲人的深切怀念。但诗人却匠心独具，将自己的感情意绪完全抛开不写，只从家书的内容落笔，写在这封仅有十五行的家书中，亲人没有别的话语，只叮嘱自己尽早还乡。
“行行”、“只道”突出了“早还乡”是家书中惟一的书写内容，因其“行行无别语”，更写出这是一种千叮咛、万嘱咐，一再反复诉说的话语，两句诗写出了亲人对自己思念及盼望的殷切和深沉，作为诗人感情的折光，诗人强烈的乡思和迫不及待的归情也就尽在不言中了。据《明史》卷二百八十六《文苑传》记载，袁凯元末曾为府吏，博学有才辩，议论飙发，往往屈座人。在文网森严的明初，士大夫人人自危，袁凯历仕二朝，忧谗畏讥，进退维谷，他的处境必然是十分险恶的。家书中亲人切切的叮嘱，固然有对远方亲人的深切思念，也包含着对身羁官场的诗人安危的担忧，而袁凯的乡情中包含对惶惶不可终日的仕宦生活的厌弃及对闲适的家居生活的向往。后来，袁凯就因触怒明太祖朱元璋，惊惧不已，徉狂免归。因此，这里的“早还乡”，是有更深层次的感情内容的。 这首诗紧扣家书展开叙述，信中只劝早早还乡，与诗人以病免归的情事完全吻合。唐人五绝往往自然真切，不假雕饰。这首诗围绕家书一事，纯用白描，情真意切，恰到好处，颇有唐人之风，在明代怀乡诗中实属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