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常规，写营建一类的记文，往往要记其经营始末、结构规模、堂中陈设、堂外美景等等。然苏轼为文从不肯囿于题目，就事论事，平铺直叙。而常常是出入意料地在题目之外，生发议论，阐述自己深刻的见解，抒发自己富于哲理的联想。譬如这篇《宝绘堂记》，本是一篇记叙性的散文，但作者完全写成了一篇议论文。
文章一开始就明白地提出了全文的中心论点：“君子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寓意于物”即寄情于物，“留意于物”即是沉溺于物。人生于世，须臾离不开外物。但人与物究竟是什么关系，应该如何相处，这是古代哲人经常讨论的问题。苏轼这两句话，深刻地揭示了人与物的关系。明白简洁，发人深思，可谓“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陆机《文赋》）。接着说明为什么要“寓意于物”，而不能“留意于物”。作者顺势而下，从道理上予留阐述：“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虽尤物不足留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病，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用整齐对应的排比句，从正反两方面阐明了论点。寄情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快乐，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忧患；相反，如果沉溺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忧患，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快乐。这些话看来平平常常，但实质却极富哲理。苏轼在立身处世上，受道家思想影响很深。《庄子》书中对人与物的关系问题，就反复讲道：“胜物而不伤” （《应帝王》），“不留物挫志”（《天地》），“不留物害己”（《秋水》）。庄子认为物同人相比，比人低贱，物应该受人支配，受人利用。物不应该成为支配人、奴役人的力量。但事实上，人们往往“留物易其性”（《骈拇》），“弃身留殉物”（《寓言》），人成了物的奴隶，丧失了应有的欢乐和自由。人要做到不为物所支配，苏轼认为不应“留意于物”。也就是他在《超然台记》中写的：“留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就是要从一切物质利益束缚中超脱出来，把穷通、贵贱、得失、成败，统统置之度外，这样才能任性自适、随缘自乐。这是苏轼的深切体会，是他的处世哲学。在他的一生中处逆境而能安之若素，临忧患而不颠倒失据，正是由于他正确认识了人与物的关系。
在理论阐述之后，又引老聃的话为证：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意思是说，华丽的服色、美妙的音乐、香甜的味道、纵马引猎这些可供享受玩乐的外物，能伤害人的身心健康，败坏人的品德。老子主张不要沉溺于享乐的外物。“然圣人未尝废此四者，亦聊留寓意于焉耳。”古代的圣人并未抛弃这四种可供享受的外物，只是借留寄托情意。下面又举刘备、嵇康、阮孚所喜好之物，这些物虽微细之物，但因为是“寓意于物”，所留“乐之终身不厌”，进一步阐发前面“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的道理。
文章的第二节，一开始即指出：“凡物之可喜，足留悦人而不足留移人者，莫若书与画。”宝绘堂是藏书、画的地方，此一节紧扣题目。书画可留使人娱悦，而不能改人的性情。欲抑先扬，文笔为之一顿。“然至其留意而不释，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文笔忽然逆转，指出即使是书画，如果沉溺其中而不肯舍弃，也会给人带来祸患。接着举钟繇、宋孝武帝、王僧虔、桓玄、王涯等人，留意于书画，而“害其国”“凶其身”的事例留证明，进一步阐发前面“留意于物，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的道理。
