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作论据
（一）良史陈寿修《三国志》，编《诸葛亮集》，在材料的取舍上是经过审慎斟酌的，但其均未收录此表
（二）此表气绥调低，与《前出师表》辞气迥异，非出自一人之手，盖诸葛亮侄儿东吴大将军诸葛恪伪作，目的在于以”此表为他的伐魏主张制造有力的旁证“，因为诸葛恪在《论征魏》一文中曾说：”每览荆邯说公孙述以进取之图，近见家叔父表陈与贼争竞之计，未尝不喟然叹息也"。而“陈与贼争竞之计”的只能是《后出师表》。（或说是张俨伪作）。
（三）表中所列史实有误。《赵云传》载云卒于建兴七年，而六年十一月的《后表》却说云已死。
肯定观点
（一） 陈寿《亮集》未载此表，不足为伪作之证。
陈氏修史编集对史料取舍，确实是经过审慎斟酌的，但却不是完备详尽的。将《亮传》与《武帝纪》相较，前者显然简略的多，诸如伐吴、南征、八阵、渭南之战等理应明确详述的内容，他都一笔带过，或未作记载。
又陈寿编《亮集》，主要依据司马氏从成都接收运回洛阳的蜀汉政府档案，这个档案经公元264年钟会成都兵变后已不完整。又考裴注所引诸葛亮“言教书奏”，有一部分明确谓“《亮集》载“；而有一部分非出自《亮集》，如《绝盟好议》出自《汉晋春秋》，《与陆逊书》出自《江表传》等；还有一部分未注明出处，如《公文上尚书》《与李丰教》等。这些都说明陈寿所编《亮集》并不完备。《后表》或因重在分析形势，关乎军情机密，不宜公开宣示，故流传不广；或因成都之乱散失，陈寿未见到。
裴松之就是针对《三国志》这种“失在于略，时有脱漏”的情况注补之，且对本文及注引材料每每刻意惩妄论辩，但对《汉晋春秋》所载《后表》只存录而并无疑义，看来裴氏相信这是诸葛亮所作。
（二） 所谓前、后表词气迥异、风格不同字观点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后表》所谓“才弱敌强”，既是诸葛亮转述当初刘备的看法，也是他把蜀汉的总体人才质量、军事力量跟曹操及其庞大的人才群和军事力量作对比后实事求是的结论，它与《前表》中的“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语义类似。
《后表》所谓“夫难平者，事也”，“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等语，是在首次北伐失利后，针对议者非料度“必胜”绝不出兵的观点而讲，是就即将二次北伐的战役而言，并不是对兴复汉室、统一全国的长远目标丧失信心，诸葛亮所列举的曹、刘集团成败浮沉的曲折历史完全证明诸葛亮“凡事如是，难可逆见”乃清醒客观之言。所以《后表》并无“志衰气丧”的情调。
再看二表的用辞风格也基本一致：《前表》所谓“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说的是当前的任务，与《后表》“今贼适疲於西，又务於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辞义仿佛，所谓“庶竭驽钝，攘除奸凶”，说的是自己的职责和决心，与《后表》“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之心志一脉相承；所谓“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指长远的目标，非认为一举大胜，它与《后表》并不矛盾。
《后表》与《前表》及诸葛亮其他文章，都有如下共同的特点：讲究对仗排比、有汉赋骈偶特色；音节铿锵，纵横捭阖，回转层叠，说理透彻；感情真挚，语言酣畅平易。所不同的只是，《前表》偏重叙事抒情，《后表》专注于论述批驳，互为补充映照，合之为一完璧，故当出自一人之手。
（三） 诸葛恪不可能伪作。
建兴六年冬诸葛亮二次伐魏前曾向其兄吴公安督诸葛瑾致书通报军情，言“与贼争竞之计”的《后表》应是此时传送到诸葛瑾手中，而后其子诸葛恪看到，再有吴大鸿胪张俨撰《默记》时收录。
假使诸葛恪伪作，他当会大赞叔父，贬抑曹魏，决不会造“难可逆见”一类有余之辞；假使他做伪作的目的是为自己伐魏的乐观主张做“旁证”，则会转引其辞以说服他人，然诸葛恪“见家叔父表”，只是“喟然叹息”而已；诸葛恪“见家叔父表”，在公元253年，时蜀汉尚在，两国使者频往，知情者均在；又诸葛恪作为吴臣，安肯曰“孙策做大，遂并江东乎？”所以，诸葛恪伪作叔父表章是不可能的。而如系张俨伪作，起码首先骗不了诸葛恪这位知情者。
至于张俨将《后表》收入《默记》，一则因为俨是主战派（由裴注引《默记·述佐篇》）可见，二则因为《后表》与《默记·述佐篇》体例相符。张俨曰：“余观彼治国之体，当时既肃整，遗教在后，及其辞意恳切，陈进取之图，忠谋謇謇，义形於主。”显然，其“陈进取之图”的，主要当指《后表》，他之所以主战并对诸葛亮屡以弱攻强的进取方针予以肯定，受《后表》的感染当是一个重要原因。
（四） 关于赵云死亡时间，可能是《三国志》有误。今但知建兴六年夏初赵云箕谷失利退回褒谷道，其秋子赤崖屯田，其后活动一概不见史载，即使建兴七年春取武都、阴平二郡之重大战事亦不见有赵云出现。由此窥测，赵云有可能卒于建兴六年冬诸葛亮上《后表》前，灵柩运回大邑县（蜀汉蜀郡江原县境）安葬时至七年春，陈寿或有可能因此误记卒年。
