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意象凄凉,蓄蕴悲惋,喟叹逝者如斯,感伤时运无奈。就思想意义来说,格调一般,但其表现手法,却不乏令人称道之处。
上片以“柳絮”起调,便使词趣带上了几许忧伤,因为杨柳飞絮之时,春已阑珊,而柳絮又从来是优伤的载体。故尔一见“柳絮” ,便意味着春光将逝,便自然生悲生愁。而“年年三月暮”更使“柳絮”带来的忧伤增添了许多。“断送莺花,十里湖边路”,则使忧伤形象化、具体化。“十里湖边”路上的美景由于柳絮飘飞而绿肥红瘦,美景不复在眼里,其怅恨之情溢于词表,妥帖而形象。但说柳絮“无落处”却分明有悖于事实。众所周知,柳絮落地为土,遇雨为泥。苏东坡还相信“杨花(即柳絮)落水为浮萍”(见《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原注)之说。关于“无落处”,词人不顾事实,硬是说柳絮“无落处”,分明是寄托自已飘蓬无定的悲惋的。既然柳絮“无落处”,它并不能飘到哪里去,只能随着风低低地飘去。这一笔使柳絮不仅不能直上青云,而且也不能再“万转千回”,只能是“低低去”了。是柳絮恋人,还是人恋柳絮。这倒无须穷究,但这意象中所融进的衰颓和沉落却是不难体味的。
过片“满眼颓垣欹病树”,词脉直跌而下。诸君看到的是伤病的柳树倚着残破坍塌的墙。这画面不仅令人悲酸,简直更令人痛苦。再加上“满眼",便一丝丝生趣都不见了。三月过后是这般惨象么,这是象征什么,还是寄托什么。暂立此存照,下文将谈到这个问题。“ 纵有余英,不直封姨妒。”是说即便枝头上还残留着剩余的花朵,也敌不住风神因嫉妒而吹得它们离开枝头漫天飞舞。歇拍处又出现两个意象:“ 烟里黄沙遮不住”、“河流日夜东南注”。前者紧承“封姨”而来,是“妒”的具体内容,极富肃杀意味;后者遥扣“年年三月”,可见逝者如斯的喟叹。
全词意象凄婉,而旨趣模糊,读后使人觉得气淤胸塞,但究竟缘何而情,实在难以明言直述。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是周济“出人说”的词学理论。他在《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中曾详言“寄托”的出人有无,用谭献的话来概括周济的观点倒要简便得多:“以有寄托人,以无寄托出”(《复堂日记》)。以此观之,这首《蝶恋花》以“柳絮年年”起笔,以“河流日夜”作结,其中的时间难再的感伤十分的显豁。但从空间来说,“柳絮”、“莺花”、“颓垣”、“病树”、“余英”、“封姨”、“烟里黄沙”等,均似有所指,却又令人三思而难得其解。若联系周济《宋四家词笺序》说的“宜和(1119—1125)之时泰穷将否,危机已动,外荣而内瘁。鸣其盛者,虽极铺张粉饰,而幽优之思潜动于不自知”一番话,其《蝶恋花》词,似不无射时之意。
在此篇文章中,体现了宋襄公是个目光短浅的君主。既然要讲仁慈,为何要与人为敌呢?既然为敌了,却偏又讲起仁慈来了。实在是前后矛盾。若要对敌人讲仁慈,必先得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方可讲得,否则不但受了伤,丢了性命便是连讲仁慈的本钱也丧失了啊。再不,就必须消敌于无形,我不为人人之敌,人人亦不以我为敌,那才是最大的仁慈!宋襄公对敌人的仁慈,也正是对自己的残忍,子鱼在此之间,倒显得很倒霉,辅佐了这样一个‘妇人之仁’的君主了,作者主要描绘的是一个迂腐,愚昧的君主。
文章作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时袁枚往广东肇庆探望弟弟袁树,途经峡江寺。
峡江寺在广东清远县城北中宿峡后峡山上,建于南朝梁武帝时,初名正德寺。又传轩辕黄帝二庶子太禺与仲阳化为神人,将安徽舒城上元延祚寺在一个风雨之夜飞携此处,故又名飞来寺。寺后有飞泉亭。亭临水崖,疏槛面江,众木蓊郁,游人稀少。
游记最忌平均用笔,拉杂而书,犹如流水帐、日程表、好的游记善于发掘景色独特之处,从主观上去认识与适应客观世界,使读者相会于心。峡山飞泉,正如袁枚文中所说,没有什么奇特,难与天台、雁荡瀑布比肩。但袁枚通过自己的感受,从“游趣”出发,挖掘平淡中的奇异,舍瀑布而记亭,逐一展示亭的好处:先写亭能遮阴,得从客观瀑;接写亭的环境,以景物衬托亭的幽雅;再写亭子本身,“闭窗瀑闻,开窗瀑至”,可自由自在地在亭内休憩赏玩,从而又引出在亭内下棋、吟诗之悠闲容与。这样,全文通灵活透,完美地把风景的秀丽与游人的心理结合消融在一起。宣扬了以逸待劳,以旁观的态度欣赏风云变幻,而又愿把自己与天地同化的思想,有丰富的哲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