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仲联先生的《清词三百首》说这首词“疑是伤悼庚子年珍妃被那拉后命崔太监推坠井中死难事。庚子年作者十八岁，词如作于辛丑，则年十九，所以为早岁之作”。过去这些才女都是很小就会写诗词的，因为她不像男子，男子就算没有诗的天才但是为了要科考也要被逼得作诗作文，他也许还半天学不会，可是女子没有人逼，她是自己喜欢而有这种才气，所以都学得很快，明朝的叶小鸾十几岁就死了，可是留下的作品真是千古流传。所以庚辛年间，吕碧城不过十八九岁。庚子八国之乱，当八国联军进入北京的时候，西太后要带着光绪皇帝出京逃走，而珍妃就追出来说皇帝应该留下来。珍妃这个人真是有思想、有见解，也有聪明才智，可她就是不能够韬晦，不能够隐藏，她有什么话就说，所以慈禧太后就大怒，就叫太监把她投到井里去了。
光绪虽然是皇帝，“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唐玄宗保全不了杨贵妃，光绪皇帝更保全不了他的珍妃，据说他当时全身发抖，不敢说一句话。其实清朝当时很多的词人，都写过哀悼珍妃的词。吕碧城说：“缒银瓶，牵玉井”。“银瓶玉井”其实有个出处，白居易有一首诗《井底引银瓶》，就是写在井里打水，有一个银瓶掉在井里边了，因为珍妃是被慈禧太后叫一个太监投到井里的，所以“缒银瓶，牵玉井，秋思黯梧苑”，那是八月庚子之变，是秋天，“秋思黯梧苑”。“蘸渌搴芳”，“蘸渌”就是沾湿了掉在水中了，“搴芳”就是芬芳的一朵花被攀折下来了，“梦堕楚天远”，一个人的梦破了，梦醒了。“最怜娥月含颦，一般消瘦，又别后，依依重见”，“娥月含颦”，说我看到天上那一弯月影，就好像一个女子蹙眉含颦忧愁的样子，“最怜”她“一般消瘦”。所以钱仲联先生说，这首词可能作于辛丑，就是去年的八月珍妃被投到井里，今年又到了八月了，今年又到了秋天了，“一般消瘦”，同样的消瘦，“又别后，依依重见”，就是一年之后又到了那一天了，我又看见月亮了。
“倦凝眄”，她说我看得如此之疲倦。“可奈病叶惊霜，红兰泣骚畹”，这个女子的飘零萎落就好像一片病叶，在秋天经受了多少寒霜冷雨，“可奈病叶惊霜”；又好像屈子的《离骚》所写的那种美丽的兰花在园圃之中哭泣，“红兰泣骚畹”。“滞粉黏香”，是说现在我走过从前的路，寻觅当年往事的痕迹，处处是这个女子的绣鞋遗留下来的粉气，她当年的香痕，“滞粉黏香，绣屧悄寻遍”。“小栏人影凄迷”，我站在栏杆上恍惚之间若有人兮，恍兮惚兮仿佛人影凄迷，“和烟和雾”，好像是一团迷离的烟雾，“更化作，一庭幽怨”，那凄迷的人影、迷离的烟雾，顿时就都化作满庭的幽怨，就化作我满怀的幽凄和哀怨了。
钱仲联先生以为这首词应该是反映了这样一个历史的背景，清朝的周济说“诗有史，词亦有史”，所以吕碧城在晚清的写词要反映历史的风气之下，也写了这样一首词，可能反映了庚子之变，反映了珍妃之死。
女皇的《制袍字赐狄仁杰》（《全唐诗》卷五《则天皇后》，第58页）一诗短小精悍，寥寥12字，达到了褒奖勋臣，树立典型，驾驭臣下的目的。
这是指公元696年，在契丹攻陷冀州的危机时刻，狄仁杰调任魏州刺史，以民生为要，提振军民退敌信心，兵不血刃使得契丹退兵，深得百姓爱戴，为其立了生祠；同时龙颜大悦，擢升其为幽州大都督，并亲笔在紫袍上写了“敷政术，守清勤，升显位，励相臣”12个金字，以示表彰。这一表彰，便收录在《全唐诗》中，名为“制袍字赐狄仁杰”。全诗四句十二字，既是对狄仁杰的表彰，也是对他的激励。前两句概括了狄仁杰的功绩，说他辅佐朝廷，志守清廉而勤政，后两句是要求狄仁杰率励朝中大臣，要他居宰相之位，激励大臣们同心协力，治理好国家。寥寥数语，既高度肯定了狄仁杰的勤勉施政，又对狄仁杰给予厚望，成为武则天心目中选拔高管的标准版本。狄仁杰不负皇帝的褒奖，忠于皇室，为李氏、武氏均能竭心尽力；在治理民生方面，后人评价其“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难怪狄仁杰故去，武则天哭泣着说“朝堂空也”。
