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的开篇四句,便直接了当地表现战事,渲染了全国各地被紧张、恐慌的气氛所笼罩着,人们都在惊惧不安。“羽檄”,指上插羽毛的征调军队的文书,表示紧急;“虎符”,是朝廷调兵遣将的凭据,以铜刻作虎形,劈为两半,调兵时需二者验合。说“羽檄”像夜空里的流星一样快速地飞来,可见急上加急;说“虎符”在各州各郡一个个地合着。更见征调之多、频繁不已,边疆告急,形势紧张的情况则不言而喻了。继之“喧呼”一句,紧承前两句诗意,写出催迫应边之状。是谁在“喧呼”呢?诗中并没交代,但不难体会,这里既有传檄人的呼声,也有调兵长官的命令、嘈嘈嚷嚷,一片慌乱,以至连林中的鸟雀在深夜中为之惊动都鸣叫不已,则人之被惊扰不宁可以想见了。这几句诗,尽管没有描写刀光剑影相互拼杀的战斗场面,没有具体叙述官吏随便抓兵拉夫的情景,但却把紧张慌乱形势下,人们的惊恐之状和难以承受的心理负担和盘托出,起势有力,文辞奇挺,扣人心弦。
接着,犹如影、视镜头转换一般,“白日”以下四句诗,又展示了一幅升平安宁的画图。“白日”象征皇帝,“紫救”比喻朝廷;“三公”指太尉、司徒、司空,为朝臣中官位最高的,故合称“三公”。他们掌握着国家的命运,按道理说应该把天下治理得清明太平,借用老子的话就是“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即天下统一、四方安定。这里在颂扬以往承平的景象之中,暗暗谴责了当权者,通过前后鲜明的对照,对于征南诏的发动者策划者给予了讽刺,诗人和广大人民反对不义之战的思想自然地渗透其中,意蕴深刻、耐人寻味。
“借问此为何?答言楚征兵”。这两句是对以上诗意的具体说明,意思是:国家原来很安定。现在为什么陷入一片惊慌混乱之中呢?这完全是因为南侵而大肆征兵造成的。古时以“楚”泛指南方,“楚征兵”,即征讨南方的军队。这里运用问答的形式,不仅在句式上显得灵活变化,而且在前后意思的构架上也起到了勾联纽结的作用,可谓匠心独运。“渡泸及五月”,这个“泸”指金沙江,古时称“泸水”,相传江边多瘴气,以三、四月间最为厉害,五月以后稍好些,诸葛亮的《出师表》有“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之句。“将赴云南征”,这不仅是诗人的叙述,也表达了士兵的心情,他们听说要渡过泸水,去遥远的云南打仗,心头紧缩,都感到有去无回,很少有生还的希望。写到这里,诗人对统治者这样的穷兵黩武,而不顾惜人民的生命,感到异常愤概,充满不平之气,于是议论道:“怯卒非战士,炎方难远行”,意思是说,他们都是被抓来的百姓,没有经过阵势,是难以上战场的,更何况去边陲之地的云南呢?把李唐王朝驱民于死地的罪恶深刻地揭露出来了。
从“长号”到“心摧”四句,具体地描写了出征战士被迫离家时的悲惨情景。被抓去充军的人们,临行前和他们的父母、亲人告别,这是生的分离,也是死的作别,彼此号大哭,哭得日月无光,天昏地暗,直到哭尽了泪水,流出了血水,心肝摧断,两无声息。诗中连用“长号”、“惨”、“泣尽”、“心摧”,充满感情色彩,从听觉视觉上造成强烈效果,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展现了这种生离死别惨绝人寰的悲剧。
“困兽”四句,又是议论,以“困兽”、“穷鱼”喻没有战斗力的“怯卒”、以“猛虎”、“奔鲸”喻凶悍强大的敌人。在这样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势下,进行着扩边的战争,其结果是注定要失败的,众多的应征士卒,也只能白白地送死,“千去不一回,投躯岂全生”,葬身于沙场之上,成为统治者进行不义之战的牺牲品。这几句通过形象的比喻,适当的夸饰,对当权者的罪行给予了批判和控诉,也体现出诗人对广大人民的深切同情,闪烁着人道主义思想的光辉。
诗的结末两句,内容上又发展到一个深的层次,进一步地揭示了诗的主旨,表达了个人美好的理想和愿望。“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干”是盾牌,“戚”是大斧,以这两种兵器用在误乐上,表示行德政而不用征伐。“有苗”,古代部族名,传说舜时有苗叛乱,大禹建议用武力去征服他们,舜不同意,于是修明德政,三年以后,他举行了一次操舞盾牌、大斧的演习,有苗氏便归服了。诗人引用这个典故,正是暗讥“当国之臣不能敷文德以来远人”(萧士赟《分类补注李太白集》),动辄诉诸于武力,更加明确地表达了偃武修文、实现清明政治的美好愿望。显然这里的意思与“白日”以下四句的内容,是完全一致,相互呼应的。在结构上如此巧妙的安排,前后勾联、浑然一体,亦可见诗人艺术构思上的独到之处。