第三节，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阐明中心论点。作者少时也喜爱书画， “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两个“惟恐”，写爱好之切、沉溺之深。但留后忽有所悟，认识到这种作法是“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于画”，是“颠倒错谬失其本心”，是留物损身，留物伤性，所留“自是不复好”。但也并非就完全舍弃，看见喜爱的书画，也时时收藏，别人拿去也不可惜。作者用“烟云之过眼，百鸟之过耳”为喻，说明其无足轻重。正因为作者对书画只是采取‘‘寓意”而非“留意”的态度，所留书画只能为作者带来快乐，而不能成为忧患。
文章最后一节，叙写王诜的人品、学问，不喜好声色臭味，只喜好书画，并建造宝绘堂留收藏之，求作者写记文。作者“恐其不幸而类吾少时之所好，故留是告之，庶几全其乐而远其病也”。点明作记的缘由和目的。
这篇文章四节文字，紧紧围绕着中心论点进行论证。先从理论上阐述，继之留历史人物的事实为例证，最后又用自己的亲身体验现身说法，使“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的中心论点牢固地树立起来。
此诗写安史之乱中，自己与家人离散、身陷囹圄的不幸遭遇，希望魏郎中（不详何人）援手为自己昭雪冤狱。
诗一开始就描绘出了一幅动荡、凄惨的图景：“海水渤潏，人罹鲸鲵。”“人罹鲸鲵”，人们遇上了凶恶强暴的人。“蓊胡沙而四塞”：安史叛军掀起漫天尘沙，遍及各地方。蓊，愿意是草木茂盛，这里有弥漫的意思。四塞，充满四方。这句形容安禄山叛乱，战争蔓延的范围很广。“始滔天于燕齐”：这场祸乱像洪水一样是从燕齐二地发起的。滔天，本是描写水势之大，这是比喻大的灾祸。燕齐，安禄山是在范阳（今北京一带）发动叛乱的。范阳位于战国时燕地，与齐国毗邻，所以“燕齐”并提。以上四句是描写安史叛乱的发生，造成了严重的祸患。“何六龙之四荡，迁白日于秦西。”六龙驾驶的车子是何等的四四荡荡，它载着白日迁移到秦地以西去。何，何等，何其、多么。六龙，古代神话中传说太阳乘的车子是由六条龙驾驶。这里比喻朝廷的官员、禁卫队等。白日，指皇帝唐玄宗。安禄山攻占潼关后，唐玄宗仓惶西逃，到蜀地避难，因蜀地在长安西南，故称秦西。这两句是讽刺唐玄宗的逃跑路线。“九土星分，嗷嗷凄凄。”九州，古代把中国分成九州，和天上的北斗星及二十八星宿分别对应，称作“分野”。这里指安禄山搞分裂叛乱战争，破坏国家统一。“嗷嗷凄凄”：人民处于哀愁困苦之中。凄凄，悲苦的样子。“南冠君子，呼天而啼”：我这个被投进监狱的囚徒，哭啼着呼唤苍天。“南冠君子”，见《左传·成公九年》春秋时楚国伶人钟仪，在晋国当俘虏时，还戴着楚国的帽子，因楚国地处南方，后来就用楚囚南冠来泛指囚徒。当时李白被囚在浔阳狱中，所以自称为南冠君子。“恋高堂而掩泣，泪血地而成泥。”高堂，通常称父母，这里大约是指朝廷。想念父母便悲痛地掩面哭泣，含着血的泪水，滴到地上而成泥。“狱户春而不草，独幽怨而沉迷。”虽然已是春天的季节，但阴暗的监牢门前却连草也不生，我独自一人，深深地陷入哀怨和痛苦中难以排解。幽怨，隐埋在心中的哀怨。沉迷，不能自拔的意思。“兄九江兮弟三峡，悲羽化之难齐。”九江，即浔阳。这里的“兄”，可能是李白自指，不是另有一兄在九江。意思是一家人骨肉分离。羽化，古人把成仙叫羽化。可悲的是即使能成为神仙，也难相聚在一起。“穆陵关北愁爱子，豫章天南隔老妻。”：穆陵关，在山东沂水县北。李白的儿子伯禽这时在山东。豫章，郡名，即洪州，州治在今江西南昌市。李白的妻子这时寄居在豫章。这两句意为：我可爱的孩子远在穆陵关北，使我忧愁、惦念，年老的妻子被隔在南方的豫章郡。