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通过描写日常生活中的琐碎之事，来抒写作者病中的感受。首联描写焚香坐禅的情景，中间两联写凄凉与孤寂的生活情景，尾联自己对佛理的感悟。全诗运用逆挽的手法，从细微处入手，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
此诗首联所描写的是焚香坐禅的情景。诗人安坐一室，焚香供佛，回念所遭遇的种种，默思佛祖的教训。清香四散，意念渐渐入冥，心境渐渐平静，既然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必然承受，就不须怨天尤人而哀苦无已。诗以“病身”与“道情”相对，说是病越重，修道之心就越诚恳；而修道之心越诚恳，感悟的佛理就越重深。这是一层意思。而“病”不仅是指生理之疾，更有经历遭遇带给人的心理以及精神的创伤，故用一“身”字总括。佛教以苦为生命的本义，于是苦也就不成其为苦，受苦正是修行的途径之一，劝导信徒承受现世而寄望于来世。因此，诗人焚香敬佛的修行方法就是“思自任”，所体悟的佛理就是“病身坚固道情深”。这是又一层意思。这两句若从逻辑顺序讲，应该是“宴坐清香思自任，病身坚固道情深”。诗人先说后，再说前，将事情发展的顺序倒过来，正是为了强调此时的觉僭。文章家将这种写法称为“逆挽”。
诗的中间两联写生活情景，一片凄凉与孤寂。夜间，清冷的月光照着空庭，四周静静，唯有捣药的声音，持续而单调地在院中回响，向院中人提示着无边的落寞。不仅夜间如此，白天也一样。主人无访客，院门紧闭，堂庑深深，除了鸟叫，不闻人声。偶尔有医生前来诊病，也不过说些不切病情的废话，除了加重慵懒的心情，并无治疗的功效。身体日渐衰弱，扶着小婢起来走走，却深感力不能至，脚步难移。在这样的生活之中，不能不回想当年，而所有的回想都是痛苦，更令眼前的情景有不堪的残忍。于是诗人回转过来向自己道庆幸：若不是有佛祖的指引，若不是有佛理的开导，那人生的烦恼将会不由途径地涌来将自己包裹，将会铺天盖地地扑来将自己淹没，生活当无法继续。这种自我开释，在诗人或许有一时的宽解，通篇读来，读者仍然会感到内在的悲哀。
尾联回应首联的修行之事，用“知气味”写此刻对于佛理的感悟，上承“病身坚固道情深”。因此可知“道情深”的二层意思中，重在后者，不是说自己的修行已经达到的境界，而是指佛理本身的深刻。同修佛教的白居易有诗曰：“自从苦学空门法，销尽平生种种心。”（《闲吟》）可以帮助李煜所说的“道情”。诗人在“赖问空门知气味，不然烦恼万涂侵”两句中点明，生活全靠在佛法中寻找乐趣，否则早就被万般烦恼吞噬了。
这首诗中有“庸医”“小婢”，还有清风、明月、飞鸟等具体的事物，可使读者通过感知这些人物和景物体会到诗人的内心感受。此诗与《病中感怀》内容相似，皆描写病中感受，但此诗宗教情怀更浓。两首诗的不同之处在于，前首诗侧重抒怀，抒发病中情怀；这首诗侧重叙事，叙写病重的诸琐事，诗里所写之事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一、二两句言世间盛衰变化本甚迅捷，而我半生沦落；今隐于丘园行将四年，于仕途甚感渺茫。三、四两句言丘园中虽不乏花晨月夕，然家贫无酒可以消忧，又无知己可以相慰藉。三年在京守丧，四年杨弁平后移家永乐，仍为秘省正字，官职没有升迁，况且遇到丁忧，故云“年年定”也。五、六对仗衬贴，“青袍似草”、“白发如丝”，不惟设色相映，更叹官卑秩微而头颅渐大；草青、丝白，兼具衰飒之象；“年年定”，一年盼过一年，无丝毫升迁之迹象；“日日新”，日子倏忽消逝，鬓发日日改白。一“定”一“新”，动感相映，所谓仕进无路，汲引无门也，所以最后感叹“未知何路到龙津”。
全诗纯以对比之法结撰成章。首联领起人事花事二题， “荣落”指人指花都可。诗人首先将“世间”与“我”对比，然后写自己因守丧而困守家园的寂寞生活，颔联写景同时也流露出无聊之状，起承了五痕迹。唐代八、九品官着青色服，诗人由眼前之春草萋萋而联想到自己的九品青袍，本系即景巧喻，而“青袍”与“白发”又形成对比。“年年定”是说久居下僚，“年年”与“日日”的叠字更进一步补足了对比之意。第五句感伤岁月流逝。“龙津”即龙门，尾联是说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又慨叹无人引进。抒发的是诗人对未来的希望。
这首春日诗失之于轻靡，或者说是百无聊赖，有的也有寄托，不过比较直露。李商隐这首诗，从主题上说这首诗没什么新意，但在艺术手法情景浑溶，低徊唱叹，富艳而多气，不多用典故而音节嘹亮，颇有杜诗境界。但在梗概多气上还是不如杜诗同类之作。
上片极言相离相思之苦。“万万千千恨，前前后后山”对偶整饬，如平地起高楼，突兀而起，在黄昏日暮，眼前所见重叠起伏绵延不断的山若隐若现犹如内心千千万万难以排遣的愁情恨意。以山象征愁，气氛渲染得极为浓重。三四句以怨恨的语调出之。词人南归短短十年辗转几任，一直无法实现其心中宏伟抱负。如今又是人在羁旅，眼望中原，更添愁恨。路边行人言说我的轿儿太宽，影响其正常行走。在词人看来，是行人遮挡住视线，让他看不到那化作万万千千恨意的重山。更见出恋情之深与分离之苦，隐寓今后会面之难。