“德也狂生耳”，起句十分奇兀，使人陡然一惊；因为纳兰性德的父亲明珠，是当时权倾朝野的宰辅。纳兰性德风华正茂，文武双全，在他面前正铺设着一条荣华富贵的坦途。然而，他竟劈头自称“狂生”，而且还带着颇为不屑的语气，这一下就抓住了读者的心，使人不得不注意品味。
跟着三句，是他对自己身世的看法，“偶然间，缁尘京国，乌衣门第。”缁尘即尘污，比喻世俗的污垢。纳兰性德化用谢朓“谁能久京洛，缁尘染素衣”的诗意，说自己生长在京师的富贵人家，蒙受尘世的污浊。“偶然间”三字。表明他并不希罕金粉世家繁华喧嚣的生活。在词的开头，他就坦率地把自己鄙薄富贵家庭的心境，告诉给顾贞观，是希望出身寒素的朋友们理解他，不要把他看成是一般的贵介公子。
“有酒惟浇赵州土”。原是唐代诗人李贺的诗句：“买丝绣作平原君，有酒惟浇赵州土。”平原君即战国时代赵国的公子赵胜，此人平生喜欢结纳宾客。李贺写这两句诗，对那些能够赏识贤士的人表示怀念。他举起酒杯，浇向赵州，觉得茫茫宇内，惟独平原君值得景仰。纳兰性德径用李诗入词，同样是表示对爱惜人才者的敬佩。当然，他和李贺的心情不尽相同。李贺怀才不遇，攀附无门；纳兰性德生长名门，青云有路。但是，他从顾贞观、吴兆骞等人的遭遇里，深深感到社会的不平，感到人才总是无法逃脱遭受排挤的厄运，因而忧思重重，满怀悲愤。他也知道，他的心境，很难得到世人的理解，他呼喊：“谁会成生此意”，透露出孤独落寞的悲哀。总之，他的失望、彷徨、牢骚之情，统统包含在反诘的口吻之中。
前几句，作者极写心情的抑郁，这正好为得遇知己朋友的兴奋预作蓄势。就在感到山穷水尽的时候，他遇到梁汾了。“不信道，遂成知己”。骤然看来，在“不信道”之后，又加上“遂”字，显得有点累赘，但重复强调意外之感，是为了表达得友的狂喜。这几句，笔势驰骤，极尽腾挪变化之妙。
接下去是写知己相逢的情景。“青眼高歌俱未老，向尊前，拭尽英雄泪。”青眼是高兴的眼色，据说晋代阮籍能为青白眼，遇见意气相投的人，便露出青色的眼珠。杜甫《短歌行》有句云：“青眼高歌望吾子，眼中之人我老矣。”纳兰性德翻用其意，说他们相遇时彼此正当盛年，都还未老，于是青眼相向，慷慨高歌。不过，在举杯痛饮之余，又不禁涕泪滂沱。英雄失路，惺惺相惜，得友的喜悦、落拓的悲哀，一齐涌上心头。辛稼轩曾有句云：“倩何人，唤取翠袖红巾，揾英雄泪。”纳兰性德的心情，与此相类。不过，辛词“揾”字比较含蓄，纳兰用“拭尽”一语，却是淋漓尽致地宣泄情感。这几句，诗人把歌哭笑啼交错在一起，比杜、辛的诗句显得更鲜明更奔放。
以“君不见，月如水”作收束。它是全篇唯一的景语。那一夜，月儿皎洁，凉浸浸的，似是映衬着他们悲凉的情怀，又似是他们纯洁友谊的见证。
一般人写词，包括纳兰性德在内，总喜欢较多敷写眼前或内中看到的景色。因情写景，情景相生，会收到形象生动境界隽永的艺术效果。象〔金缕曲〕这样体制较长的词调，完全不入景语，则易流于粗率。纳兰性德这首词着眼于传情，诗人直抒胸臆，但也注意顺手拈来一二景语，约略点染。沈谦在《堪词杂说》中认为：“长调要操纵自如，忌粗率，能于豪爽中著一二精微语，绵缠中著一二激厉语，尤见错综。”这是颇有见地的经验之谈。纳兰性德在歇拍中稍作跌宕，略写月色，正是在豪爽中夹入工细之笔。这似乎是闲笔，却使人感到，诗人极度激动的感情，又蕴含着深沉的意味。
