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主要描写征戍者在军中听乐观舞所引起的边愁。
前三句极写边愁。随着舞蹈的变换，“琵琶”又奏出新的曲调，但不管怎么变换，在内心充满思亲怀故愁绪的人听来，似乎“总是”在弹奏出“关山”别离的悲歌苦调，徒增心中纷乱的“边愁”和“不尽”的“别情”。诗歌至此，已将愁说尽，不能自已，再深掘愁思，已无余地。如何作结，更见功力。
王昌龄不愧是“七绝圣手”，结语施以奇笔，突奏异响，以“高高秋月照长城”的雄伟壮阔之景，将征人浓郁的边愁一笔撇开，而翻出豪宕情怀。此句虽为景语，但诗人融情于景，在秋风朗月的广漠背景下，遥望长城万里的壮丽河山，使征人由对其热爱而意识到自己保卫河山的神圣职责，个人的区区“边愁”就不足挂齿了，从而使征人忠勇爱国的高旷情怀在壮丽之景的展示中得到完美体现。
此诗构思新颖，多次转折，前三句与结句是一大转折，其中“换新声”与“旧别情”为一小转折，“总是”二字状愁绪的强烈，亦颇传神。这不仅使诗歌奇想层出，亦表现出诗人“绪密而思清”（《新唐书·王昌龄传》）的艺术特色。
这是一首写景词，写作者秋日游西湖的所见所感。上片描绘西湖水如寒玉、山色如画的怡人景象；下片写游湖的盛况，管弦声飘，游船飞逐，热闹非凡。词人以游览西湖为立足点，选取山水荷舟、游人歌乐等相关场景，组成一幅夏日全景图，表现西湖之美与游湖之乐，层层写来，形象生动。全词明白如话，淡雅清新，在辛词中别具一格。
开头两句总写游湖的观感。“日日过西湖”，写其游湖次数之多，暗示西湖特别美丽，简直使人百游不厌，虽没明言西湖之美，其风物之迷人自不待言。“冷浸一天寒玉”，言湖水清冷，像寒玉一样，整天沉浸在寒冷的秋色之中，使整个湖变得更加清澈秀丽。如果说开头两句写水光，接下去两句则写山色，是运用虚实相生的手法来写的。其中前一句说：“山色虽言如画”，对西湖的山色从正面加以肯定；而后句则说“想画时难邈”，意思是说西湖山色如画，如果要画的话，再高明的画家也难以把它美丽的面貌画出来。这是以画家的手拙来衬托山色之美，可谓别出心裁。可见西湖山色比画还美，以虚写实，给读者留下了充分的想象空间。上片写西湖的水光山色，为下片写游湖作了很好的铺垫。
“前弦”二句写游人之多和歌吹之乐。“前弦后管夹歌钟”，一个“夹”字，可见弦管并奏，歌声嘹亮；“才断又重续”，说明楼馆林立，表演此伏彼起。词人虽然没说游人如云，也没说游人如何兴高采烈，只写歌声不断，此伏彼起，即“才断又重续”这一特定场景，以点代面，把游湖的盛况集中地描绘了出来。结尾两句写湖上荡舟。如果说“前弦”二句写歌吹，写听觉形象，而“相次”二句则写藕花、写荡舟，写视觉形象，言藕花相继开放，清香四溢，游人荡舟其间，互相“飞逐”，那是何等开心，那画面又是何等飘逸，美妙动人。
全词有静景的描绘，也有动景的刻画；有的示之以色，有的诉之以声；有的用夸张手法，有的用比喻手段，把西湖的山水之美写得生动活泼，把自己的喜悦之情渲染得无以复加。有人说：“在他的笔下所描绘的自然景物，多有一种奔腾耸峙、不可一世的气派。”此词可见一斑。
这首词是写一位女了从傍晚到深夜的春愁。主人公的感情与周围环境自然融合，风格清婉淡雅，读时须细细体味，久而方知其味。
上片写傍晚。
开头二句写环境同时暗中引出人物。《生查子》是个小令，形式宛如两首仄韵的五言绝句，篇幅短小，不能尽情铺叙，用笔务须精神。因此它在描写景物的同时即照顾到人物，抓住主要特征，勾勒几笔。远山以眉言，杨柳以眼说，便是抓住未出场的女主人公最传神的地方加以暗点。远山，是古代一种画眉的式样。《西京杂记》卷二云：“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宇文氏《妆台记》还说因受卓文君影响，时人效画远山眉。“媚柳开青眼”，本谓柳叶初生，细长如人之睡眼初睁，饶有媚态。元稹《生春》诗第九“何处生春早？春生柳眼中”，即指此。通常诗词中皆以柳叶比眉，这里词人为了避免落套，而以柳叶形容美人之俏眼，用语可谓新奇。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韦庄《荷叶杯》词云：“一双愁黛远山眉，不忍更思惟。”可见远山眉往往含有愁情。一双远山眉、新柳眼，已隐隐透露出女主人公的淡淡哀愁。
