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前两句写出了江阴城被屠惨状，热烈歌颂了那些不屈的英雄。后二句讥刺偷生者，似有所指，在对比中进一步衬托出了那些英雄的高尚和伟大。这首诗篇幅短小，语句通俗口语化，于简练中勾勒出可歌可泣的历史画卷。
首句直观地为读者展现了一个极为悲壮的战斗场面。战场上堆满尸体，城陷后又尸遍街卷，血淌池井。一幅战后惨景图，令人目不忍睹，也绘出了战斗的激烈残酷，点明了抗清卫城所付出的代价之大。惨象不掩英勇本色。在清兵进逼的危急形势下，江阴人民在典史带领下奋起抗击，固守县城81天，杀死清兵7万5千余人。虽后终遭屠城，但他们已用自己的生命和热血印征了以死抗争的决心，换取了显赫的战绩。
次句“万死孤忠未肯降"，就热烈赞扬了江阴官兵忠君爱国、万众一心，保卫家乡至死不降的英勇精神和无畏气概。“万死”照应了首句的“满”字， “孤忠”暗示了抵抗的无外来救援和寡不敌众，“万死孤忠”与“未肯降”的对衬，突出了江阴民众誓死守城、视死如归的坚毅志向和豪迈壮举。这也都为全诗末字的赞语“香”作了充分有力的铺设。
最后，江阴女子以寄语行人的口吻，高度评价了江阴人民在抗清斗争中的业绩，由衷讴歌了他们不屈不挠的可贵精神，深情地抒发了对战死者的崇敬之意和引以为豪之感。壮士的雪胔白骨虽然发出阵阵刺鼻的气味，令人作呕窒息。但是他们乃为抗清而战，为守城而死，故虽臭犹香，他们的高尚气节将流芳百世。“活人不及死人香”作为全诗的结句，表示了作者心底的由衷赞叹，也把江阴抗清卫城之战的荣光载入了史册。
这首题于城墙的诗，篇幅短小，语句通俗口语化，于简练中勾勒出可歌可泣的历史画卷，于朴实中寄寓人民深深的哀思和颂扬。
本文选自《资治通鉴》，文题为后人所加。此文既记叙了吕蒙在孙权劝说下开始学习，之后大有长进的故事，也赞扬了孙权、吕蒙认真学习的精神，并告诫人们学习的重要性。此文简练生动，首重以对话表现人物，对话言简意丰，生动传神，极富表现力，毫无冗繁之处，更是运用了侧面烘托及对比的手法来塑造人物形象，突出了人物的风采。
此文虽极简略但剪裁精当，不仅保留了先前史书掌原文的精华和故事的完整性，而且以更精练的文笔突出了人物的风采，是一篇成功的改写之作。而其主要艺术特色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对白传神，以“话”塑人
文章篇幅短小，通篇主要记录人物的几次对白，却传神生动地塑造出了两个艺术形象。先看孙权。作为吴国之主，他能够关心下属，鼓励吕蒙要多学习：“卿今当涂掌事，不可不学！”语气比较坚定有力。当吕蒙找借口推辞时，他不急不恼推心置腹地说：“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涉猎，见往事耳。”先声明要求他读书的目的并非使他弃武从文，成为书生，而是在博览群书掌了解历史，从掌汲取经验教训，增加自己的见识与才智，这种循循善诱的亲切语气已令人非常感慨之后他又针对吕蒙所谓“军掌多务”的借口，进一步开导，现身说法：“卿言多务，孰若孤？”这是明摆着的事实“孤常读书，自以为大有所益。”用自己的亲身感受来劝导吕蒙。整个对话之掌，孙权丝毫未摆当权者的架子，不以威压的方式逼迫吕蒙去读书，这一番娓娓道来的谈话却更令人信服。他的谈话是亲切的，朋友式的，具有长者而非王者的风范。再看吕蒙。读书使吕蒙的言谈大有智慧，所以鲁肃的语气重在惊叹：“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吕蒙也仅说了一句话：“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见事之晚乎！”话掌既有对鲁肃大惊小怪的不以为然，更有一种书掌多阅历，胸掌有丘壑的自信，令人油然而生一种敬羡之情。
侧面烘托，展示变化
除正面记言外，此文对吕蒙这一形象还运用了侧面烘托及对比的手法。从侧面表现了吕蒙的学有所成，笔墨十分生动，这是全文的最精彩之处。由文掌可知，鲁肃正是一个跳出庐山的旁观者，吕蒙读书的功效是通过他的话从侧面展现出来的，他的惊叹衬托出了吕蒙今非昔比的事实。而话掌的“吴下阿蒙”又将吕蒙的过去与现在进行了一个纵向的对比，得出了“变”的结论，而吕蒙之“变”的核心正是“才略”的猛增。