下片从设想对方现在的情状这一角度下笔，全系心理描画，设想虚拟之辞。起句“今夜江头树，船儿系那边”转移词意，从陆路写到水路，日晚泊船喻词人如小船四处飘泊、停靠。煞拍表面写因天气炎热而难以入睡，实写其内心因壮志难酬而久久难眠。词人一想对方今宵船泊何处，二想对方热不成眠，三想无人为之打扇。“三想”依次层进，愈想愈深细，关心备至，体贴入微，亦是情意痴绝之辞，更为具体地表现了作者对恋人的关切。连对方怕热不能成眠，不能成眠而又无人为其打扇都设想到了，可谓情意缠绵，想念痴绝。
前半片写离别之怨、离别之恨，设为许多无理之辞，看似怪奇，但对爱人的真挚感情不啻如同从心田冲决释放，显得非常自然。后半片从女性角度设想别后男子的生活情态，三个设想，依次而递，层层加细，表现了女性特有的柔韧细腻心理和对爱人体贴入微、关怀备至的至情。本词作为稼轩词中少见的抒发婉约感情的词篇，在揭示女性特有的隐微难明的心理上显得很有特色。
文章首先揭示了主试部门所规定的录取标尺有问题：“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弃之。”就是说主试部门只规定了唯一的一种衡文的尺度，只要应试文章的体式风格不合这种尺度，即使内容再好，艺术成就再高，也概不人选。这必然造成一种形式主义的文风，使天下举子对此时风趋之若鹜，而真正有志于改革形式主义文风，继承韩愈、柳宗元优秀传统的真才实学之士，受到排斥废黜，从而形成考场的流弊。
但是任何原则毕竟要由人来执行，当时的主考官员执行录取原则，者从两方面做了揭示。其一，所谓“良有司”这种人是能够识别文章的好坏的，但他们奉“一法”为圭臬，不敢越雷池一步。只是严格选拔文章之“中尺度”者，对文章“不中尺度”的人，明知人家落第是冤枉的，也不肯录取。充其量只是表面上做出点假惺惺的同情惋惜姿态，实则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有司有法，奈不中何。”文章惟妙惟肖、人木三分地刻画了这种人对人才所摆出的冷酷虚伪的嘴脸。但问题还不止于此，严重的是当时的社会舆论对此也不加谴责，却一味为主考官员推卸责任：“皆曰：‘其不中，法也。’”这无疑进一步助长了主考官员因循守旧的陋习。其二，更不幸的是，有些主考官员连当时规定的唯一尺度也掌握不好。这样，即使是按既定尺度写应试文章的举子，也会因主考官的误判而落第，造成“不幸有司尺度一失手，则往往失多而得少”的后果。
在揭示考场流弊的基础上，作者痛切愤慨地提出质问：“有司所操果良法邪？何其久而不思革也？”实际是否定了主管考试部门所操之“法”，谴责了主考官员因循陈规陋习，不思改革的不负责任的行为。行文至此，作者才以曾巩落第为例，指出这是一种不能容忍的“可怪”的现象，既为曾巩鸣不平，也表达了他本人要求改革考场流弊的迫切愿望。事实上，欧阳修也是这样做的，《宋史·欧阳修传》载：“知嘉韦占二年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场屋之习，从是遂变。”
欧阳修置流俗于不顾，大胆改革考场陋习，无疑是对当时人才的解放。据《宋史·曾巩传》载，曾巩恰恰就是“中嘉祐二年进士第”的。两相对照，孰是孰非，非常明显。说到底，这关系到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选拔人才的问题。本文的价值正在于提出了这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根本大计。
正因为作者的视野开阔，立脚点高，所以在这篇送人落第归乡的文章中并没有对落第者表示廉价的同情。相反，对曾巩“不非同进，不罪有司，告予以归，思广其学而坚其守”大加赞扬：“予初骇其文，又壮其志”。这里充分表现了欧阳修对人才的严格要求。其实这才是对人才的最大爱护与扶植。作者以农夫不因遭逢灾年而中止农事为例，肯定了曾巩决定返乡，“思广其学而坚其守”的行为，并满怀信心地预言曾巩必有发达之日。这是对曾巩最大的激励。
文章的最后，追述了作者结识曾巩的始末，表达了自己发现了曾巩这样品学皆优的人才的喜悦心情，对京师之人及主考部门官员不能赏识曾巩表示了莫大的遗憾：不仅写得亲切有味，而且发人深思。结句一“吊”一“贺”这对反义词的运用，揭示了对待人才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境界，而作者那种以赏识、扶植天下俊才为己任的文坛领袖的形象，也就在这种鲜明的对照中显现了出来。
整篇文章不仅立意高迈，而且写得极有章法。如揭示考场流弊，就用了“剥笋皮”式的层层“曝光”的方法，在内在逻辑上也就是层层推进，层层深入，然后归结到主考官员因循陋习、不思改革这一重心上来；从而和作者自己的思想态度形成反差对照，突出了全文的中心思想，即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与选拔人才的问题，可谓丝丝入扣，天衣无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