三、四两句逐渐写到人物所处的环境。“楼阁”乃女子的居处，“帘幕”乃室内陈设的帷幕，有时也指帐子。贺铸《减字浣溪沙》有“楼角红绡（一作初销）一缕霞”句，色彩明丽，此词“楼阁断霞明”，与贺词词境近似。“帘幕春寒浅”，表明此刻女子正无聊独处，渐觉阵阵微寒飘入妆楼，传向罗幕。他没有围，似可窥见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
过片二句写夜间女主人公的活动。比之上片写傍晚景色，又更加细致一层。然细品词意，此乃写女子长夜难耐的心情。所谓“杯延玉漏迟”（作秦观词者“延”字为“嫌”），是说主人公以酒销愁，但觉时间过得太慢，正是俗语所说的“欢娱嫌夜短，愁苦怨更长”了。“烛怕金刀剪”，是说把烧焦了的烛芯剪了一次又一次，以至不堪再剪。这是描写女子独对孤灯，坐待天明。这两句中，杯和烛本为无知之物，但词人却把它们拟人化，竟说酒杯也嫌漏刻过于迟缓，蜡烛也怕剪刀剪得频繁。语似无理，然而词中的无理之语，往往是至情之语。其心情之痛苦，自是不言而喻了。
最后二句，以振荡之笔写静谧之景，遂使词情扬起，色调突然趋向明朗。从词中写景来看，先是写傍晚时的霞明，次是写夜深时的烛暗，至此则让钻出云缝的明月，穿帘入户。词中人物的感情也仿佛随着光线的变化，时而阴沉，时而开朗。其中“忽飞来”三字，表现月色之突然明朗，心情之突然畅快，非常准确。写月亮如此生动，在整个宋词史上也极其突出。月月色未现时原无花影，“花影和帘卷”显然在“月色飞来”之后。不说看月而说卷帘，说卷帘又用“花影和帘卷”这样优美精致的词句来表述，不纯是以景结情，还通过行动以表达内心。此刻闺中佳人是怎么想的呢，作者没有明言，只是把这种带有象征意味的景象呈现出来，让读者去想象，去品味。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含蓄不尽，意在言外。
对石鼓的出土，在韩愈之前，杜甫在《李潮八分小篆歌》中带过一笔，此后韦应物虽写过一首《石鼓歌》，但因缺少热情和略乏文采，恐怕在《韦苏州集》中也属下乘之作。只是他诗中“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一句，倒开启了鼓属何代的千年聚讼之门。及至韩愈的这首力作问世，才使石鼓之“光价”在后人心目中大大地增强和提高了。今天上距韩愈作歌又过去一千多年，十面石鼓尽管已无完字，但仍作为一级文物陈列在故宫博物院里，这不得不归功于韩愈的呼号之力。
开头四句明白如话，点出了写作的缘起。这四句中，“石鼓”二字凡三见，似乎平淡拖沓，其实不然。韩愈开创以文为诗的先河，不避同字且不避同式，正是古文的惯习。这里“劝”字下得十分精当，它省去了诗人几多犹豫的潜台词与推诿的闲笔墨，具有一字九鼎之效。韩愈向来自负于“金石刻画臣能为”（李商隐《韩碑》），但对此却自惭才疏，那么石鼓文的深奥难懂也就不言而喻了。
从“周纲陵迟四海沸”到“鬼物守护烦撝呵”为一段。前十句是诗人想象周宣王中兴王室、临御海内以及驰逐围猎、勒石铭功的图景。用了“沸”“愤”“大”“骋”“万里”“万世”等词，极状场面的壮阔和气派的雄伟。韩愈之所以承袭韦应物系年的说法，是有深刻的历史原因的。唐朝自安史之乱后，皇权受到极大的削弱，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外族侵凌，大臣猜忌，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使李唐王朝迅速走向衰落。宪宗登基后采取铲藩镇、抑宦官的政策，使朝政出现了中兴之兆。诗人看到了历史的相似之处，因而在歌颂周宣王雄才大略的同时，自然融进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在宪宗即位之初平定剑南节度使刘辟后，韩愈即写过一首热情洋溢的《元和圣德诗》，对嗣皇的英明果断备加赞扬。