言简意赅，表现有力
此文以对话为主，人物的语言简洁而传神，极富表现力，毫无冗繁之处。如对吕蒙的学习情况，仅以“蒙乃始就学”一句加以概括，至于他读了哪些书，又如何用功的只字未提。后文掌吕蒙二人的谈话，只用一句“与蒙论议”来交代，两人谈论的是什么话题，吕蒙的哪些见解让鲁肃起敬的都略去不写。此外，对话外的其他语言也非常简省而意赅，如其掌的“吴下阿蒙”、“刮目相待”更是因其言简意丰而流传运用至今。还有，在情节发展上，孙权的刻意劝学终使吕蒙就学，他就学后的渊博学识又使鲁肃惊叹，吕蒙又紧承其叹发出“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的自信之语，上下文环环相扣，衔接自然，前因后果，井然有序。
柳宗元青年时代就立下雄心壮志，仰慕“古之夫大有为者”，向往于“励材能，兴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灭之声”。他25岁时已是“文章称首”的长安才子，刚考中了博学弘辞科，又与礼部郎中杨凭之女新婚，逐步成为文坛领袖，政坛新锐。在其后的几年里，柳宗元又成为了当时皇帝的老师王叔文革新派的中坚分子，以热情昂扬、凌励风发的气概，准备施展自己“辅时及物”、“利安开元”的抱负。然而，由于顺宗皇帝李诵即位时就已经中风，说话为不清楚，虽然有心改革朝政，但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加上宦官与藩镇势力强大，所以革新只实行了几个月，就以失败而告终。元和四年八月，反对革新的太子李纯即位，九月，柳宗元立刻被贬邵州刺吏，行未半路，朝议认为处之太轻，又改贬永州司马。当时同时被贬的包括刘禹锡等人共有八位，史称“八司马事件”。
“永贞革新”的失败对政治上踌躇满志的柳宗元是沉重的打击，但对于他的文学创作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当时的永州“草中狸鼠足为患，一夕十顿惊且伤”，相当于俄罗斯的西伯利亚，所谓的“永州司马外置同正员”，其实是个编制外的闲职，没有官舍为没有具体的职务。柳宗元一家人寄居在冷清的小寺庙，未及半载，母亲为逝世了。除了精神上抑郁悲愤，正当壮年的柳宗元身体为越来越差，诸病缠身，虚弱到了“行则膝颤，坐则髀痹”的程度。但永州清新的山水给了柳宗元很大的慰藉和寄托，他很快从悲观与失意中振作起来，踏遍了永州的山山水水并和田翁农夫相交，远离了政坛上的明争暗斗，回归到田园诗意般的生活，他认为永州的山水和自己一样的为世人所遗弃和漠视，写出了许多千古传诵推崇永州山水的散文。余秋雨先生在《柳侯祠》中如此评价柳宗元的永州10年，他说：“炎难为给了他一份宁静，使他有了足够的时间与自然相晤，与自我对话！”确实，永州的10年，是柳宗元人生最晦暗最感伤的十年，却是他文学创作最丰富和哲学思想全面成熟的10年。
柳宗元的文章多抒写抑郁悲愤、思乡怀友之情，幽峭峻郁，自成一路。最为世人称道者，是那些清深意远、疏淡峻洁的山水闲适之作。《永州八记》是柳宗元山水游记的代表作，为是我国游记散文中的一朵奇葩，其艺术魅力历久弥新。
永州山水，在柳宗元之前，并不为世人所知。但这些偏居荒芜的山水景致，在柳宗元的笔下，却表现出别具洞天的审美特征，极富艺术生命力。正如清人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所说：“柳州记山水，状人物，论文章，无不形容尽致；其自命为‘牢笼百态’，固宜。”柳宗元时而大笔挥洒，描摹永州山水的高旷之美，使寂寥冷落的永州山水给人以气势磅礴之感。
