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咏怀古迹之作。表面上是凭吊古人,实际上是自抒身世遭遇之感。陈琳是汉末著名的建安七子之一,擅长章表书记。初为大将军何进主簿,曾向何进献计诛灭宦官,不被采纳;后避难冀州,袁绍让他典文章,曾为绍起草讨伐曹操的檄文;袁绍败灭后,归附曹操,操不计前嫌,予以重用,军国书檄,多出其手。陈琳墓在今江苏邳县,这首诗就是凭吊陈琳墓有感而作。
“曾于青史见遗文,今日飘蓬过此坟。”开头两句用充满仰慕、感慨的笔调领起全篇,说过去曾在史书上拜读过陈琳的文章,今天在飘流蓬转的生活中又正好经过陈琳的坟墓。古代史书常引录一些有关军国大计的著名文章,这类大手笔,往往成为文家名垂青史的重要凭借。“青史见遗文”,不仅点出陈琳以文章名世,而且寓含着歆慕尊崇的感情。第二句正面点题。“今日飘蓬”四字,暗透出诗中所抒的感慨和诗人的际遇分不开,而这种感慨又是紧密联系着陈琳这位前贤来抒写的。不妨说,这是对全篇主旨和构思的一个提示。
“词客有灵应识我,霸才无主始怜君。”颔联紧承次句,“君”、“我”对举夹写,是全篇托寓的重笔。词客,指以文章名世的陈琳;识,这里含有真正了解、相知的意思。上句是说,陈琳灵魂有知,想必会真正了解“我”这个飘蓬才士吧。这里蕴含的感情颇为复杂。其中既有对自己才能的自负自信,又暗含才人惺惺相惜、异代同心的意思。纪昀评道:“‘应’字极兀傲。”这是很有见地的。但却忽略了另一更重要的方面,这就是诗句中所蕴含的极沉痛的感情。诗人在一首书怀的长诗中曾慨叹道:“有气干牛斗,无人辨辘轳(即鹿卢,一种宝剑)。”他觉得自己就像一柄气冲斗牛而被沉埋的宝剑,不为世人所知。一个杰出的才人,竟不得不把真正了解自己的希望寄托在早已作古的前贤身上,正反映出他见弃于当时的寂寞处境和“举世无相识”的沉重悲慨。因此,“应”字便不单是自负,而且含有世无知音的自伤与愤郁。下句“霸才”,犹盖世超群之才,是诗人自指。陈琳遇到曹操那样一位豁达大度、爱惜才士的主帅,应该说是“霸才有主”了。而诗人自己的际遇,则与陈琳相反,“霸才无主”四字正是自己境遇的写照。“始怜君”的“怜”,是怜慕、欣羡的意思。这里实际上暗含着一个对比:陈琳的“霸才有主”和自己的“霸才无主”的对比。正因为这样,才对陈琳的际遇特别欣羡。这时,流露了生不逢时的深沉感慨。
“石麟埋没藏春草,铜雀荒凉对暮云。”腹联分承三、四句,从“墓”字生意。上句是墓前即景,下句是墓前遥想。年深日久,陈琳墓前的石麟已经埋藏在萋萋春草之中,更显出古坟的荒凉寥落。这是寄托自己对前贤的追思缅怀,也暗示当代的不重才士,任凭一代才人的坟墓芜没荒废。由于缅怀陈琳,便进而联想到重用陈琳的曹操,想象到远在邺都的铜雀台,想必也只剩下荒凉的遗迹,在遥对黯淡的暮云了。这不仅是对曹操这样一位重视贤才的明主的追思,也是对那个重才的时代的追恋。“铜雀荒凉”,正象征着一个重才的时代的消逝。而诗人对当前这个弃贤毁才时代的不满,也就在不言中了。
“莫怪临风倍惆怅,欲将书剑学从军。”文章无用,霸才无主,只能弃文就武,持剑从军,这已经使人不胜感慨;而时代不同,今日从军,又焉知不是无所遇合,再历飘蓬。想到这里,怎能不临风惆怅,黯然神伤呢?这一结,将诗人那种因“霸才无主”引起的生不逢时之感,更进一步地表现出来了。
全诗贯串着诗人自己和陈琳之间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际遇的对比,即霸才无主和霸才有主的对比,青史垂名和书剑飘零的对比,文采斐然,寄托遥深,不下李商隐咏史佳作。就咏怀古迹一体看,不妨视为杜甫此类作品的嫡传。
这首五言律诗是吟咏竹子的,但与一般泛咏景物之作不同,根据诗意,所咏之竹当实有所指,这须待读完全诗才能明白。