纳兰从同情顾贞观、吴兆骞的坎坷遭遇着笔。“共君此夜须沉醉。”这里的“须”字很值得玩味。它表明，诗人要有意识地使自己神经麻木。从写法上看，此句与杜甫的名句“白日放歌须纵酒”也颇相似，但意境大不相同。“纵酒”未必大醉，“沉醉”却是醉得不省人事。为什么必须烂醉如泥？下面跟着作答。“且由他，蛾眉谣诼，古今同忌。”屈原说过：“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在纳兰性德看来，古往今来，有才识之士被排斥不用者多如牛毛，顾贞观等受到不公的待遇也自不可避免。不合理的现实既已无法改变，他便劝慰好友，大家懒得去管，一醉了事。这种一醉解千愁的作法，固然是逃避现实的表现，但诗人冷峭的情绪，乃是愤怒与消极的混合物。
“身世悠悠何足问，冷笑置之而已”。从顾贞观等今古才人的遭遇中，诗人想到自己。在污浊的社会中，过去的生涯，毫无意趣，将来的命运，也不值一晒，因而他发出了“寻思起，从头翻悔”的感叹。在词的开头，诗人已透露出他对门阀出身的不屑，这里再一次申明，是强调他和顾贞观有着同样的烦恼，对现实有着同样的认识，他和顾贞观一起承受着不合理社会给予的压力。在这里，通过诗人对朋友安慰体贴相濡以沫的态度，我们也看到了他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和激忿。
在激动之余，纳兰性德把笔锋拉回，用沉着坚定的调子抒写他对友情的珍惜。“一日心期千劫在，后生缘，恐结在他生里。”劫是梵语劫簸的省略，是计算时间的数量词。在不期然得遇知己的时刻。他郑重表示，一旦倾心相许，友谊便地久天长，可以经历千年万载。同时，彼此相见恨晚，只好期望来世补足今生错过的时间。用不着剖析，这番誓言，灼热如火。结句“然诺重，君须记”。再三叮咛，强烈地表达与顾贞观世世为友的愿望。
纳兰性德有些词，写得悲凉顽艳，象“春云吹散湘帘雨，絮粘蝴蝶飞还住”。象“急雪乍翻香阁絮，轻风吹到胆瓶梅”。使人读来觉得香留齿颊。但是，纳兰词最大的特点是直抒性灵，感情直率，他一贯认为，“诗乃心声，性情之事也。”这种主张，体现在创作中，便显得不事雕饰，天籁自鸣。王国维说：“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这比较准确地概括出纳兰性德的创作风格。就〔金缕曲〕《赠梁汾》而言，我们可以看到诗人运笔如流水行云，一任真纯充沛的感情在笔端酣畅地抒发。不过，纳兰性德的诗歌直写怀抱，又非不注意艺术锤炼，一味粗头乱服。从〔金缕曲〕的分析中，我们发现作者经常化用名句，运用典故。刘熙载在《艺概》中说：“词中用事，贵无事障。晦也，肤也，多也，板也，此类皆障也。姜白石用事入妙，其要诀所在，可于其《诗说》见之，曰：‘僻事实用，熟事虚用。学有余而约用之，善用事者也。乍叙事而间以理言，得活法者也。’”纳兰性德天衣无缝地流畅地运用故实，就是善与活的一例。正因如此，这首〔金缕曲〕显得既酣畅，又深沉；既慷慨淋漓，又耐人寻味。这首词没有华丽的词藻，却使人读来五内沸腾，神摇魄荡，感觉到作者字字句句，出自肺腑。它的成就，证实了一条创作的真理：真情实感，是诗歌的生命。
这是一篇书信体论说文。李翊曾向韩愈请教写文章的技巧，韩愈写了这篇文章作答。文章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作者的文学观，认为文章的思想内容决定表现形式，所谓“气盛则言宜”；同时结合自己的写作实践具体指出，写好文章的基本条件是要不断加强学习和修养，无望其速成，不诱于势利，树立“立言”的志向，并且要注意修改，求新，“惟陈言之务去”。