上片，写“秋池阁”的秋色。“风傍晓庭帘幕”，说晨风吹进庭院，掀开“帘幕”，给“秋池阁”这一类似宫廷园林带来了朝气。此为词人摄取的第一个画面。一个“傍”字，把晨风的清新味反映出来了。“霜叶未衰吹未落”，说“霜叶”还未枯萎，即使晨风吹它，它仍然挂在枝上。此为词人摄取的第二个画面。两个“未”字，把“霜叶”的生命力衬托出来了。“半惊鸦喜鹊”，说晨风发出嗖嗖声，吹动帘幕，也微微惊醒了沉睡的乌鸦和喜鹊。此为词人摄取的第三个画面。一个“半”字，把乌鸦、喜鹊与人的和谐传达出来了。三个画面艺术联缀成一幅生机勃勃的《秋池阁霜天图》长卷，颇有“万类霜天竞自由”的韵味。
下片，正面写秋兴。正是秋池阁霜天景色激起了词人的秋兴。“自笑浮衰情薄，似与世人疏略”，意在嘲笑浮衰薄情。词人此时还不到40岁，初入仕途，大有一番雄心壮志。然而，他面对着的是：自然界呈现一派恬淡和谐的大好秋光，可官场上却充满了谗诽、排挤的血雨腥风。他不禁发出嘲弄：那衰利似浮云，那情意似薄纸，有何追逐的价值，因为追衰逐利，人情冷漠，导致“与世人疏略”的窘境。可谓阅尽人间秋色，于词人这位通判来说，只有走累于文字，“一片懒心双懒脚，好教闲处著”这种得过且过的无奈的道路。词人还多了一颗“懒心”，一颗“懒心”，不去想它什么皇务；一双“懒脚”，也不去奔走什么政事。就让心和脚“闲处著”。嘲笑之言，入木三分。然而，与上片的那种欲寻永葆不衰的秋色的心愿相比，词人显然心头浮起与他“致君尧舜”，“奋厉有当世志”的豪情极不相符的消极心绪了，或许还潜藏着隐退而求恬淡生活的陶情。
全词，以秋色起兴，引出对仕途人生的感慨，心灰意懒，无情嘲弄。上片写景，园中景色宜人；下片议政，现实灰暗，嘲笑任意。
首联“朝雾弥琼宇，征马嘶北风。”写的是凌晨部队出发的场景：雾气弥漫，北风萧萧，偶尔传来马的阵阵嘶鸣，给人以苍凉宏大之感。这两句写部队凌晨出发。马匹在行进中，是顾不上叫的。而在离开一个地方的时候，或突然停下来时，则会发出习惯性的嘶鸣。例如“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李白《别友人》）、“马嘶俱醉起，分手更何言”（李白《鲁郡尧祠送吴五之琅琊》）、“吹角动行人，喧喧行人起。笳悲马嘶乱，争渡金河水”（王维《从军行》），便是这种情形。这首诗写马不写人，是因为大雾弥天，一切都笼罩在浓雾中。写马，是因为听得见马嘶，不写人，是因为征人保持着肃静。雾作为一种物候，其特点是弥漫性，诗人用“琼宇”这个词来形容雾晨，可见当天的雾很大。“征马嘶北风”，容易使人联想到《古诗十九首》的“胡马依北风”，原句有禽兽亦恋故土的意思。这也比较符合人们离开一个驻地，哪怕是暂住地的时候的心情。何况每到一地，老乡都会给自己的部队以极大的帮助和支持，临去时难免依依不舍。
“露湿尘难染，霜笼鸦不惊。”两句写张冠道中行军的情形。“露湿”、“霜笼”是互文，兼管上下句。《诗·秦风·蒹葭》有“白露为霜”的名句，所以诗中“霜”、“露”往往连带出现，这里偏重于霜。由于雾天霜重，空气潮湿，尽管部队在通过，道上却不起尘埃，树林里也听不见寒鸦的叫声。特别提到“鸦不惊”，是因为作者在长期的军旅生活中，习惯了早行中听见鸦叫，在月夜尤其如此。骤然听不见鸦叫，反而使征人感觉异样。
“戎衣犹铁甲，须眉等银冰。”两句写到官兵的感受和形容，突出的感觉是寒冷。“戎衣”即军装。古代军人穿铠甲，唐代诗人岑参写白雪的奇寒，有“都护铁衣冷难着”之句。解放军的军装是棉布制作的，比“铁衣”或“铁甲”保暖性好一些。然而由于太冷，感觉上却接近，故云“犹铁甲”。紧接着以一个精彩的细节来表现天气的寒冷，那就是官兵的眉毛、胡子上挂满了银白的冰粒。写出这样的细节，就使人感到冷得新鲜，寒得有趣，流露出一种乐观的精神。这些诗句颇使人联想到岑参笔下的“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及“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写环境的艰苦，同时就突出官兵的不怕艰苦。
后两句是抒情。“踟蹰张冠道”对前六句是收束，描写行军，却用“踟蹰”二字，这是耐人寻味的。“踟蹰”，在词典中的释义是犹豫、徘徊的样子，这表明在张冠道上的行军不是急行军而是慢行军。为什么会慢行军呢？这就必须提到毛泽东的“蘑菇”战术了。毛泽东撤出延安后曾发电报给彭德怀指挥的西北野战兵团，确定西北战场作战方针为“蘑菇”战术——“目的在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灭之……如不使敌十分疲劳和完全饿饭，是不能最后获胜的。这种办法叫‘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踟蹰”就是“蘑菇”。“蘑菇”是老百姓的语言，就是磨蹭，磨磨叽叽，消耗，牵制。不过，“踟蹰”还有一读，就是“踌躇”——不是踟蹰不前，而是踌躇满志——牵着敌人的鼻子走，怎能不踌躇满志呢。
张冠道的这段路，让诗人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了塞上风光。天气的恶劣、敌人的追剿都难不倒众志成城的将士，诗人以豪迈的笔调写出了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充分体现出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