诗的前四句摹写竹之形状,但写的角度却极富于变化:一、二句一俯一仰,一是下写竹子入水之态,一是上写竹笋抽空之影,这是直接写竹;三、四句写笋径露华、霜根苔色、是以露、苔衬竹,是间接写竹。但是不管是直接写还是间接写,都并非出于悬空虚拟,而是实实在在的情景和境地,是诗人置身其间的观察、摹写。他低头看见了水中的文竹,微光摇曳,斑驳可爱;抬头望见了绿色的竹影,竹影凌空而上,充溢着春天的勃勃生机。这似乎是一个清新的早晨,诗人从竹林掩映的小路走过,竹笋上还挂着亮晶晶的露珠儿,带着粉霜的竹根也快要被青青的苔藓遮盖了。多么幽雅的境地!多么可爱的翠竹!这是诗人所熟悉的土地上的竹林——故里昌谷(今属河南宜阳)的竹子。据河南宜阳县委宣传部《李贺故里调查》报告上说,“今昌谷村名虽无”,但这一带的村子大都“绿竹成园,较大之竹园即有一百多亩”(转引自钱仲联《李贺年谱会笺》),由此可以想见当地竹林盛况,李贺自己也在诗中多次提到它:“舍南有竹堪书字”(《南园》)、“竹香满凄寂,粉节涂生翠。……竹薮添堕简,石矶引钩饵。……柳缀长缥带,篁掉短笛吹。”(《昌谷诗》)而且,除了这首《竹》诗外,还有一组诗——《昌谷北园新笋四首》——专咏故里之竹,其中一首云:“斫取青光写楚辞,腻香春粉黑离离。无情有恨何人见?露压烟啼千万枝。”这都可以证明这首《竹》诗所吟咏的为昌谷之竹无疑,因为在这里,李贺才更可能如此从容安闲地去欣赏它。“抽空”,形容竹子劲直挺拔上长的状态,也就是《昌谷北园新笋四首》诗中所说的“更容一夜抽千尺”或“笛管新篁拔玉青”之意。“霜根”,并非竹根上真的有霜,而是指竹根上结的白色粉末,有如寒霜,即《昌谷北园新笋四首》里“腻香春粉黑离离”的“春粉”。这四句诗不但写出了竹子的劲直潇洒,也写出了环境的幽雅迷人。
诗的后四句又换了一种笔法,写竹子的功用,并寄寓感慨:“织可华香汗,裁堪钓锦鳞。三梁曾入用,一节奉王孙”。竹子编织为席,可以华接香汗;斫裁成竹竿,可以用来钓鱼(“锦鳞”)。但这还是普普通通的用途,算不得奇特,最值得夸耀的是竹子曾被朝廷采用,制作贤冠上的横梁。《周书》载:“成王(姬诵)将加玄服,周公(姬旦)使人来零陵取文竹为冠。”《舆服志杂注》:“天子五梁进贤冠,太子、诸王三梁进贤冠。”“梁”指帽子里面硬的横衬,以竹为之。这似为此诗末二句之所本。很显然诗人是有所寄兴的。竹子那潇洒的风度、劲直的气节,竹子的被重用,这些怎能不令诗人歆羡和感慨呢?诗人怀不世之才,常有济世报国之心,但终其一生,始终是郁郁不得施展,虽曾官奉礼郎,但位不过从九品上,掌君臣版位,以奉朝会祭祀之礼,亦不过是“臣妾气态间,惟欲华箕帚”而已,终无能为。其情其志,于诗中时时可见,所以于吟物之中连类而及,也是很自然的了。
李贺之诗,虽然笼统地说,其光怪陆离、虚荒诞幻,是深得楚骚之真传,但细致说来,又有所区别,大抵长篇歌行,近于楚骚和汉魏乐府歌诗,而五言律绝,则更类似于齐梁间诗,显得明艳浓丽。此诗亦是如此,尤其是五、六句,活脱脱齐梁口吻。但李贺此诗并不止于咏物,而是将自己的情志编织于其中,因此与齐梁诗那种无聊至极的香艳软媚不同,这也该是李贺此诗的成功之处吧。
此诗以淡雅的笔墨描绘了汉江周围壮丽的景色,表达了诗人追求美好境界、希望寄情山水的思想感情,也隐含了歌颂了地方行政长官的功绩之意。首联写众水交流,密不间发;颔联开阔空白,疏可走马;颈联由远而近,远近相映,笔墨酣畅;尾联直抒胸臆,可比作画上题字。诗人采取的几乎全是白描的写意手法,从大处着墨,于平凡中见新奇,将登高远眺、极目所见的山川景物写得极为壮阔飞动,奔放雄伟,全诗犹如一巨幅水墨山水,意境开阔,气魄宏大。
“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语工形肖,一笔勾勒出汉江雄浑壮阔的景色,作为画幅的背景。春秋战国时期,湖北、湖南等地都属于楚国,而襄阳位于楚之北境,所以这里称“楚塞”。“三湘”,一说湘水合漓水为漓湘,合蒸水为蒸湘,合潇水为潇湘,合称三湘;一说为湖南的湘潭、湘阴、湘乡。古诗文中,三湘一般泛称今洞庭湖南北、湘江一带。
