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形式上，对仗精工奇巧。“诗”对“梦”，“成”对“尽”，“镜水”对“落花”，“上”对“间”。
二是内容上，转换自然贴切。颈联由上文绘眼前景转至写手中诗，聚集“诗”与“梦”。如果说作者于用此诗来表达对友人离别的相思之意，可算是一种自我安慰的话，那么，他与友人分手后只能相见于镜水、落花之间的夜梦中，则是一种挥之不去的长久痛苦。此联景情相生，意象互映，自然令人产生惜别的强烈共鸣。
李白《宫中行乐词》，今存八首，据孟棨记载，是李白奉召为唐玄宗所作的遵命文字之一。这是第二首。这是一首奉诏而作的表现宫中生活的诗。李白于公元742年（天宝元年）秋奉诏入京，此诗当作于次年早春。
首联写春景，为全篇作环境渲染。柳色如金，梨花似雪，为寻常比喻。但以“嫩”和“香”点染，则柔枝轻摇，如睹其形；雪海氤氲，如嗅其馨。虽着意点染，但仍极自然，不露雕琢痕迹。
后面四句描写皇帝的宫廷生活。玉楼、珠殿、雕辇（装饰华美的人挽车）、洞房（神仙洞府般的房屋），铺陈皇家富贵，旖旎风光。“翡翠”、“鸳鸯”均水鸟，后者雌雄双栖，常以喻情人或夫妇。玉楼、珠殿，均非水鸟栖息之所。这里是语意双关。既谓宫廷楼殿装饰着各种禽类雕塑，以表现其富丽堂皇。诗词中多称香炉为“金兽”，称被盖为“鸳衾”，也就是这个意思。也以喻人。“巢”亦作“关”。玉楼、珠殿关锁着众多的宫女。她们都是被剥夺了人身自由的笼中之鸟。诗人对那些不幸的宫女寄予了深切的同情。翡翠，似指一般宫女。鸳鸯，其中之一当指李隆基，而另一位，当然就是指“三千宠爱在一身”的杨玉环。这也给尾联以赵飞燕比喻杨玉环作了伏笔。“妓”指女乐，“歌”指歌女，通指能歌善舞的宫女。妓需要花中选花，歌需要百里挑一，足见歌舞妓队伍之庞大。“随雕辇”，“出洞房”，乃是互文。这两句是说，后宫四万，佳丽三千，都是为皇帝一个人的享乐而存在的。从技巧上讲，这两句将宫廷深似海、宫女多如云的皇家气派渲染得酣畅淋漓。古人评诗之善言富贵者，倒不在乎多用金呀、玉呀这类字眼，如“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此善言富贵者也。”（《漫叟诗话》）李白这两句，可谓乃善言皇家富贵者也。
据《后汉书》，赵飞燕及其妹均有宠于汉成帝，其妹居“昭阳舍”。但《三辅黄图》称赵飞燕居之，此即李诗所本。“昭阳”与“珠殿”相照应，因汉代昭阳殿就是多以“明珠翠羽饰之”。尾联指杨玉环也与赵飞燕一样，在宫中美貌第一，得宠亦第一。这里表面上似乎是一片赞美之词，实际上暗含讽刺。《诗经》中《君子偕老》一诗，是齐国人讽刺齐宣公夫人宣姜的。宣姜在宣公死后，与其庶子姘居生子。诗中盛赞她头饰、衣衫和容貌之美，惟独不赞扬她的品德。言外之意是讽刺宣姜缺德。李白以杨玉环比汉之赵飞燕，其言外之意自然将唐玄宗比汉成帝了。
唐玄宗即位之初，励精图治，导致了“开元之治”。但到了后期，沉迷声色，任用奸佞。诗人是抱着“愿为辅弼”，“大济苍生”的愿望应诏入京的。而玄宗却只让他侍酒陪宴，“俳优蓄之”。诗人于失望之余，一再在应制诗中婉言讽谏，希冀沉醉于“温柔乡”中的皇帝能记取前朝荒淫祸国的教训，改弦更张，重振朝纲。这，就是此诗的微言大义吧。
此诗前三联对仗工整，全诗词藻华赡，音韵和谐，极富建筑美和音乐美，确实“律度对属，无不精绝”（《本事诗》）。且承转自然，一气呵成，诚如清人翁方纲所说：“太白五律之妙，总是一气不断，自然入化，所以为难能。”（《石洲诗话》）
肇自齐梁的宫体诗多描写宫廷享乐生活，情感缠绵悱恻，语言纤巧农丽，风格绮靡浮艳。但李白的《宫中行乐词》却华丽而不失清新，铺张而不忘讽兴，如仙韶妙音，不同凡响。虽是奉命而作，却能自留地步。所以沈德潜说这组诗“于缘情绮靡中，不忘讽意，寄兴独远”（《唐诗别裁》）。
这三首诗是公元757年（唐肃宗至德二载）杜甫从左拾遗任上被放还鄜州羌村（在今陕西富县南）探家时所作。关于这组诗，《古唐诗合解》这样评说：“三首哀思苦语，凄恻动人。总之，身虽到家，而心实忧国。实境实情，一语足抵人数语。”足见这组诗所蕴含的社会现实内容。
第一首着重写诗人刚到家时合家欢聚惊喜的情景，以及人物在战乱时期出现的特有心理。