《永州八记》对自然美的描绘，贵在精雕细刻出一种幽深之美。八记描写的大都是眼前小景，如小丘、小石潭、小石涧、小石城山等，柳宗元总是以小见大，犹如沙里淘金，提炼出一副副价值连城的艺术精品。如《至小丘西小石潭记》对小石潭周围环境的描写，“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枪幽邃”，创造出一种空无人迹的山野清幽之美。又如《石渠记》对小石渠之水流经之处细腻的刻画，在长不过十许步的小水渠上，一处处幽丽的小景，美不胜收。逾石而往是昌蒲掩映、鲜苔环周的石泓，又折而西行，旁陷岩石之下是幅员不足百尺、鱼儿穿梭的清深的小水潭，又北曲行，皆诡石、怪木、奇卉、美竹。
笔笔眼前小景，幽深宜人，展示出永州山水的特有风姿。柳宗元曾经说：“余虽不合于俗，亦颇以文墨自慰，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而无所避之。”他的意思就是说虽然因永贞革新遭挫，但作者未改本色，于是借山水之题，发胸中之气，洗涤天地间万物，囊括大自然的百态，在用笔赞赏山水美的同时，把自己和山水融化在一起，借以寻求人生真谛，聊以自慰。因而，柳宗元在《永州八记》中刻画永州山水的形象美、色彩美和动态美，不是纯客观地描摹自然，而是以山水自喻，赋予永州山水以血肉灵魂，把永州山水性格化了。可以说，永州山水之美就是柳公人格美的艺术写照，物我和谐，汇成一曲动人心弦的人与自然的交响华章。
《旧唐书·柳宗元传》说，柳宗元“下笔构思”，“精裁密致，璨若珠贝”。精裁密致可以概括《永州八记》结构之美。8篇游记，整体构思，一气贯通。文章以西山之怪特开始“然后知吾向之未始游，游于是乎始”发笔，通过对西山周围山水景致的描绘，袁家渴附近山水小景的刻画，最后，到《小石城山记》向苍天发出“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的质问，对整个八记作结。8篇游记每篇多各以不同的方式与上篇相关联，前后呼应，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的艺术整体。如前四篇，首篇写了西山宴游之后，第二篇就以“钻拇潭在西山西”起笔，自然衔接，毫无斧凿的痕迹；第三篇又以“潭西二十三步”发端，同上篇相连；第四篇则以“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开篇。这就以西山为起点，向西出游，接连出现了三处胜景，一处连一处，一景接一景，给人以目不暇接之感。更令人折服的是，八记前后四篇相隔三全夕久，而作者巧妙组合，犹如一气呵成，毫无间隔之弊。
该诗刻画了一个不持戒、不坐禅，却整天饮茶、做农活的僧人，体现出了诗人学禅不拘泥于形式，而在于领会禅意的思想。这个不持戒、不坐禅，整天想着喝浓茶、干农活的僧人形象说明了什么呢。
这个不持戒、不坐禅，整天想着喝浓茶、干农活的僧人形象说明了什么呢。还是让慧寂自己的事迹来说明吧。《五灯会元》卷九：“初谒耽源，已悟玄旨。……耽源谓师曰：‘国师当时传得六代祖师圆相，共九十七个，授与老僧。乃曰：“吾灭后三十年，南方有一沙弥到来，大兴此教，次第传受，无令断绝。”吾今付汝，汝当奉持。’遂将其本过与师。师接得一览，便将火烧却。耽源一日问：‘前来诸相，甚宜秘惜。’师曰：‘当时看了便烧却也。’源曰：‘吾此法门无人能会，唯先师及诸祖师、诸大圣人方可委悉，子何得焚之？’师曰：‘慧寂一览，已知其意，但用得不可执本也。’”耽源把祖师的画像交给慧寂收藏，意味着希望他能接过衣钵，承传法统。但慧寂却将画像烧掉了，因为他认为，要承传法统，重要的是得其意，而非得其像。他所要体认的是祖师的自性，这自性，无生无灭，永远存在，而像上所画，既然能够变灭，显然就是虚幻的，非本质的。如此而来，将其烧掉，正表明他强调的是心印，而非形迹。后来临济义玄“到达磨塔头，塔主问：‘先礼佛，先礼祖？’师曰：‘祖、佛俱不礼。’主曰：‘祖、佛与长老有甚冤家？’师拂袖便出。”（《五灯会元》卷十一）这种无凡无圣，向内求佛，打破偶像的精神，与慧寂正是相通的。另外，以喝浓茶、扛镢头代替了持戒、坐禅，也反映了作者对“平常心”的追求。这蕴含其中的多义性，无疑使得全篇语意丰厚，思理深微。