“荆门”,山名,在今湖北宜都县西北。“九派”,指长江的九条支流,相传大禹治水,开凿江流,使九派相通。诗人泛舟江上,纵目远望,只见莽莽古楚之地和从湖南方面奔涌而来的“三湘”之水相连接,汹涌汉江入荆江而与长江九派汇聚合流。诗虽未点明汉江,但足已使人想象到汉江横卧楚塞而接“三湘”、通“九派”的浩渺水势。诗人将不可目击之景,予以概写总述,收漠漠平野于纸端,纳浩浩江流于画边,为整个画面渲染了气氛。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以山光水色作为画幅的远景。汉江滔滔远去,好像一直涌流到天地之外去了,两岸重重青山,迷迷蒙蒙,时隐时现,若有若无。前句写出江水的流长邈远,后句又以苍茫山色烘托出江势的浩瀚空阔。诗人着墨极淡,却给人以伟丽新奇之感,其效果远胜于重彩浓抹的油画和色调浓丽的水彩。而其“胜”,就在于画面的气韵生动。
王世贞说:“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是诗家俊语,却入画三昧。”说得很中肯。而“天地外”、“有无中”,又为诗歌平添了一种迷茫、玄远、无可穷尽的意境,所谓“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首联写众水交流,密不间发,此联开阔空白,疏可走马,画面上疏密相间,错综有致。
接着,诗人的笔墨从“天地外”收拢,写出眼前波澜壮阔之景:“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正当诗人极目远望,突然间风起浪涌,所乘之舟上下波动,眼前的襄阳城郭也随着波浪在江水中浮浮沉沉。风越来越大,波涛越来越汹涌,浪拍云天,船身颠簸,仿佛天空也为之摇荡起来。风浪之前,船儿是平缓地在江面行驶,城郭是静止地立于岸边,远空是不动地悬于天际;风浪忽至,一切都动了起来。这里,诗人笔法飘逸流动。明明是所乘之舟上下波动,却说是前面的城郭在水面上浮动;明明是波涛汹涌,浪拍云天,却说成天空也为之摇荡起来。诗人故意用这种动与静的错觉,进一步渲染了磅礴水势。“浮”、“动”两个动词用得极妙,使诗人笔下之景活起来了,诗也随之飘逸起来了,同时,诗人的一种泛舟江上的怡然自得的心态也从中表现了出来,江水磅礴的气也表现了出来。诗人描绘的景象是泛舟所见,舟中人产生了一种动荡的错觉,这种错觉也正好符合诗句中的汉水的描写,所以这两个词用得极其恰当。
“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山翁,即山简,晋人。《晋书·山简传》说他曾任征南将军,镇守襄阳。当地习氏的园林,风景很好,山简常到习家池上大醉而归。诗人要与山简共谋一醉,流露出对襄阳风物的热爱之情。此情也融合在前面的景色描绘之中,充满了积极乐观的情绪。尾联诗人直抒胸臆,表达了留恋山水的志趣。
这是一首怀古感时之作,是抒发其吊古思今之感慨。由于当时清统治者推行高压政策,大兴文字狱,故此词感情写得比较隐曲,显得怨而不怒,醇而不烈。张子房祠在“彭城”(今江苏徐州),当作者北上经过彭城拜谒西汉开国功臣张良(字子房)祠时,不禁心潮飞卷,而填写了此词。
此词上片怀古,写张良,下片慨今,写遗庙;上片重在记事、议论,下片重在写景、抒情。作者以雄深雅健之笔,写尽沧桑兴亡之感,属于词风“悲壮”而“与秦缶燕筑相摩荡”(曹尔堪《曝书亭词序》)之佳什。
