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与《水调歌头·我饮不须劝》作于同一时期，其主旨相近，但又侧重于抒发别情和对被频频调动的不满。同时因为是用小令写作，风格也特别含蓄蕴藉，体势既整饬又流美。两年之内，作者因频繁调动而心情十分抑郁，险恶的宦海风波，使作者无法实现恢复中原的壮志。现在又值与友人别离之际，更觉难以为怀。起韵借聚兴感，直中藏曲，表达了作者对于被频繁调动的牢骚不满情绪。
起首二句，借聚散兴感，直中藏曲，吐露自己对于被频繁调动的牢骚不满情绪。作者从淳熙三年到五年的短短二年时间内，先后被调动四次，匆匆来往于今江西、湖北等地，简直疲于奔命，来不及有所建树。对此，作者以一切“二年遍历楚山川”作出形象的概括。作者被频繁调动的原因是未加明说，只以“不偶然”来点出隐情，更耐人寻味。“不偶然”，就是必然，作者已经体会出了被频频调动的必然性。迫思以往经历，作者不能不想起，在作者当年“旌旗拥万夫”来归时，南宋统治者立即解除了作者的武装，而已将作者部下的万余义军当作流民疏散安置到推南各州县；作者也不能不想起，此后作者一直没机会担任军事工作，只能滞留在地方官（偶尔也作京官）的位置上，而且常被调来调去，难以安顿和筹划建树。想起这些，作者不能不感到南宋统治者对作者这样一个赤心来归的爱国者的防备和猜忌，也令作者感到特别痛苦和不满。作者曾经自呼为“江南游子”，作者曾经叹息过只能醉吟风月，作者曾经以酒消愁，都是为此。因此，这里的“不偶然”一语，包含无限悲愤。下两句，忽然一转，转到饯别的宴会上来，写作者只愿意和朋友一起为了美丽的风光而畅饮，而不愿让离别的歌曲深化作者的别离之愁。这在章法上，是切合题面。而细味其意，其中仍含着无计可施、只得自我排遣的愁情。意脉似断未断。
下片起句，承上文的“酬风月”而来，写饯别处的东湖美景如画，实是表达对于豫章的依依眷恋之情。“绿带”、“青钱”用以状流水、荷叶之貌，涉笔成趣；“萦”字、“点”字，赋活了景物，而又似信手拈来。“春水碧连天”，以夸张的笔触，显示出作者对于此地风光的无比喜爱之倩。结尾两句，想象别后殷切思念朋友的情境，妙在情景交融。尤其是“后夜相思月满船”之语，写境不隔，写情浓郁，简直是妙手偶得的佳句。
词的上片主要描写边地骑兵驰骋射猎的雄壮场面。古人每以“猎”指称战事，“闲猎”实际就是进行军事操练。落日、劲风渲染出紧张的战斗氛围．平沙千里提供了辽阔的习武场景，弓箭骏马烘托出骑士的讽爽英姿。循此理路当展开对国力军威的铺陈，高扬英雄主义的风采。不料“隐隐”以下折人了由昭君的青冢引起的“闲愁”，其实此“愁”不但非“闲”，相反是对国运的深长忧思。下片即是其所思的内容．在堂皇的颂词下蕴含着辛辣的讽刺。皇帝贵为天子，统有天下，后官佳丽，供其享用；庙堂有治国的贤相，边疆有善谋的良将：没想到国家的安定却要靠小女子的和亲换来。“不减”一句将此前的堂堂国威全部扫却，其犀利简直使大宋君臣无地自容。结尾二句又复归歌功颂德之词，极尽椰榆挖苦，矛头直指皇帝。回观上片所写的骑射场景，可知它只是词人的想象之境，现实的情况
是君王纵乐、文恬武嬉，边备废弛，只能以割地赔款来求得苟安于一时。有鉴于此，词人才会以下计大段的讽刺感慨系之，以与上片的理想之境构成强烈对比。
值得指出的是，联系山谷所处的时代背景，他的讽刺矛头是直接指向变法派的。这‘时期的诗歌中山谷表现出与当政者断然不合作的态度，时露鄙夷讥讽，其例证彰彰具在，可以参观。尤其可堪玩味的是，王安石有咏阳君的《明好曲》”首，当时和者甚众。山谷由昭君这热门话题而兴感作词，也在情理之中。王安钉在诗中称“人生失意无南北”、“汉恩自浅胡自深”，在安石可能是要故作惊址骇俗之论，而这或许也是引发山谷深思的触煤之一吧。
《传是楼记》是“记”的变体，名为“记”，实则为“论”，“传是楼”只不过是“论题”而已。