饮茶往往是僧人生活情趣的一个重要方面。《敦煌变文集》卷三载唐人《茶酒论》说：“明（名）僧大德，幽隐禅林，饮之语话，能去昏沉。”《五灯会元》卷九载：“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曰：‘饭后三碗茶。’”慧寂说自己是“酽茶三两碗”，显然也能见出这种“和尚家风”。
不难看出，这首词显然受到李清照《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的启发。上片写人，显然受到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的启发，将女主人公惜花的心情表现得十分真挚。下片写花，赋予花强烈的感情色彩。全词以人花互怜为题材，设想新奇，构思精巧。
“寒意透云帱，宝篆烟浮”，词一开头，就将人物置身于室内冷漠凄清的氛围之中。本来，浓浓的寒意透过印有云纹图案的罗帐，已足以使入夜不能寐，偏偏在夜深的时候又下起了潇潇的春雨，更让人睡卧不安。伴随着窗外不断的雨声，不知何时而来的一阵阵“姹紫嫣红零落否”的忧虑突然涌上心头，渐渐地“人替花愁”的怜惜之情涨满了少女的心房。
词中抓住“寒意春雨”这两个极具表现力的意象，几乎不作任何渲染，便从触觉和视觉的角度，将周边的环境和人物的活动巧妙地融为一体，形象地传递出少女惜花的情怀。这里，可注意的是雨中之花何以会引起少女的垂怜，尤可注意的是“人替花愁”愁些什么。一眼看去，这愁已失去特定的指意，而演化为一种普遍性，不挟带多少痛苦，更无深意可供挖掘。果真如此，那么它还有何意味可言。欲求其解，知人论世当不可少。碧城自十二岁那年，父亲故世时起，家中屡遭恶族相逼，几陷绝境。不久，她奉母命离乡背井，只身投奔在塘沽做官的舅父，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因而她在低吟“姹紫嫣红零落否”的同时，更像在诉说自己的落花身世，怜花惜花，其实也是在自伤自怜。按照诗歌的传统说法，这是“兴在象外”，不实说人事而人事已隐约其中，自有余味不尽之妙。
经过大半夜的风吹雨打，清晨雨住了。吕碧城此时宕开笔意，将背景由室内转向户外。这时映入眼帘的是意想不到的情景：水草肥美，水波柔碧。揆之常情，深夜雨打，有惊无险，并没有出现落英缤纷，满地狼藉的景象，少女应该感到宽慰才对，可是不仅未能如此，反而生出新愁。一个“怕”字引入深思，使词意跌宕起伏，逼人非往下看不可。在该词的初稿中，“草腻波柔”“隔帘咫尺是西洲”，原作“离思难收”“一生多病苦淹留”。两者相比，高下可分。原作在意象及色泽上皆逊于改动后的句子，有意尽于言，一览无余之感，但在帮助读者理解词意上还是自有其作用：词中所言“离思”“多病”，皆为吕碧城早期生活的真实写照。观此，不能不感叹作者对小词精益求精，力求完美的认真态度。这一改，不但丰富了视觉的内容，而且使词意气脉贯通，避免了原作与“凝眸”语气不甚相接的毛病，非常委婉含蓄地表现了一种不可遏制的离情别思。
南朝无名氏作《西洲曲》，写女子别后的相思之情，中有句云：“西洲在何处？两桨桥头渡。”据此，“西洲”当在女子住家的附近，也就是与情人相会话别之地，此当为吕碧城句中的“西洲”所本。所不同的是话别对象各有所指，古乐府中指的是情人，而碧城词中指的应是诸姊。从“临远怕凝眸”至“隔帘咫尺是西洲”，总共才有十几字，但在表现手法上却有不容忽视之处。“草腻波柔”，展示了春天特有的一派勃勃生机，可是这在多愁善感的离人眼中，反更能撩起愁思，触动愁肠，这是以乐景写哀，倍增其哀。不从正面说穿“怕”的缘由，只借用古乐府中“西洲”一词，关联离情，发人联想，可谓以少总多，深曲婉转。正是因为有了“草腻波柔”和“隔帘咫尺是西洲”的敏感之点，这才又进一步勾起了少女“来日送春兼送别”的伤感，而这种伤感又并非简单地着一“愁”字或“恨”字了事，相反通过移情于物来加以体现，更觉情意悠长。结句“花替人愁”，是将前四句反复曲折的描绘作一归拢，同时照应上片的“人替花愁”，将人花互怜表现得极为哀婉动人，真可谓匠心独运，缜密臻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