作者于上片以简炼的笔墨勾勒出张良一生的大关节,于记叙与评论中寄寓其怀念、仰慕之意。首句“当年博浪金椎”气势夺人,写出张良复仇报国的豪侠英姿。张良家世代相韩,当韩国被灭,张良“东见仓海君,得力士,为铁椎(锤)重百二十斤”,“狙击秦皇帝博浪沙(在今河南原阳县南)中”(《史记·留侯世家》)。作者对张良此豪举所包含的爱国精神充满了赞誉之情。词之次句“惜乎不中秦皇帝”则一转折,为“金椎”即铁锤“误中副车”(同上)而未击中秦始皇之功败垂成深表惋惜。“咸阳大索,下邳亡命,全身非易”三句乃记叙刺秦王未成,“秦始皇大怒,大索天下,求贼甚急,为张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同上)的史实。“咸阳”为秦国首都,指代秦王朝,“索”即搜索;下邳,秦县名,治所在今江苏睢宁西北。张良能死里逃生,确实“全身非易”,对此作者流露出为之庆幸之意。后张良在下邳圯上得黄石公赠《太公兵法》,异常珍视,常习诵研究,而满腹韬略,乃为沛公刘季所用。对此,作者又别具只眼,予以评说。词接下转入议论:“纵汉当兴,使韩成在,肯臣刘季?”据《史记·留侯世家》,“项梁立楚怀王,良乃说项梁曰:‘君已立楚后,而韩诸公子横阳君成贤,可立为王,益树党。’项梁使良求韩成,立以为韩王,以良为韩申徒(按:官名,即司徒)。韩王将千余人西略韩地。得数城,秦辄复取之。往来为游兵颍川。”后韩王被项王杀于彭城,张良乃逃归汉王刘季。作者认为即使汉朝当兴,但如果韩成不死,张良将辅佐韩成恢复韩国,而不肯向刘季称臣的。这也是对张良不忘故国的爱国精神的赞扬,但表达得较为曲折。“算论功三杰,封留万户”,这是指张良与萧何、韩信被汉王称为“三杰”,汉王对张良“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之功极为奖赏,即封之为留侯,食万户。“留”,秦县名,故址在今江苏沛县东南三十五里。词意在这里是一扬,接下又是一抑:“都未是,平生意。”正如《史记·留侯世家》所记,张良乃称曰:“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仇强秦,天下振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张艮可贵之处是一心为国复仇,而并不贪图荣华富贵。作者写此词时,故国朱明王朝覆灭时间尚不长,其寄兴深微之处是可以体会的。
下片由怀古转向现实。从写张良其人转向写张子房祠,故云:“遗庙彭城旧里。”“遗庙”即张子房祠也,其地处彭城(今徐州)旧里。但今日之“遗庙”经过历史风雨的侵蚀破败不堪。词人以苍凉的笔触描绘道:“有苍苔、断碑横地。”“苍苔”是古老岁月的象征,“断碑横地”,亦是社会变迁的写照,其中蕴含着作者深沉的历史感。而张良祠四周的江山似乎依旧:“千盘驿路,满山枫叶,一湾河水。”此“山”当为谷城山(在山东东阿北),“水”当为下邳沂水。驿路、枫叶、河水尽管看去变化不大,但毕竟时移境迁,物是人非,所谓“沧海人归,圯桥石杳,古墙空闭”。这是说张子房祠早已泯灭,不仅其人归沧海,连圯上桥石都不见,庙墙内则空空如也。这荒凉废庙正无声地诉说着一代名臣张良的故事,悲叹着沧桑兴亡的历史活剧。当然,这种感情其实是属于词末引出的来拜谒张子房祠的作者的:“怅萧萧白发,经过擥涕,向斜阳里。”“萧萧白发”是作者塑造的衰老的自我形象,与此时此地的环境氛围十分协调。他吊古慨今,正为爱国者张良之祠今天的残败景象而“擥涕”,可见其内心的悲哀与愤懑。但他怨而不怒,只能以“向斜阳里”的景象寄托哀思。此景颇有辛弃疾《摸鱼儿》“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的意味,并与其另一首《卖花声·雨花台》尾句“燕子斜阳来又去,如此江山”的精神相通,这景中寄寓的乃是悲慨兼惭愧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