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陵江水此东流，望喜楼中亿阆州。”起笔扣题，突出“别”字。诗人站在望喜楼上，注目嘉陵江水滔滔东流，不禁油然升起依依不舍的心情。诗人极目望去，又忆起那远在中游的阆州，思绪为之一顿。
“若到阆州还赴海，阆州应更有高楼。”嘉陵江经阆州后继续向东南流去，到重庆汇入长江，最终流入东海，故曰“赴海”。“应更”是肯定句，前行匆匆，无暇游赏，而此行又不经此，当然不可能再到阆州的“高楼”眺望嘉陵江水了。“阆州”也是写实，而不是未曾涉足的想象，从而更增强了“别”的韵味。
第一首重在远眺嘉陵江，从宏观着笔，第二首重在写嘉陵江水之澄碧，于细微处见精神。
“千里嘉陵江水色，含烟带月碧于蓝。”诗人把视线收回，注目脚下的江水；江天一色，千里嘉陵，烟波浩渺，它象皓月那样洁白，又比纯蓝还碧。诗人尽情描摹江水之美，以增加不忍“别”之情。
“今朝相送东流后，犹自驱车更向南。”这里把江水人格化了，也就是把自然人格化。江水变成了有生命力的东西了，这样也遂使诗的意境得到了升华。“犹”，有不忍之意，“更向南”意谓前途渺茫。诗人尽管受柳仲郢之邀，但此行如何，还未可预料，故尔发出“犹自驱车更向南”，以收束全篇。
这两首绝句通过赞美嘉陵江水，抒发了自己对大自然的依恋，从而也反衬了人世间的倾轧、污浊。诗曾有自注：“此情别寄。”当指另有所寄，这或许就是人情冷暖，世风日下，李商隐虽有才华和政治抱负，但时时受到猜忌、排挤。王氏卒后，他更觉无所依托，人生飘泊，内心矛盾也偶尔流露。他渴望得到知音，但现实社会知音难觅，只好钟情于嘉陵江水，聊以片刻的自慰。
这两首绝句是联章体，紧紧围绕嘉陵江来抒发情感。前者重虚写，以想象嘉陵江壮阔景象，但虚中含实；后者重写实，以细腻的笔触，抒发自己的无尽山水之情，但实中寓虚。这组诗以江水为核心，从不同侧面加以描摹。从其过程上看，写其上游、中游、下游，淡淡勾渤几笔，写出江水的博大；从其特色上看，写其“江水色”、“含烟”、“带月”、“碧于蓝芝，极富画意；从其人格化上看，有“相送”，人送江，江送人，生动活泼。
这首词是写与故人相别的情景，纯用白描的方法，从“极浦送别”写到帆影消失在“浪如雪”的碧江中，把去者和住者依依惜别的真挚感情，十分细腻地表现出来。王湘绮说孙词写“常语常景，自然风采”，这首词正体现了这一艺术特色。
词的上片，概括地写“故人相送”的地点和心情。原来“离棹逡巡欲动”的原因， 故人赶来相送，那无穷的离愁，不尽的祝愿，依依难舍的心情，都在这里得到了生动的体现。“去住心情知不共”一语，在结构上来说，既是上片的结句，又是下片的过渡。从传达手法上来说，它是语常而意新，语浅而意深，描绘了更为广阔、更为深邃的美的境界。在去者此时此刻不免有“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李白《送友人》）之感；而在住者则自然而然地要在内心里发出“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王维《山中送别》）的疑问。这句话写的常景常情，但它所包含的意义和韵味，大大地超出了它的语言框架，值得去思索和玩味。
下片十五前三句是铺叙宴别时的情景，是“故人相送”的具体描绘。后三句是写住者伫立凝望的神情，是依依惜别的形象刻画。这些都是司空见惯的情和景，而词人却把它写得别有风采。故人举行丰盛的惜别宴会，捧着满杯的酒，向去者表示美好的祝愿。然而别易会难，聚少离多，在这“连理分枝鸾失伴，又是一场离散” （孙光宪《清平乐》）的时候，那穿着绮罗的美人，必会“歌袖半遮眉黛惨，泪珠旋滴衣襟”（孙光宪《何满子》）。那奏着丝管的美人，必会发出“轻别离，甘抛掷，江上满帆风疾” （《谒金门》）的感叹。这一个“愁”字，一个“咽”字，把住者黯然销魂的心情形象地表现出来。“回别，帆影灭，江浪如雪”，是以景语总结全词，一句一韵，一韵一顿。他那伫立极浦，目送征帆，一直看到帆影消失在浩渺的烟波之中，但江上的浪涛卷起千堆雪，而他还在伫立凝思，种种神情心事，婉曲传出。这情景很像李白《金乡送韦八之西京》的“望望不见君，连山起烟雾”和《送孟浩然之广陵》的“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的诗句。他们都是用同一机杼，构造出一个余味无穷的审美意境，都是不言情而情自见。不言愁而愁自深。不过李白写的是当时当地的真实生活，是实写；而作者在这里所写的是想象。是想到“挥手自兹去”以后，故人的一往情深，不忍离别，伫立极浦。如痴如醉的情状，是虚写。以实写虚，或者以虚写实，都是含蓄美最常见、最一般的表现手法。他写的现象是具体的，是有限的，但他辐射出来的内涵却是抽象的、无限的，耐人深思、耐人咀嚼的，因而具有更好的、感人的艺术魅力。吴梅认为“孟文（孙光宪）之沉郁处，可与后主并美。”又说：“俊逸语，亦孟文独有。”这首词的下片的沉郁，上片的俊逸，确实是不容易达到的艺术境界。
这封书信对于了解陈子昂的风骨有很大帮助。
陈子昂所标举的“兴寄”也是来源于前人主要是汉人“美刺比兴”的观念，其含义就是指诗歌的比兴寄托。这也的确切中了六朝诗歌工于体物、专有形似的弊端。更值得指出的是，陈子昂“风骨”与“兴寄”并举，对唐诗未来的发展，比如实现由风骨向兴寄的“战略转移”，也埋下了伏笔。
陈子昂同时的人如卢藏用对陈子昂的意义已经有所认识，他在《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中，给予陈子昂以极高的评价，认为是“道丧五百年年得陈君”，对其代表作《感遇》诗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卢藏用的出发点不是诗歌的美学特质，年是儒家的政教观念，因此与陈子昂在诗歌史上的真正价值，与陈子昂的理论主张对唐诗学的真正意义之间尚存在一定的距离。
但是，就总体年言，他的评价是客观的、中肯的，得到了后人的赞同。杜甫盛赞陈子昂“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新唐书·陈子昂传》肯定他“始变风雅”。当然，也有人对卢藏用的评价提出过质疑，如颜真卿、皎然等。明末胡震亨《唐音癸签》综合各种意见，仍然认为陈子昂“与有唐一代诗，功为大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