文章以阐明建楼藏书的意义为重点，先述藏书楼的兴建、藏书规模；然后说明楼名的由来；继而阐明传书的意义，指出主人不以“土田财货”、“金玉珍玩鼎彝尊斝、“园池台榭舞歌舆马之具”传子孙，唯以藏书相传，目的在于使后世继承先辈之志，不同流俗。作者指出藏书、守书、读书之难，而善读者“沿流以溯源”、“明体以适用”，确有所得最为重要。其后，恰如其分地点出楼主的人品，赞扬其得“读书之益”，以书传子孙，不同凡响。全文紧扣主题，层层深入，结构严谨自然，语言简练，中肯切要，不失“气体浩瀚，疏通畅达”之文风。
全文一共分为五段。
第一段用叙事的手法首先记叙了大藏书家徐健庵藏书之丰——建了七间楼房，造了七十二个橱子，经史子集若干万册，分类置放，井然有序。然后借徐健庵之口道出了读书的重要性：徐家先世，本来身家清白，靠读书应试起家；相形之下，有些做父祖辈的，或传之土地家产，或传之宝贵文物，或传之娱乐场所、娱乐工具，而他们的后代未必能世世代代富下去，未必珍爱这些宝物，未必能享受这些娱乐。有鉴于此，决定将这些书传给子孙们。“所传者唯是矣！遂名其楼为‘传是’”，这就是“传是楼”名之由来。至此，文章的论题已定。楼主人四处索要“楼记”类文章，“问记于琬”，于是，作者便展开了议论。
第二段提出中心论点并从反面进行论证。一开头就将文章从徐缓的平地推向了突兀的高峰：“甚矣，书之多厄也！”这句话内涵丰富，耐人寻味，是一个警句。紧扣“书之多厄”，作者援引汉朝以降，历代皇帝用官家的钱重金买书，名公贵卿用大量财物换书，或亲自动手或请人帮忙进行抄写誊录，然而不久就遭故散失这样一个历史事实，道出了“藏书之难”。这是一个衬垫。作者顺水推舟，提出了文章的中心论点：“藏书之难不若守之之难，守之之难不若读之之难，尤不若躬体而心得之之难”。紧接着，从反面进行论证：藏书不能守书，同不藏书没有什么两样，守住了而不能读，同守不住也没有什么两样，即使读了而如果嘴上说的是一套而实际行的又是另一套，心里想的和实际做的不一致，采了花而忘了果，那就是用记诵之学去骗骗众人而欺世盗名的人了，这同不读书也没有什么不同。这里的论据是理论论据，是从反面讲道理进行论证。
第三段从正面用史实论证。“古之善读者”是用“始乎博，终乎约”的读法，以“博之而非夸多斗靡也，约之而非保残安陋也”的态度，而最终达到“根柢于性命而穷极于事功。沿流以溯源，无不探也；明体以适用，无不达也”的境界的。作者特别强调了“尊所闻，行所知”，他说，不善于读书的人就不能如此。斩钉截铁般地确立了中心论点。
第四、五两段是落脚于现实，进行对比论证。第四段先摆徐健庵先生的现状：依靠书中得到的道理，上得天子器重，次被士大夫敬重与效法，借此为国家大业增添光彩，下又推而广之，用以训敕后辈，使他们跻身巍科取得高官厚禄，在当时被人一致称道，总之，“读书之益弘矣哉”，而且还要传之子孙。第五段再摆作者的现状。开头就是一个感叹句“若琬则无以与于此矣。”引出了汪琬之现状：平时愚笨无才，苦于有书而不能读，现在到了晚年，又只能蜷伏在穷山僻壤中，孤陋寡闻，（哪像你们一样神通广大？）过去学到的都已衰退了，本来没有资格来为这座楼做记。这与上一段徐健庵之现状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通过对比，强化了楼主人的例证作用，从而证明了自己的中心论点。但也看得出，对楼主人的称颂中含有讽刺意味。汪琬学识渊博，主张写文章要明于词义，合乎经旨，但秉性狷介，与世不合，在任刑部郎中、户部主事等职后曾托病回乡。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举博学鸿词科后参加《明史》编纂工作，六十天中撰稿一百七十五篇；有争论，不屈服，又乞病归，可见害的是“思想病”。他既与世不合，也就不可能与徐健庵合（徐曾主修《明史》就是一个佐证）。所以，这里的讽刺意味自是不言而喻。既然与世不合，于是作者申明“不得已勉承先生之命，姑为一言复之”，至于“先生亦恕其老悖否耶”？也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这篇文章的本意不在“记”而在“议”，所以叙之不求其详。在叙述了楼名之由来后，就以受托为由发表议论。这是全文的序论。经过一番铺垫便摆出了中心论点，接着紧扣中心论点展开论述：先从反面讲道理进行论证，再从正面摆史实进行论证，后用徐之现状与琬之现状对比进行论证。以上是全文的本论。结尾以“不得已勉承先生之命，姑为一言复之”一句谦语，回到开头的受托，作为全文的结论。
