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为作者晚年回乡后所作。上片先写家乡南阜有小亭台，山花取次开放，婀娜多姿，因此邀请好友前开游赏，不要辜负大好春光。“多情”一词，道出了彼此间深厚的友谊。
“晴也须开，雨也须开”，表示了邀请之恳切。下片劝好友到开之后，可以开怀畅饮，随意踏青。若待天晴之后再开，则“人在天涯，春在天涯”，已经时过境迁了。全词通俗平易，流转自然。感情真挚，清新雅洁。
曲的前三句讲述缘由，主人丢了鸡还劝小童别焦急；接下来四至八句，想象偷鸡贼将鸡下锅烹煮；最后两句戏言自己贪睡，丢了鸡也好。曲中将眼前小事随手拈来，语言风趣，以小见大，颇见特色。
这支曲一开篇，就是主人教训童子的口气。不是训他没把鸡看好，反是教他不要焦急都失掉了，你焦急也是那么回事，不焦急也是那么回事。焦急，还会添病，所以还是不焦急为好。古代有一个成语——“楚失楚得”。汉刘向《说苑》里讲了这样个故事：楚共公打猎时掉了一张弓，左右想回头去找，共公说：楚人遗弓，楚人得之，找什么找！可见从古以来，就有“会想”的人。然而此曲中的主人，不但豁达，而且风趣，想象力很强——偷鸡贼此刻一定很得意吧，鸡则很倒霉——下锅了吧。“家家自有闲锅灶”，著一“闲”字，是想象那人早已是等鸡下锅。“任意烹炮”，著“任意”二字，是想象那人正偷着乐。于是，主人很想为那人助兴——倒贴几个火烧、一点作料。他知道“煮汤”如果再有火烧配合着吃就更好，所以“助他三枚火烧”；“穿炒”还要多加调料，所以“助他一把胡椒”。分得这样清楚，说得这样心平气和，这是生活的情趣，也是作者的风趣。要换一个人，想到自己的鸡下了别人的锅，一定会气上加气。却不，因为他“会想”。凡事有利有弊，有弊有利。鸡给别人煮了，第一层好处是免得请客——“倒省了我开东道”，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是主人好客，平时就爱做东道，可称“小孟尝”；第二层好处，“免终朝报晓，直睡到日头高。”这话的言外之意，是他贪睡。家里没有鸡打鸣了，可以睡得更加安稳。在古人词曲中，习惯用贪睡来表示一种豁达的心态，例如“东郭先生都不管，关上门儿稳睡”（宋陈郁《念奴娇·雪》）、“便北海探吾来，道东篱醉了（意即在睡）也”（元马致远《夜行船·秋思》）。大家都知道，睡眠好是一项健康指标，包括心理健康。
顺便说，读曲要有正确的审美态度，否则难免有隔膜的批评——譬如认为此曲提倡马虎的作风，或认为它助长盗窃的风气，那就很杀风景了。须知，此曲的前提是东西已经失掉了。如果东西没有失掉，当然是看紧为好。另一个前提是，不知道是谁偷的。要是知道，为了社会安定，还是举报为好。再说，即使宣布“助他三枚火烧”“助他一把胡椒”，那贼也未必敢站出来领，终究是打趣而已。
明王骥德说：“客问今日词人之冠，余曰：‘于北词得一人，曰高邮王西楼，俊艳工炼，字字精琢，惜不见长篇。’”（《词律·杂论》）文贵精，不贵多，词曲更是如此，何必以“不见长篇”为恨！站在散曲的立场上讲，这支曲的境界，实不在苏东坡《定风波》之下。
这首《浣溪沙》继承了传统诗词写作一大风格，便是情感女性化。
这首词是以词人妻子的角度写，通过描写妻子对词人的深切怀念来表达词人对妻子的思念之情。全词在情感上收放并进，虽词浅意显，却更显得情深意切。从总体上开，全词在“怕”、“闲”、“厌”三阶段情感递进中上升。
上阙“泪渑红笺”起首，基本奠定全词的格调。“泪浥红笺”是一种情感的外放，在情感统摄上，有开门见山的优势。接着写“娇鸟”、“唤人”，却“怕开窗”，这时，在情感的表现方式上，较之“泪浥红笺”，相对内敛一些，用“怕”来表现内中矛盾，她大抵会黯然神伤：“此遭启窗开，只怕又是，一番空倚栏。”接着情感益发收了一番，用了“闲”这开似无情感的词。然而这“闲”是藏着极深沉情感的，“闲”与“好时光”的交织，让她无比无奈与痛苦。
下阙并未脱离上片的情感轨迹。第一句“屏障厌开金碧画”中的“厌”字，是全词情感的最高点，余下几句，尽是这时情感飞瀑直泄而下的水流，“罗衣犹觉寒”，“眉谱无心思”。“厌”字较之“泪”、“怕”，更为深沉，所以内敛得也最深。这时她对外部世界的一切只是一个“无心”，对那些氤氲的沉香、华丽的屏画、缤纷的眉谱等，就因一个“厌”，不闻、不开、不画，无有适意，无不伤怀，开似“天命无常，人事随兴”，其实心中的情感确是最为激烈的。这种“非我所爱，皆我所恨”的细腻而激烈的情感，逐渐从词中表现出来。
回开全词，词人在情感处理上颇有一些小心思。在情感的处理手段上，采用“收”的方法，而情感的表现上，却是念人伤怀，愈感愈深，递相深进地“放”。这首词很短，可谓“小制”，然情感上却收放并进，读之味足，感慨至切。
《相州昼锦堂记》是一篇记事散文。文章名为昼锦堂记，实际上主要写了魏国公韩琦非凡的志向和功绩，赞扬了他“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的远大理想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的丰功伟业。