“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诗人千里跋涉，终于在薄暮时分风尘仆仆地回到了羌村。天边的夕阳也急于躲到地平线下休息，柴门前的树梢上有几只鸟儿鸣叫不停，这喧宾夺主的声浪反衬出那个特殊岁月乡村生活的萧索荒凉。即便如此，鸟雀的鸣叫声，也增添了“归客千里至”的喜悦气氛，带有喜迎归者之意。诗人的归来连鸟雀都为之欢欣，更何况诗人的妻子和儿女。这首诗开篇四句措词平实，但蕴意深厚，为下文的叙事抒情渲染了气氛。
“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此二句诗人逼真地将战乱时期亲人突然相逢时产生的复杂情感传达了出来。诗人多年来只身一人在外颠沛流离，又加上兵连祸结，战乱不休，其生死安危家人无从知晓，常年不归，加之音讯全无，家人早已抱着凶多吉少的心理，未敢奢望诗人平安归来。今日亲人杜甫骤然而归，实出家人意料，所以会产生“怪我在”的心理。“惊定还拭泪”，妻子在惊讶、惊奇、惊喜之后，眼中蓄满了泪水，泪水中有太多复杂的情感因素：辛酸、惊喜、埋怨、感伤等等。这次重逢来得太珍贵了，它是用长久别离和九死一生的痛苦换来的，在那个烽火不息，哀鸿遍野，白骨随处可见的年代，很少有人能像杜甫一样幸运地生还。于是，诗人发出深沉悲切的感慨：“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从诗人幸存的“偶然”，读者可以体会到悲哀的“必然”。杜诗之所以千百年来一直能使读者在读后惊心动魄，其秘密就在于它绝不只是反映诗人自己的生活经历，而是对现实生活的高度集中的概括。
诗人生还的喜讯很快传遍了羌村，乡邻们带着惊喜的心情纷纷赶来探望。“邻人满墙头，感叹亦嘘欷”，邻里们十分知趣地隔墙观望，不忍破坏诗人一家团圆的喜庆气氛，看着诗人劫后余生，乡邻们情不自禁地为之感叹，为之唏嘘。而在这种感叹和唏嘘中，又含有诗人自家的伤痛。“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诗人用极为简单传神的景语，将乱离人久别重逢的难以置信的奇幻感受描摹了出来。曾经多少次在梦中呼唤亲人的名字，如今亲人真的骤然出现在面前，突如其来的相逢反让诗人感觉不够真实。夜幕降临，灶台上燃起昏黄的烛火，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在朦胧的灯光映照下，此情此景更让诗人觉得犹如在梦境中一样。诗人用这样两句简朴的语言将战争年代人们的独特感受更强烈地呈现出来，由写一人一家的酸甜苦辣波及全天下人的悲苦，这种描写十分具有典型性。
第二首，写诗人得还家以后的苦闷和矛盾心情，表达出作者身处乱世有心报国而不甘心苟且偷生的心态。
对于一个忧乐关乎天下的诗人来说，相逢时的喜悦是短暂的。“晚岁迫偷生，还家少欢趣。”居定之后，诗人的报国壮志重新高涨，对大唐江山的忧患渐渐冲淡了相逢的喜悦。正值国难当头，民不聊生之际，诗人却守着一方小家庭，诗人意识到这种现状无异于苟且偷生。作者曾经豪情满志地立下“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志向，在金戈铁马、烽火狼烟中淹没，壮志未酬的苦闷使诗人的脸庞上不再有笑容，日子久了，连孩子也察觉父亲的变化。“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看着父亲日渐愁苦的脸，懂事的孩子知道父亲又在操虑国事了，担心父亲为了理想再度离家而去，于是，孩子们每日守护在父亲左右，珍惜和父亲在一起的每时每刻。
“忆昔好追凉，故绕池边树。萧萧北风劲，抚事煎百虑。”诗人用今昔对比来寄托胸中苦闷，叙事中穿插写景。“萧萧北风”大大添加了悲苦的氛围，也强化了“百虑”的深沉，其中一个“煎”字，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