所以《石鼓歌》的这段描写正传达出了诗人切望重振颓纲以臻于尊王攘夷的郅治局面的心声。“雨淋日炙野火燎”二句，是承上启下的关键。把石鼓流传千年而历尽的劫难浓缩在七字之中，这是略写。诗人认为石鼓得以完好保存，如果没有鬼神呵护是不可想象的，仅此而言，石鼓本身就已是稀世珍宝，又遑论其他无算的文物价值呢。寥寥两笔便为下文的切入阐发作好了铺垫。往下十四句是专对石鼓文作具体描述的。文辞的深奥，字体的朴茂，都使“好古”的博士先生心荡神怡美不胜收。即使剥蚀斑驳，他也会忍不住地赞叹一番。在那些古拙的字迹间，诗人任凭审美意识纵情驰骋：夭娇流美的线条，多像鸾凤翔舞，云君来下；交互牵掣的点画，又使人仿佛置身于珊瑚丛生的龙宫水府。笔力的雄健，使他想到金绳铁索的劲挺；笔势的飞动，似乎只有用禹鼎出水龙梭离壁才能传其神韵原本静止的书迹都化成了活泼的形象，他不禁沉浸在美的超然享受之中了。美感的获得与否，取决于审美体验的深浅程度，尽管韩愈断未见过“鸾翔凤翥众仙下”，但现实生活中的百鸟和鸣和万舞翩跹却并不少见。常人或许只能以平常的语言道出，而诗人却善于用浪漫的想象把常景编织成一幅云诡波谲的图画。对于石鼓文，韩愈并没有满足于正面的描写，他痛斥陋儒，深憾孔子，无非是想获得烘云托月的效果。后人不明乎此，因而有胶柱鼓瑟的责难，如宋洪迈《容斋随笔》卷四云：“文士为文，有矜夸过实，虽韩文公不能免。如《石鼓歌》极道宣王之事，伟矣，至云：‘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遗羲娥。陋儒编诗不收入，二雅褊迫无委蛇。’是谓三百篇皆如星宿，独此诗如日月也。今世所传石鼓之词尚在，岂能出《吉日》《车攻》之右？安知非经圣人所删乎？”但只需看看韩诗中“读难晓”、“得切磋”之句就可知道，诗人这样说不过是艺术的夸张，所谓恨之越深，爱之越切，如此而已。这一段是全诗的精华，原因在于它驾驭形象思维，把丰富的审美感受传递给读者，使之受到强烈的感染。
“嗟予好古生苦晚”以下直到结尾为最后一段。这段结合诗人自己的身世之感，既有追述，又有夹议，但更多的是流露出隐隐的惆怅和深深的惋惜。韩愈在文学上以“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进学解》）为己任，为了力矫时弊，他才主张崇古。因此他竭力称扬石鼓文，也应是这个文学宗旨的组成部分。他身居博士，“职是训诂”（《元和圣德诗》），把保护石鼓看作是应负的责任。为此，托故人度量坎坑，为安置作好了准备，又戒斋沐浴郑重其事地报告上司，本以为安置“至宝”是瞬息可办的举手之劳。然而无情的现实把他美好的愿望击得粉碎——那班尸位素餐的老爷关心的只是升官发财，他们对区区石鼓是丝毫不会“感激”（激动）的。在这里，一个“老”字生动地勾画出那种麻木不仁的昏聩神情。眼看石鼓仍继续其日销月蚀而归于沦灭的厄运，诗人真是忧思如焚。虽说目下标榜儒术，但据理力争恐怕还是于事无补，歌到这儿，韩愈不禁心灰意冷，喟然长叹。这一段写得苍凉沉郁，使人觉得诗人不仅在哀叹石鼓的不幸，而且简直是在嗟叹寒儒的卑微。为了反衬现实的荒诞，诗人还运用了两个典故，显得格外深刻而有力。第一个是蔡邕。后汉熹平四年（175年），灵帝不满于当时文字使用的混乱，特命蔡邕与堂溪典等正定六经文字，由蔡书丹上石，刻成后置于鸿都门前，每日前来观看的车辆，使街道为之阻塞。第二个是王羲之。东晋王羲之喜鹅颈之宛转，见山阴道士所养群鹅而爱之，道士因索写《道德经》一部，举群相赠。蔡王二人都是书圣，但前者擅隶书而后者工楷则，这两种比石鼓文晚起得多的书体尚且如此风光，那么当局的冷落石鼓，到底于心何忍。用典之妙，起到了振聋发聩的效果。
这首长诗一韵到底，如长河直贯而下，波澜老成。诗中又多用响字虚词，铿锵激越，朗吟上口，便觉有一股郁勃之气喷石于字里行间。如果用“驱驾气势，若掀雷走电，撑决于天地之垠”（辛文房《唐才子传·韩愈》）的赞语来评价这首歌行，自然会觉得绝非虚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