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绝句与其说是写春寒，不如说是咏海棠。说到咏海棠，自然忘不了苏轼的《海棠》诗：“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蒙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其实，这两首海棠诗都是借海棠写自己。苏轼笔下的海棠圣洁、幽寂，是他贬官黄州时的写照；陈与义笔下的海棠雅致孤高，是他流亡时的写照。
这首诗的前两句是铺垫。“二月巴陵日日风，春寒未了怯园公”，联系到下文，不仅有风，而且有雨，春寒料峭中，日日风雨，凄冷无比。更何况诗人还流离失所、漂泊无依。由己及物，想到满园即将吐蕊发芽的花木，禁不住有些担心。“怯园公”此三字，道出了诗人心境：既怯花不发，又怯花发遭雨打。
尽管有些心情，但孤寂的诗人还是希望寻觅到些许的安慰。当他看到园中海棠时，欣喜之情油然而生：“海棠不惜胭脂色，独立蒙蒙细雨中。”宋祁词《锦缠道》曰：“海棠经雨胭脂透。”海棠经雨打风吹，像湿透的胭脂一样，会有所残败。但诗人眼中的海棠，却是那样的傲然不屈：“不惜”娇色、“独立”风雨。花木不会有什么情感，有情的只是诗人，诗人“情眼观物”，便万物皆有情了。此时的海棠不再是海棠，而是诗人的化身——风流，雅致，却还有孤傲的品格。
此诗作者开海棠喻己之风，以海棠幽寂喻自己贬官遭际。而陈简斋笔下的海棠雅致孤高，不仅风致，更具品格，正是他流亡时的写照。诗人将自己的风骨、品格融入对海棠的描写中，使这首诗成为咏物诗的上乘之作。联系到“靖康之难”后大多北方的宋人被迫漂泊他乡，这首诗也就获得了超越个人情怀的普遍品格。
在古人心目中，“经”是至高无上的圣贤之教，而诗词则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小道”“末艺”，两者不可相提并论。然而，性格豪放不羁、富于创新精神的辛弃疾，却偏要突破这些清规戒律，将二者融于一体。辛弃疾的这首《踏莎行》，便是集经句而成的一首佳词。
此词上片开篇“进退存亡”，语出《易·乾·文言》，是说只有圣人才能懂得并做到该进则进，该退则退，该存则存，该亡则亡，无论是进是退、是存是亡，都合于正道。“行藏用舍”，则是对《论语·述而》载孔子语“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云云的概括。即是说，倘若受到统治者的信用，就出仕；倘若为统治者所舍弃，就隐居。“小人请学樊须稼”，亦用《论语》。该书《子路》篇载孔门弟子樊须请学稼，孔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种菜），孔子曰：“吾不如老圃（菜农）。”樊须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以上三句实际表达的是一个意思，即自己现在既不为朝廷所用，那么不妨遵循圣人之道，退居田园，权且做他一回“小人”，效法樊须，学稼学圃。接下去“衡门”二句，着重写自己归耕生活的乐趣。上句出《诗经·陈风·衡门》。“衡门”，谓横木为门，极其简陋，喻贫者所居。“栖迟”，犹言栖息、安身。此系隐居者安贫乐道之辞，词人不仅用其语，且袭其意。下句则出《王风·君子于役》，谓太阳落山，牛羊归圈。诗的原文是思妇之辞，以日暮羊牛之归反衬征夫之未归，词人却借此来表现田园生活情调。要而言之，上片主要讲自己归隐躬耕不仅合乎圣贤之道，而且恬静可喜。为另一层次，紧承上文，进而抒写归耕后的自适其乐。
此词下片笔锋一转，用反对“学稼”的孔夫子，来进一步说明耕稼之乐。“去卫灵公”一句，又用《论语》。据《卫灵公》篇载，灵公问阵（军队列阵之法）于孔子，孔子答曰：“俎豆（礼仪）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尝学也。”明日遂离卫而去。按《史记·孔子世家》，灵公问阵、孔子去卫，事在“遭桓司马”之后。作者这里将“去卫灵公”句置于前，可能与《史记》不属于“经”，用此与题例不合有关。“遭桓司马”，见《孟子·万章上》。“桓司马”即桓魋，时为宋国的司马，掌管军事。孔子不悦于鲁、卫，过宋时“遭宋桓司马将要（拦截）而杀之”，不得不改换服装，悄悄出境。“东西南北之人也”一句，为《礼记·檀弓上》所载孔子语，盖谓己周游列国，干谒诸侯，行踪不定。这里故意用孔子一意从政但却四处碰壁的故事，以引出下文所要表达的意思。“长沮桀溺耦而耕，丘何为是栖栖者？”这两句亦全用《论语》。上句出自《微子》篇，长沮、桀溺两人各持一耜，并肩而耕，孔子路过其傍，命弟子子路向他们询问渡口何在。桀溺对子路说：天下已乱，无人能够改变这种状况。你与其跟从“避人之士”（远离坏人的人，指孔子），不如跟从“避世之士”（远离社会的人，指自己和长沮）。下句则出自《宪问》篇，是微生亩对孔子说的话。这两句意思很明显，即孔子那样忙忙碌碌地东奔西走，不如像长沮、桀溺那样隐居来得逍遥自在，从而进一步突出词人自己陶陶然、欣欣然的归耕之乐。