《答李翊书》是韩愈宣传其“古文”理论的重要文章之一。文章可分为四段。
第一段表示原回答对方的问题，谈谈写作之道。先称赞来信文辞高卓而态度谦恭；接着宕开一笔，感叹世人久已不讲道德（指儒家仁义之道），道德之外的“文”当然更无人讲求。这一笔并非闲笔，它抒发了深沉的感慨，又暗示自己所说的“文”不是一般文章，而是与道德联系在一起的。接着说自己虽所知亦有限，但却不可不为对方谈论一番。这不仅因李生谦恭好学，更因他“不志乎利”，是可教之材，不过这个意思是一在文末才点明的。
第二段正面揭示中心论点。先向李先生提出希望，希望他不要满足于文章胜过一般人而可为时人所取，而就树立“至于古之立言者”的宏大志向。这一期望很高，但是在先称赏对方文章的基础上，再以问句出之，故显得态度诚恳语气平缓。然后正面提出“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的论点。指出要写好文章，须从根本做起，须加强道德修养，使自己成为“仁义之人”则自然能够“其言蔼和”，蔼，原意为草木美盛，此处借指语言文辞之美。
第三段即以自己学为古文的经过和体会说明这一论点。先说写作古文确乎很难，不过自己学着写已二十余年了，言外之意是也还有心得。以下叙述学为古文的三个阶段，都扣紧“道”与“文”的关系着笔。第一阶段，“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这志不敢存。”韩愈认为三代两汉书中有儒道精醇者（如《五经》、《孟子》）。有大醇小疵者（如荀况、扬雄的著作），魏晋以后则儒道不传。起步须正，故不敢观两汉以一之书。这两句写出兢兢业业唯恐误入歧途的心情。“处若忘”以下四句即是形象地写其专心一意，苦思冥想之状。学有所得，发为文章，务求增除人云亦云的陈词滥调，而甚感为难，所谓“陈言”既指立意，也指文辞表达。有了好的思想内容，要表达得新鲜有力，也颇不易。所作之文，内容既是阐发不合流俗的独特见解，形式又是不拘于对偶、声律的“古文”故颇为人所非笑。但韩愈“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知，置之不顾。当时骈文势力很大，日常应用文字和科举取士，大多使用骈文。韩愈提倡古文，确实是经过艰巨斗争的。如此坚持数年，便进入第二阶段，此时已有分析批判能力，能辨古书中何者为合乎儒道之“正”，何者为假是而非之 “伪”，何者大体虽“正”而犹有所不足。其阅读范围也就不再有所限制，而能去伪存真，此时执笔为文则能如水流泪不绝；示之于人时，不但不为其毁誉所动，而且毁之反以为喜誉之反以为忧；表明其主见已写，心思朗彻，正俗反时俗之道而行之。这也是就意与辞两方面说的。
如此数，又进入第三阶段。此时作文如长江大河，滔滔而至。但仍不敢掉以轻心，仍须平心静气，对所欲言者一一加以细心的体察和捡点，确知其醇而不杂，然后才奔涌而出；而且，须不断加强道德修养，“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首《诗》《书》之源”终身以之，总之，学为古文须有极严格而自觉的道德修养，须花费长期以至一生的工夫，且不但不能以至谋取私利，还要为世人所非笑，故为之甚难。至此已将三个阶段为李生描述完毕，然后指出关于气和言的心得举以告之。气，指作者对于所欲表达的内容具有充分自信而产生的昂扬的精神状态。