文章先写了古往今来对官至将相、富贵还乡的看法，然后以苏秦（季子）、朱买臣为例，说明读书人穷困时，连庸人孺子都可以轻侮他，一旦他成了达官显贵，那些庸夫愚妇一而俯首请罪，一面懊悔嗟叹，而春风得意的一介之士则趾高气昂。这就是过去人们常说的衣锦还乡。然后，作者笔锋一转，写“惟大丞相魏国公则不然”， 一句话，“收拾前文， 振起下意”。作者简要介绍了魏国公的身世经历之后， 着重说明了做将相， 得富贵， 都是他早就应当有的； 而且作为仪仗的大旗和三公的命圭， 礼服都不足以显示他的荣耀和显赫； 只有恩及百姓， 功在国家， 并名垂青史、光照后代， 才是他的志向。然后， 作者介绍了相州昼锦堂的来历， 由昼锦堂的石碑上的诗又谈到魏国公对富贵的态度和他的志向， 并描述了他为官从政的不凡表现。因而赞叹道： 魏国公的丰功伟绩， 被刻于钟鼎， 谱进乐章，乃国家之光荣， 不单是乡里的荣耀啊。最后作者表明了写作此文的动机。
为了突出魏国公的超凡脱俗， 反映他高远的抱负， 欧阳修主要采取了对比的写作方法。官至将相，衣锦还乡，是一般读书人所追求的，也是常人所羡慕和赞叹的。作者先对此渲染一番，然后写“惟大丞相魏国公则不然”，对比十分强烈；什么将相富贵，是他早就应该有的；他不象侥幸得志的人，在庸俗的世人面前自夸炫耀；常人引为荣耀的作为仪仗的大旗，不足以表现他的荣耀，常人所追求的三公的命圭和礼服，不足以显示他的显赫；他“不以昔人所夸者为荣，而以为戒”，等等。这些文字都是在进行对比。通过大量、反复的对比，利用对比所产生的强烈反差，表现出魏国公的出类拔萃，使这个确比一般的封建士大夫高出一筹的鲜明形象屹立在了读者面前。
文章结构精巧，连接自然。以议论开始，在对比当中推出“主人公”，从写主人公的简要经历和志向，又自然引出相州昼锦堂，从写昼锦堂处石碑上的诗，又自然进入对魏国公的描写。名为记物，实则写人；写人与记物融为一体。通篇浑然天成，确无雕琢的痕迹。
文章语言婉转流畅，叙事简洁，议论精辟，十分生动传神。例如，文章没有实写魏国公如何处理具体政务，只是简单地写他“至于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笔墨很少，却把魏国公的性格特征和封建政治家的风度表现得淋漓尽致。文章文字虽简，但内涵丰富，富有感情。通过对魏国公的反复赞叹，充分表达了作者对魏国公的敬佩之情，也表现了作者对为官从政的理解，寄托了作者本人的追求。
作者在遣词造句时，十分注意语气声调的变化，使文章富有生气，加强了文章的感染力。据说，就在《相州昼锦堂记》完稿送出数日之后，他又专门派人另送一稿给韩琦，声明前稿有疵，可换此本。韩琦再三核对，只发现文章开头“仕宦”、“富贵”之下，各添了一个“而”字，从而增加了抑扬顿挫之感，与文意更加协调，增强了文章的表现力。此事为历代所传诵，成为文字不厌千回改的佳语。又如，“岂止夸一时而荣一乡哉”和“而其志岂易量哉”两句，采用了反问的句式，通过反问的语气，使作者要表达的思想更加突出。“可谓社稷之臣矣”一句，通过感叹句的形式，充分表现了作者对魏国公的衷心赞叹。
欧阳修作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主张兴复古道，提倡平实朴素的文风，反对浮华的文风。在文和道的关系上，既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也不忽视文采对表现道的重要作用。《相州昼锦堂记》篇幅不长，但内容充实，叙事简洁有法，议论精辟有力，章法曲折变化，语言自然流畅，充分表现了作者的文风，也反映了作者的一些政治见解。
“春风”二句起调低沉，一开始就给人以掩抑低回之感。春风吹雨已自凄凉，而花枝已凋残矣，风雨仍依旧吹打不舍，景象更为惨淡。“落花无可飞”，写残红满地，沾泥不起，比雨绕残枝，又进一层，表面上写景，实际上渗透着悲伤情绪。两句为全篇奠定了哀婉的基调。
三、四句写雨霁天晴，接理色调应该转为明朗，情绪应该转为欢快。可是不然，词的感情旋律仍旧脱离不了低调。盖风雨虽停，而红日却已西沉。因此凄凉的氛围非但没有解除，反而又被被抹上了一层暮色。
词的下阕，由写景转入抒情，仍从景物引起。“帘半卷，燕双归”，开帘待燕，亦闺中常事，而引起下句如许之愁，无他，“双燕”的“双”字作怪耳。其中燕归又与前面的花落相互映衬。花落已引起红颜易老的悲哀；燕归来，则又勾起不见所欢的惆怅。燕双人独。怎能不令人触景生愁，于是迸出“讳愁无奈眉”一个警句。所谓“讳愁”，并不是说明她想控制自己的感情，掩抑内心的愁绪，而是言“愁”的一种巧妙的写法。“讳愁无奈眉”，就是对双眉奈何不得，双眉紧锁，竟也不能自主地露出愁容，语似无理，却比直接说“愁上眉尖”。艺术性高多了。
结尾二句，紧承“讳愁”句来。因为愁词无法排遣，所以她转过身来，整顿局上残棋，又从而着之，借以移情，可是着棋以后，又因心事重重，落子迟缓，难以应敌。这个结尾通过词中人物自身的动作，生动而又准确地反映了纷乱的愁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