从表面上看，这首词充满了对大圣人孔子的讽刺和挖苦，是对孔圣人的“大不敬”。而实际上，那执着于自己的政治信念、一生为之奔走呼号而其道不行的孔子，实是词人归耕前之自我形象的写照。讪笑孔子，正所以自嘲也。其中蕴含着对于世路艰难的沉重叹慨，对于自己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无比惆怅与愤恨。所以词中讽刺孔子，正突出了孔子的伟大形象。
从集句的角度来分析，这首词也有许多独到之处。此词“东西”“长沮”二句天生七字，不劳斧削：“衡门”“日之”二句原为四言八字，各删一字，拼为七言，“丘何”句原为八字，删一语尾助辞即成七言，亦自然凑拍。通篇为陈述句式，杂用五经，既用经文原意，又推陈出新，音调抑扬，浑然一体，实是词中不可多得的佳作。
这是一首惜春词，写身处闺阁的女主人公面对即将逝去的春色，无聊地拨弄着瑶琴，看远处云岫，听轻风细雨，觉梨花欲谢，不胜惋惜。全词上片主要描写环境，下片着重刻划景物，通过从室内到室外的景物描写，用情景交融的艺术手法，含蓄蕴藉的笔致，写出女主人公伤春怀人的悒怅情怀，表现了女主人公孑然独处的凄寂心境。
词的上片主要描写环境，下片着重刻划景物。
“小院闲窗春已深”中的“小院”点明词中女主人公所在之地。这小院荫蔽在春色已深、绿树繁花中，天快黑了，楼上窗子一直闲掩着。庭院中未见人来往，窗棂间没有燕穿帘，显得寥廓落漠，真可谓深闺似海！“重帘未卷影沉沉”写少女身处这深院之中，感到孤零岑寂、凄苦难言，一任帘幕低垂；因是重帘，室内光线暗淡。沉沉，是形容室内深邃。这里“影沉沉”不是说夕阳投影拉得很长很长，而是说室内阴暗，更觉黑黝黝的。这两句中的“小院闲窗”和“重帘未卷”，一是从外面看出的实景，一是就内面见到的现状，并非两处，只是一个地方的互文。通过环境描绘，女主人公因春意阑珊、幽闺深邃而产生的孤寂和愁苦统统突现了出来。
在这枯寂愁闷时，将是怎样破岑寂、遣愁怀的呢？信步走向楼前，凭楼远眺，希望在开阔的自然景象中寻求一些慰藉。然而却只见白云催暮，风雨弄阴；天色转暗，夜暮将临，几乎同自己的阴沉郁闷的心情一样，反而增添苦恼，烦闷起来。她开始站在那里发愣，接着坐下来弹起琴来：“倚楼无语理瑶琴。”这句就是与她无可奈何时希图摆脱心情苦恼、烦躁不堪的一种下意识动作。事实上词中女主人并非有意练琴，只不过是借以破除孤寂，诉说愁怀。所以不像毛熙震《后庭花》中的少女“倚栏无语摇轻扇”那样轻松明快，自不及冯延巳（一作欧阳修）《蝶恋花》中的女友“泪眼倚楼频独语”那样凄楚。尽管这样，但她的闲愁郁闷终于没有被琴声驱走，精神枷锁，无法解脱。“倚楼无语”形象地写出了那由愁苦郁积进而陷于神魂无措的精神状态。“无语”二字更深切地表达了她的苦涩难言的心情。
过片两个对句，与前段结语紧密联系，是她在楼前所见的实景，从正面揭示愁思之由：“远岫出云催薄暮”为远景。这句是说地面水气，入夜遇冷而成云雾，笼罩峰峦，白天经太阳蒸发，逐渐消散，峰峦再现。而山穴中云气，日照困难，要到日将落时才冉冉升起。陶渊明《归去来辞》云：“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就是写傍晚景象，故云“催薄暮”。薄暮，日将落时之谓。“细风吹雨弄轻阴”为近景，是说傍晚时分，天色渐暗，暮霭沉沉，而微风吹拂，雨花飞溅，好似与轻阴相戏弄，故云“弄轻阴”。
前句中着一“催”字，加速了夜暮降临；后句中用一“弄”字，使轻阴转浓，融成一片，天色变黑。既生动，又形象，无异于在愁人心上加盖了一层厚厚的阴影，愁怀难遣，自不待言。
最后一句“梨花欲谢恐难禁”是承“春色深”而来，按节候与“梨花落后清明”（晏殊《破阵子》中语）相合。因此以“梨花欲谢”总括环境和景色，以“恐难禁”概述落漠和愁苦。词中女主人愁思之由，至此道出。出于它，才将细微的景物与幽渺的感情极为巧妙而和谐地结合起来，使由惜春引起难以捕捉的、抽象的愁思就成了可以接触的具体形象。