气盛则句式长短、声调高下便能自然合宜。作者之“气”即以此而表现为文章的气势，气之盛大与否，当然又取决于平日修养。这养气之说当是继承孟子“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说法。孟子善辩，其文气势盛大；不过他并未将“气”与“文”联系起来加以论说。韩愈则将二者联系起来，并将文气具体化为“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从文辞声音之美的角度而言，骈文的句式长短，声调变化都较整齐，具有人工美，但易流于单调板带。韩愈提倡古文力矫其弊，但古文亦应讲求节奏、声调之美。以“气”即气势、语气为主导来决定其长短高下，其声音之美便比较自然，具更能切合文章的内容。
第四段表明坚持古文之道的态度。先紧接上文，说虽已得心应手，但仍不敢自以为近首有成；即使近乎有成，也不为世人所用。而君子正不欲苟合取用于世俗之人，而是以坚持其道，立言不朽，传请后世为乐事，不过，应者寥寥，毕竟又使他乐中有悲。其提倡古文的态度是坚定的，而感情则是矛盾复杂的，最后表明对李生的劝勉之意，与第一段“不可不为生言之”相呼应。
韩愈曾说过，君子“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正因为作文是为了明道，所以要强调作者以道德修养。韩愈这样鼓吹儒道，有其观实意义。例如：用儒家大一统和君臣名公的思想去反对藩镇割据，要求儒道独尊以反对佛教迷信和寺院经济的恶性膨胀，在当时都有一定进步性。古文理论是与现实斗争密切相关的。不过其理论也充分重视文章的艺术表现，如此文莫于务去陈言和气言关系的主张就很有价值，影响于后世极大；即在今日对于学习写作也不无可借鉴之处。至到“于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的观点，则更具有较普遍的意义。许多在文化科学领域内卓有建树的人物，正是以其百折不回的毅力和不求名利，甘于寂寞的品质取得成功的，韩愈的话至今仍给人以启发和鼓舞。
《答李翊书》在写作上颇有特色，首先是其文气的变化流转与内容情相切合。文章充满了对自己主张的强烈自信和不为流俗所动的气魄，读之令人振奋，但是，文中言及“志乎古必遗乎今”时，不能不叹恨感慨；所述学为古文的过程，有如临深履薄；对李生竭诚相告，而不可有居高临下之势。凡此种的内容方面的因素，使得文势又起伏多变。而其语言形式亦与之相应。如第二段先以参差如口语且杂以问句的形式表达委婉、商量的语气，而后面的”无望其速成“等句则采用整齐排偶的句式，再加以“仁义之人，基信蔼如”的有力一结，显得凝练铿锵，精光焕发，充分显示其斩钉截铁的态度，很好地突出了中心。第四段“君子则不然”以下数句则以较整齐而对比的句式表示其坚定的态度。文中转折连词“抑”“虽然”用得较多，但具有语气的往复回旋之感。此文虽纯是论说而语言颇为形象。如以“养其根”“加其膏”比喻作文当求根本，以水与物比喻气与言，都新鲜而生动，又如以“处若忘”等句描写若思，使读者恍如目击其状。全文针线绵密而不露痕迹。如第一段自称“焉足以知是且非”，第四段说不敢“自谓几于成”都表明了为古文之难，第三段更以一个“难”字贯穿，而这又都是为了说明写作古文是终生事业，“无望其速成”的道理。又如果第四段“志乎古”“不志乎利”“用于人也奚取”分别与第二段“蕲至于古之立言者”“无诱于势利”“取于人”相照应，且都自然而然，绝无重复之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