“一门骨肉散百草，遇难不复相提携”：一家人骨肉分离，像百草被风吹散一样，遇到危难的时候，再也不能互相照顾了。以上十二句是描写妻离子散的悲惨遭遇和自己无辜入狱的悲愤心情。“树榛拔桂，囚鸾宠鸡。”种植上杂乱的榛树，而拔掉美好的桂树，把高贵的鸾凤囚禁起来，而宠爱无能的鸡。这两句以榛、鸡比喻腐朽无能的权奸，说明朝廷对他们扶植和重用；以桂、鸾比喻有才能的人，说明朝廷对他们的打击和排挤。指责当时的统治者是非颠倒，黑白不分，庸庸碌碌的人都窃据高位，而有才能的人反遭不幸。“舜昔授禹，伯成耕犁。”伯成，伯成子高，传说中尧舜的一个诸侯。当大舜把天下传授给禹的时候，伯成子高便辞去官职去耕田种地。“德自此衰，吾将安栖？”德政从此衰败，我将到那里去安身？《庄子·天地》载：禹嗣舜位，伯成子高辞诸侯而去耕田，禹问其政，伯成子高说：“昔尧治天下，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畏。今子赏罚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后世之乱，自此始矣!”李白在此引用这个典故，意在说明天下被昏君搞乱，社会黑暗，自己无处安身。栖，栖息，安身。“好我者恤我，不好我者何忍临危而相挤？”喜欢我的人可怜我，不喜欢我的人，怎么忍心在我临危的时候还来排挤我？“子胥鸱夷，彭越醢醯。”子胥，伍子胥，春秋时楚国人，到吴国去辅佐吴王，后被吴王杀死。事见《史记·伍子胥列传》。鸱夷，皮革做的大口袋。伍子胥当年被吴王杀死，用皮口袋装着尸体弃于江中。彭越，汉初将领，封梁王，后为刘邦所杀。事见《史记·魏豹彭越列传》。彭越被汉高祖刘邦剁成了肉酱。“自古豪烈，胡为此繄？”胡，为什么，繄，语气词，叹息的声音。从古到今的英雄豪杰，为什么都是这样遭遇呢？以上四句是借古讽今，控诉现实政治的黑暗。自己有理想、有才能，想为平定安史叛乱，恢复国家统一贡献力量，却遭到惨酷迫害。“苍苍之天，高乎视低。”青天啊你居高临下，看看大地上的一切吧!“如其听卑，脱我牢狴。”如果你能听到地位低下人的呼声，那就把我解脱出这牢狱吧!其，代词，指天。卑，卑贱，指地位卑下的人。牢狴，监狱。“倘辨美玉，君收白珪。”白珪，白玉。倘若你能辨认美好的玉石，那就收下这洁白无瑕的美玉吧!这里是诗人以白珪自比，表示自己纯洁无辜，要求重新为平定安史叛乱贡献力量。
全诗可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以比喻的手法，揭露并讽刺安史之乱发生后，唐玄宗实行不抵抗的逃跑路线，造成了“九土星分，嗷嗷凄凄”的悲惨情景，国家统一被破坏，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第二部分，描写诗人自己遭受不白之冤，被系于浔阳狱中，从而家庭骨肉离散。第三部分，把讽刺的矛头直接指向最高统治者唐玄宗、唐肃宗，对他们昏庸腐朽的统治，进行了揭露和抨击。诗人借古讽今，用历史传说批判了他们“树榛拔桂”、“囚鸾宠鸡”的行为。表达了诗人遭受迫害的强烈愤慨。最后诗人向苍天呼告，他申述自己是无辜的，要求申雪冤情，为平定安史之乱、统一祖国，发挥自己的才能。
此诗在艺术上除了具有悲愤交集、情感激越，把揭露、批判、讽刺、愤恨、抗议集于一诗之外，在表现方法上的突出特色：首先是它善于运用比喻的手法，揭露、讽刺唐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在大敌当前、安史叛军践踏祖国大好河山之际，统治者们不是愤起反抗，而是匆匆逃往西蜀避难。“何六龙之四荡，迁白日于秦西”的比喻就是以讽刺的语调，描绘李隆基逃命时的匆忙景象。其次诗歌还借用历史传说中的典故，讽刺唐代统治者的残酷无情。如“子胥鸱夷”，“彭越醢醯”的悲剧，便是对当时黑暗政治的影射。又如“树榛拔桂”、“囚鸾宠鸡”的比喻，都从本质上揭露了是非颠倒、黑白不分的政治现实。
这首诗是写于浔阳狱中，全诗交织着诗人对祖国命运的关怀，对统治者的愤怒，对自己不幸遭遇的悲痛，对妻子儿女的牵挂。题名《万愤词》，正显示出李白囚系浔阳狱中，万感交集的愤慨心情。它不仅表达出诗人的痛苦和悲愤，同时也是对封建黑暗政治的有力控诉。