《北征赋》与《楚辞》部分作品、《遂初赋》等相比，此赋无论交待起行原因，还是描写景色都从实际出发，即使是乱辞部分，也抛却了香草美人的托喻手法而采用更为直接的抒情方式。且写景能从作者的感情基调出发，与抒情结合的较为紧密，更好的表现了作者感时伤世之情怀。还将史实与感情紧密的结合了起来，而不再是单独列为一部分去叙写。
此赋开端写了朝纲颠覆，仕路填塞、家园毁灭的北游缘起。虽在乱离之中，从“奋袂”、“超绝迹”的字面下，仍然透出作者壮勇上进之情。这是此赋的基调。
赋中的初辞长安，回顾通天台恋恋不已；长途远行，驰驱中预计期程；寒风雪野中抚剑叹息，念及畿辅故里而於邑流涕：都发自真情而有动人之力。由公刘惠及草木感怀身罹百殃；从秦昭王统兵北征引发离心烦乱，车马行迟：这吊古伤今的情思，紧密联系于自身遭际，自然感人，又在历史对比中显出作者忧思的深广，胸怀的博大。由日夕归牧思及人民行役之苦，诗人叹时之心；因长城漫漫感发对蒙恬的责问，对汉文帝的景慕，使人感到作者不戚于个人忧患，立足于广大人民的受难，要求执政者以宽仁绥远立邦，这表现了作家自觉的历史社会责任感。作者的这些思想感情，都是极可珍贵的。
赋文中认蒙恬绝地脉之说为虚妄，不承认堪舆迷信。作者坚信天命有常，卒章中抒发了君子固穷而守节的儒家思想，表现了对儒家教义的笃诚。这是作家信仰的支柱，是赋文所以具有健康向上基调的精神源泉。
全赋以写明北游缘起开端，按旅程顺序写所见所感，卒章总言自己对避难远行的根本态度。结构上条理清晰，连络有序。叙事、叹时显出了作家情思的自然流露，浑融一体，文气流畅。语言生动简练，经过锤炼之功又归于平易畅达，艺术上的用心与其创作意图达到了和谐统一。
《北征赋》结构模仿刘歆的《遂初赋》，也是结合途中所见景物与有关的史事，抒发感想。由于时事更为艰难，所表现的情绪也更显悲沉。它的语言精丽整齐，其中写景的一段（从“隮高平而周览”到“哀生民之多故”），则显得清新自然。这种描写洋溢着作者的真实感情，而且是写实的笔法，不同于《上林赋》等那种夸张的罗列。此前《遂初赋》的写景，也已经有这样的特点。它们直接启发了后代抒情小赋对自然景色的描写。
如果拿《北征赋》与楚辞部分作品、《遂初赋》等相比较，就可以看出在结构上存在一些在继承中又有发展变化的特点。
（一）抒情方式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变。《九章》中的作品多纪实之辞，《涉江》一诗又是写他放逐生活中最凄苦的一段经历，但诗的开始却采用了与《离骚》相类似的浪漫主义手法，表现他的极端苦闷，欲忍不能的感情。《涉江》的后半部分以及乱辞，也是采用的浪漫主义手法。特别是乱辞部分，采用香草美人的托喻，与《离骚》的写法一致。《北征赋》中，无论交待起行原因，还是描写景色都从实际出发，即使是乱辞部分，也抛却了香草美人的托喻手法，采用更为直接的抒情方式。
（二）写景与抒情由分离到逐渐紧密的结合。《涉江》中的景物描写，虽然能够表现作者的凄苦情怀，但景与情从整体上还显疏远，还有着为写景而写景的嫌疑。《遂初赋》和《北征赋》写景与抒情结合的较为紧密，特别是《北征赋》，写景能从作者的感情基调出发，更好的表现了作者感时伤世之情怀。
（三）借助历史事实抒情方面，由情与史的分离到逐渐紧密的结合。《涉江》的整个第四部分，都在叙写历史上忠而见弃的人物，以表达作者自己“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之情。而《北征赋》则没有相应的部分。此赋是在纪行的过程中，将史实与感情紧密的结合了起来，而不再是单独列为一部分去叙写。
（四）乱辞部分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由《涉江》对君主忠诚不二的感情抒发，到《遂初》的以道家出世思想作结，抒发自己恬淡的自娱之情，再到《北征赋》以君子固穷而守节的儒家思想的抒发，其发展轨迹是鲜明的。
作为纪行赋的成熟之作，《北征赋》确实表现出了与其在赋史地位上一致的优点。交待起行原因之简洁，借景抒情之恰切，叙史抒情结合之紧密，抒发感情之真挚，语言之平易晓畅，都是《涉江》、《遂初》所不能比拟的。萧统《文选》选赋，纪行一门首选《北征赋》；清人陈元龙《历代赋汇》亦列其为纪行赋第一篇。可见二人同选《北征赋》列为首篇，并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