行文跌宕起伏，是此文的又一特色。开始是徐健庵“问记于琬”，“琬衰病不及为”，这就埋下了伏笔，在中国传统文章表现手法中这叫“抑”，欲扬先抑。果然，下面要发议论了，第一句就是“甚矣，书之多厄也。”一下子把文章推向了巅峰：书的重要性和书遇到灾难的严重性呈现十分不协调的境况。然而，正是这个不协调，引出了下面的中心论点。中心论点一出，下面是一大通论证。文章赞扬了“古之善读书者”，今天有没有呢？有，如楼主人徐先生；又似乎无，作者对楼主人的称道中实含有讥讽。他自己本不想写，但写了；写了又是“不得已”，又要请“先生亦恕其老悖”。真可谓峰回路转，花明柳暗。
全文语言感情充沛，婉转含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感叹句反问句的连用，使文章气势恢宏；一是对比中婉转的语气，不平之感、羡慕之态、讥讽之意尽在其中。这二者相辅相承，异曲同工，殊途同归，都是为了达到牢固树立中心论点这一目的。二、三、四段末尾的三个问句，用否定之否定的形式表达了肯定的意思，然而比直接肯定更有力，语气更强烈，很有些无可辩驳的意味。它们犹如排比段，大有滚滚向前锐不可挡之势。一些描述句，也是那样婉转含蓄，如“指书而欣然笑曰”表现出徐健庵得意洋洋的样子，他功成名就，藏书极富，还要延及子孙，让他们世世代代做官，真是前景无限美好啊。面对此状，汪琬只能“喟然太息”，敬佩之情羡慕之态随之流露出来。然而，也不乏讥讽意味。作者的性情脾气又决定了他不可能与世俗的读书人同流合污，于是，在一系列的自贬之后说道：“盖本不足以记斯楼”，讥讽之意呼之欲出。最后一句“先生亦恕其老悖否耶？”表面上是个是非问句，实际上只有一个意思：你既然让我作记，我又推脱不掉，就只有说了。要说就得说我的看法，不能为吹捧而歪曲了我的性格。现在说了这些道理，你同意则更好，不同意也就只能是那样了。但是如果直说，效果肯定不好。他们毕竟相互认识，还有过交往。于是，作者用了一个充满委婉语气的是非问句，为自己留了一条退路。
这首诗通过对旅途生活的描写，不仅表达了诗人不得志的苦闷心情，同时也流露出诗人对朝廷的怀念。诗首联点名上任的时间，颔联写夜宿酒家附近，颈联写自己退隐的心情，尾联写退居后的生活。全诗语言凝练，却将感情表达淋漓尽致。
“日高犹掩水窗眠，枕簟清凉八月天"两句写的是诗人舟中高卧的情形，而“沽酒店”与“钓鱼船”，则是写诗人离开了朝廷，远离了政治斗争的旋涡。诗人感到自已是“退身江海”，是“无用”了;但“忧国朝廷自有贤”一句却清楚地表明：诗人的心仍然与政治斗争难割难分。“且向钱塘湖上去，冷吟闲醉二三年”，这只不过是诗人的自我安慰而已。
这首诗是诗人是自愿外任途中创作，诗人心情比较轻松，对远离京城是非之地感到由衷的高兴，因而诗人虽也自谦无用，却并不显得消沉。诗人乘船顺江而下，由于没有什么精神负担，因而“日高犹掩水窗眠”，八月的枕席不冷不热，可以用清凉二：字来形容，诗人睡在上面，很是舒服。这一路没有严格的行程限制（这与贬谪之旅不同），所以船只停泊下来时还可以到附近的酒店去买酒喝，而晚上睡觉时经常将船只靠在钓鱼船旁，这还可以感受渔家悠闲自在的生活。诗人自谦地说自己现在退身到江海边上，应该能说明自己是无用之人，而朝廷自有忧国忧民的贤能之士。既然是这样，自己就没有什么顾虑，先到钱塘江边的西湖去吧，在那里可以不问世事地过上两三年，既可低吟诗句，也可悠闲自在地想醉就醉。
这首诗就是这样把丰富的感情蕴涵在平淡的描写之中，把丰富的内容概括在简炼的文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