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文人，当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无法解决时，诗人内心开始变得极度焦灼不安，诗人需要寻求一个突破口来倾泄胸中郁结的情绪。千百年来，无数失意文人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诗中，杜甫也不约而同地发出感慨：“赖知禾黍收，已觉糟床注。如今足斟酌，且用慰迟暮。”诗人名在写酒，实为说愁。它是诗人百般无奈下的愤激之辞，迟暮之年，壮志难伸，激愤难谴，“且用”二字将诗人有千万般无奈与痛楚要急于倾泻的心情表达了出来，这正应了李白的那句“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
第三首，叙述邻里携酒深情慰问及诗人致谢的情景。通过父老们的话，反映出广大人民的生活。
“群鸡正乱叫，客至鸡斗争”，群鸡的争斗乱叫也是暗喻时世的动荡纷乱，同时，这样的画面也是乡村特有的。正是鸡叫声招来了诗人出门驱赶群鸡、迎接邻里的举动，“驱鸡上树木，始闻扣柴荆”，起首四句，用语简朴质实，将乡村特有的景致描绘了出来，而这种质朴，与下文父老乡邻的真挚淳厚的情谊相契合。
“父老四五人，问我久远行”，“父老”说明了家里只有老人，没有稍微年轻的人，这位后文父老感伤的话张本，同时为下文的“兵戈既未息，儿童尽东征”作铺垫“问”有问候、慰问之义，同时在古代还有“馈赠”的进一步含义，于是又出现“手中各有携，倾榼浊复清”两句，乡亲们各自携酒为赠，前来庆贺杜甫的生还，尽管这些酒清浊不一，但体现了父老乡亲的深情厚意。由于拿不出好酒，乡亲们再三地表示歉意，并说明原因：苦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连年战祸，年轻人都被被征上了前线，由此体现出战乱的危害，短短四句，环环相扣，层层深入。由小小的“酒味薄”一事折射出“安史之乱”的全貌，这首诗也由此表现了高度的概括力。
最后四句写诗人以歌作答，表示自己的感激之情。“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父老乡邻的关怀慰问令诗人万分感动，为表示自己的谢意，诗人即兴作诗，以歌作答。“愧”字含义丰富，既有“惭愧”意，又有“感激”、“感谢”意，而“惭愧”和“愧疚”的成分更多一些。面对淳朴诚实的父老乡亲，诗人深感时局危难，生活艰困，可又未能为国家为乡亲造福出力，所以不但心存感激，而且感到惭愧。结局两句将诗情推向极至，“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诗人长歌当哭，义愤填膺，悲怆感慨之情骤然高涨。“百虑”化作长歌咏叹，这一声长叹意味深长，饱含无奈和痛楚，诗人对国事家事的沉痛忧虑让四座乡邻大受感染，产生共鸣，举座皆是涕泪纵横。听者与歌者所悲感者不尽相同，但究其根源皆由是安史之乱引发。诗人的情感思绪已不仅仅是个人的，它能代表千千万万黎民苍生、爱国志士的心声。杜甫的诗人形象在作品中已经由“小我”升华为“大我”，“纵横”之泪是感时局伤乱世之泪，是悲国破悼家亡之泪，组诗潜藏着的情感暗流在结尾处如破堤之水奔涌而出，悲怆之情推倒了最高点，表现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杜甫的《羌村》三首与“三吏”、“三别”等代表作一样，具有高度的典型意义。虽然作品讲述的只是诗人乱后回乡的个人经历，但诗中所写的“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等亲人相逢的情景，以及“邻人满墙头，感叹亦唏嘘”的场面，绝不只是诗人一家特有的生活经历，它具有普遍意义。这组诗真实地再现了唐代“安史之乱”后的部分社会现实：世乱飘荡，兵革未息，儿童东征，妻离子散，具有浓烈的“诗史”意味。
在艺术上，诗人熔叙事、抒情、写景于一炉，结构严谨，语言质朴，运用今昔对比，高度概括等手法，表达了诗人崇高的爱国情怀，集中体现了杜甫沉郁顿挫的诗风。三章诗不仅在形式上连绵一体，而且很好地引导读者进行联想和想象，使得这组诗的意蕴超越了其文字本身而显得丰富深厚。杜甫的《羌村》三首用诗人的亲身经历和体验反映出安史之乱的严重危害，具有高度的艺术概括力，体现了作者深厚的诗文功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