“夜深客子泛舟处，两两沙禽惊起。”发端便写出要眇清逸之境幽趣横生。夜已深，移舟更向鉴湖深处，不觉惊起双双飞鸟。“红衣入桨，青灯摇浪，微惊意思。”次韵更妙。不言桨入红衣，浪摇青灯，而言红衣入桨，青灯摇浪，词情显得摇曳生姿，词人彼情使物，真有常人不可及处。红衣青灯，相映成趣，桨声浪音，一片天籁，不禁引人有超凡脱俗之思。微惊意思，一语双关，一意化两，由景入情，此是由景转情之关节。
湖上惊意固可感矣，心上意思怎样，在下文便有了答案。“把酒临风，不思归去，有如此水。”把酒临风，语出《岳阳楼记》：“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但在词人用来，却不但不能超然物外，而且更引出爱情之誓辞。词人指水为誓：不思归去，有如此水。犹言我心怀归，有此水为证。苏轼《游金山寺》诗云：“有田不归如江水！”其言又本于《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公子（重耳）曰：所不与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杜注：“言与舅氏同心之明，如此白水。犹《诗》（《大车》）言谓予不信，有如皎日。”孔疏：“诸言有如，皆是誓辞。有如日，有如河，有如皎日，有如白水，皆取明白之义，言心之明白，如日如水也。”姚际恒《诗经通论》指出，《王风·大车》为男女“誓辞之始”。词人借用古人设誓之语，阐明其必归相见之情，足见相思之深，用意之诚。“况茂陵游倦，长干望久，芳心事、箫声里。”歇拍四句紧承誓语，句句申说思归之情。《史记·司马相如传》载：“相如病免，家居茂陵。”李白有《长干行》，写女子望夫之情。词人借用茂陵自指，长干则指所怀念相思之人。歇拍谓：我本有归去之志，更何况远游已倦，伊人望久——“怎忘得玉环分付，第一是早早归来。”《长亭怨慢》如闻伊人把美好之心愿，诉诸悠悠之箫声。
换头二韵六句展叙芳心事。“屈指归期尚未。鹊南飞、有人应喜。”上句写自己一方，婉言归期未有期。用李商隐《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句意。下句写对方，想象伊人闻鹊而喜。《西京杂记》：“乾鹊噪而行人至。”此用其意。于是词境翻进想象之妙境。“画阑桂子，留香小待，提携影底。”词人进一步想象，画栏之前，桂树留香，等待人归，待得人归，好与伊人携手游赏于月光之下，桂花影里。此一意境，幻想层出，温柔旖旎而又幽约窈眇，不但刻画出伊人精神，而且写出树亦含情。然而上言归期尚未，则此种种幻境，如鹊南飞有人喜、桂子留香、携手影里，又不免化为之幻影而已。作者《江梅引》云：“几度小窗幽梦手同携。”与此同一意境。
“我已情多，十年幽梦，略曾如此。”词人感喟：我已是自伤情多，十年以来，悲欢离合，总如梦幻，悲多欢少，大抵如此。可是，“甚谢郎、也恨飘零，解道月明千里？”为何友人你也是自恨飘泊，咏出月明千里一类之词章呢？谢郎即南朝宋之谢庄，此借指友人黄庆长。结笔挽合友人与自己一样怀归，正是和作应有之义。但写人亦是写己，结穴于月明千里，清远空灵，有不尽之意。
此词之佳处，不仅在于心旷神怡之游乐翻出执著缠绵之相思，尤在于从相思之中，又翻出对方之情，对方之境。鹊南飞、有人应喜，是想象对方之现境。画阑桂子，留香小待，提携影底，则想象团圆之未来。幻中生幻，奇之又奇，乃全词神光聚照之处。作者情词妙处在于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创造一种清馨幽逸的境界，对方之情即是自己之情。于是彼我之情，有如水乳交融，融融泄泄。双方之境，亦如双镜互照，交相辉映。试看作者《浣溪沙》：“限入四弦人欲老，梦寻千驿意难通。”《踏莎行》：“别后书辞，别时针线。离魂暗逐郎行远。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鹧鸪天》：“春未绿，鬓先丝。人间别久不成悲。谁教岁岁红莲夜，两处沉吟各自知。”都是此种境界。然而，若无指水誓归之至诚，实不可能有此等梦笔生花之奇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