李白诗歌向以浪漫主义著称于世,这首诗在运用传说、夸张及想象方面,虽也体现出来了这些特点,但基本上是以写实为主的。叙的是实事,写的是实景,抒的是实情,并运用对比、问答手法,将描写、议论、抒情等巧妙地融合起来,达到了精湛的程度,这一点可以说是他的诗歌现实主义精神的体现。
文章开头先交待了子产写这封信的背景。当时晋国为盟主,范宣子(士匄)为中军将,主持晋国政事。在范宣子执政时,加重征收诸侯对晋国贡献的财物。郑国也以此为患。公元前549年2月,郑简公到晋国朝会,郑大夫子西陪同前往,子产让子西捎带书信,以劝告范宣子。
信的开头故作危激之论:“您治理晋国,四邻的诸侯没有听说您有什么美德,只听到了您加重了各国缴纳的贡物,我对此感到困惑不解。”子产作为小国的大夫。写信给盟主国的执政竟然如此不客气,指出范宣子执政时“不闻令德”,“而闻重币”,这的确是振聋发聩之言。子产故作惊人之语,以期引起范宣子的重视。
子产在信中说:“我听说君子领导国家和家族的,不是担心没有财物,而是担心没有美好的声誉。如果把诸侯的财物都集中到晋国的王室,那么诸侯就会对晋国产生二心。假如您私自占有,晋国的人民就会离心。诸侯有了二心,晋国的盟主地位就会动摇;晋国人民不信任您,您也不能保家。不要再执迷不悟,要这些财物也没有什么用。”子产从“令德”推出“令名”,点出这篇文章的主旨:“君子长(掌)国家者,非无贿之患,而无令名之难。”称霸的大国压榨势力范围内的小国,是春秋时代的一种暴政,它必然引起国家间的冲突,子产警告范宣子,压榨过重,将使诸侯不满,人民离心,从而产生严重的后果:“诸侯贰,则晋国坏;晋国贰,则子之家坏。”范宣子将处于既不能保国又不能卫家的境地。如果家破人亡,钱财这些身外之物就没有用了。既然贪敛财物危害甚大,就不要再一意孤行了。
子产继续写道:“好的声誉,是传播美德的车子;美德,是国家和家族的基础。有了牢固的基础,国家才不会崩溃。还是努力追求美德吧!在位者有美德,人民就快乐,人民快乐,国家就能保持长久。《诗经》中说:‘君子乐和有德,就能奠定国家的基础。’这就是因为有美德啊!《诗经》中又说:‘上天看着你,你不要三心二意。’这就是有美名啊!用宽宥谅解的精神来发扬美德,那么好的名声就能像车载一样传播,因此远方的人来归附,近处的人安居。您是宁可让人家说‘您实在是养活了我,’还是说‘您榨取我的血汗来养活您自己’。大象因为有了象牙而毁了自己,这是因为象牙值钱的缘故。”
子产这一席话酣畅淋漓,进一步阐发了“令名”与“令德”的作用,从“令名”又推回“令德”,反复阐述,不惮其烦。他说,美名是装载美德的工具,美德则是国家的基础。国家依靠这个基础才不致崩溃。在位的执政者如发扬美德,就会声名远播,“远至迩安”。子产认为,具有美德的人绝不会贪重币帛,他尖锐的指出:“毋宁使人谓子,子实生我,而谓子浚我以生乎?”究竟让诸侯国由于盟主采取宽厚政策而心怀感激,还是让诸侯国受尽压榨而心怀怨恨,从而动摇晋国的盟主地位。不言而喻,聪明的执政者一定会采取前一种政策。子产最后用大象因为自己的牙齿贵重而给自身招来祸患的比喻,警告范宣子:不要因为采取贪重币帛的短视政策而给晋国带来灾难。
子产的信收到了效果,范宣子看了信以后很高兴,于是就减轻了诸侯的贡品。
子产致范宣子的这封信立意高远,持论正大,信中虽有危激之语,但并非危言耸听。子产站在为晋国和范宣子个人谋划的立场上,指出国家和家族赖以存亡的道德基础,并为范宣子描绘了一幅道德基础崩溃后国亡家败的图景,不由范宣子不信服。“夫诸侯之贿聚于公室,则诸侯贰;若吾子赖之,则晋国贰。诸侯贰,则晋国坏;晋国贰,则子之家坏!何没没也!将焉用贿?”文笔矫捷雄健,如江河奔流,势不可遏,具有震人心魄的力量。
子产的信中还巧妙设喻,以加强自己的论点。如“夫令名,德之舆也;德,国家之基也。”将声誉比喻成装载美德的车子,将美德比喻成国家大厦的基石,既形象生动,又深化了文章的内涵。其“象有齿以焚其身”的比喻,更是紧紧扣住文章的主题,阐明了君子为政不能贪贿,贪贿只能招来祸患的深刻道理。子产信中还恰当地引用了《诗经》中的语言,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良好的艺术效果。
子产的这封信中,还采用了对比的写法,使文章更加生动有力。整篇文章都以对比的手法阐明“重币”与“轻币”的不同后果,说明“令名”与“令德”的关系,以印证“重币”之害。写“重币”处,作危激语;写“德名”处,作赞叹语,层次井然,褒贬分明。信中“毋宁使人谓子,子实生我,而谓子浚我以生乎?”对比强烈,令人警醒。
子产这封书信,虽然持论堂堂正正,但由于注意引文长短交替,顿挫有致,并多方设喻对比,援引《诗经》,所以丝毫不使人感到枯燥和说教的气味。子产以其严密的推理和精警的语言使范宣子倾心受谏,减轻了各诸侯国的负担。《子产告范宣子轻币》堪称是先秦书信散文的代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