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绝句写山中樵夫的生活。诗在表现艺术上有两点值得赞赏:一是诗写的是深山的樵夫,但没有明说,通过“古渡”、“涧底”二词,含隐不露地告诉大家;二是诗写樵夫一天的生活,以“又作全家明日谋”暗逗,说明樵夫天天如此,带有典型性。这样细微的构思,是宋人绝句的长处,也是值得后人借鉴的地方。
诗人写樵夫的生活,究竟是站在什么立场上来写的呢?这点可以根据对诗的不同的理解来推敲解释。如果着眼于末句“又作全家明日谋”,则可如此解说:诗人认为樵夫的生活非常艰苦,每天辛辛苦苦地打了柴,远远地挑到市上去卖,卖了钱只够一天的开销;回到家中,又忙着磨快斧头,为明天的生活考虑。再进一步扩大思维,如果樵夫病了,或者刮风下雪,他的“明日谋”岂不是要落空,家中便要挨饿了。因此,诗人表现的是对樵夫辛勤劳累仍不能保证温饱寄予同情,“颇优游”三字是有意调侃,发泄心中的不平。如果着眼于“盘缠一日颇优游”一句来推论,结果便完全不同了。
中国古代诗人对隐居山中、水边的自食其力逍遥容与的樵夫、渔翁一直抱赞赏企羡的态度,认为他们远离扰乱红尘,友麋鹿,伴烟霞,是最令人赏心适意的生活。《西游记》第九回开场时,有一大段渔樵问答,对各自的逍遥自在,大肆夸耀,就很能说明问题。萧德藻正是从此出发,说樵夫隐居深山,远离人间是非;他每天打了柴,行歌古渡,易米市菜,只要够了当天的用费,便不再烦心。回到家中,面对青山绿水,悠闲地磨着斧子。这样的生活,大有“日出而耕,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般无忧无虑的心态,也是历来文人始终向往而难以拥有的生活境界。因此,诗人写深山樵夫,正是对他毫无争竞、自得其乐的生活作出歌颂。
此诗前十二句,写诗人闯荡京师、客游梁宋、落拓失意的真实经历。那时他年纪轻轻,自负文才武略,以为取得卿相是指日可待的事。三言两语,写出了诗人聪明、天真、自负的性格特征。但现实遭遇并不是他所想的那样。他理想中的君主,沉醉在“太平盛世”的安乐窝里。“国风冲融迈三五,朝廷礼乐弥寰宇”,说国家风教鼎盛,超过了三皇五帝,朝廷礼乐遍及四海之内。这两句,貌似颂扬,实含讽意;下两句“白璧皆言赐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就是似褒实贬的注脚。干谒“明主”不成,只好离开京师。但不能回家,因为“归来洛阳无负郭”,家中根本没有多少产业。故诗人不得不带全家到河南商丘一带谋生,“兔苑为农岁不登,雁池垂钓心长苦”。汉代梁孝王曾在商丘一带筑兔苑,开雁池,作为歌舞游冶之所,诗中借古迹代地名,是说自己在这里种田捕鱼,生计艰难。不说“捕鱼”而说“垂钓”,暗用姜太公“渭水垂钓”故事,说明自己苦闷地等待着朝廷的任用。
后十句是写与韦参军的离别,生动地描写了他们之间的深挚友谊和难舍之情。“世人遇我同众人,唯君于我最相亲”,这两句,看似寻常,其中暗含了作者的辛酸遭遇和对韦参军的感激之情。“且喜百年见交态,未尝一日辞家贫”,说他们的友谊经过长期考验,韦参军经常接济自己,从未以“家贫”为辞借口推却过。“弹棋击筑白日晚,纵酒高歌杨柳春。”“白日晚”见其日夕相处:“杨柳春”见其既游且歌。这样的友情,的确舍不得分开。“欢娱未尽分散去,使我惆怅惊心神。”“惊心神”三字,写出了与朋友相别时的痛楚之状。但为事业、前程计,又不得不别,因而劝慰朋友:“丈夫不作儿女别,临歧涕泪沾衣巾。”
这首诗写得肝胆刻露,字字情真。一般写诗要求语忌直出,脉忌外露。但这绝不是否定率直的抒情。“忌直”是为了“深化”感情,率直是为了将实情写得更“真”,二者似迥异而实相通。高适此作直吐深情,写苦不见颓靡之态,惜别仍发豪放之情,快人快语,肝胆相照,表现出主人公鲜明的个性特征,因而能以情动人,具有很大的感染力。此诗基本上采取了长篇独白的方式,“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殷璠《河岳英灵集》)。诗中又多用偶句和对比,讲究音韵,读来音情顿挫,雄浑奔放,具有流美婉转的韵致。
这首颂诗先写西周为天命所归及古公亶父(太王)经营岐山、打退昆夷的情况,再写王季的继续发展和他的德行,最后重点描述了文王伐密、灭崇的事迹和武功。这些事件,是周部族得以发展、得以灭商建国的重大事件,太王、王季、文王,都是周王朝的“开国元勋”,对周部族的发展和周王朝的建立,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所以作者极力地赞美他们,歌颂他们,字里行间充溢着深厚的爱部族、爱祖先的思想感情。全诗八章,有四章叙写了文王,说明是以文王的功业为重点的。
全诗八章,章十二句。内容丰富,气魄宏大。前四章重点写太王,后四章写文王,俨然是一部周部族的周原创业史。
首章先从周太王得天眷顾、迁岐立国写起。周人原先是一个游牧民族,居于今陕西、甘肃接境一带。传说从后稷开始,做了帝尧的农师,始以农桑为业,并初步建国,以邰(今陕西武功一带)为都(见《大雅·生民》)。到了第四代公刘之时,又举族迁往豳(邠)地(今陕西旬邑一带),行地宜,务耕种。开荒定居,部族更加兴旺和发展(见《大雅·公刘》)。第十三代(依《史记·周本纪》)为古公亶父(即周太王),因受戎狄之侵、昆夷之扰,又迁居于岐山下之周原(今陕西岐山一带),开荒垦田,营建宫室,修造城郭,革除戎俗,发展农业,使周部族日益强大(见《大雅·緜》)。此章说是天命所使,当然是夸张的说法。但尊天和尊祖的契合,正是周人“君权神授”思想的表现。
第二章具体描述了太王在周原开辟与经营的情景。连用四组排比语句,选用八个动词,罗列了八种植物,极其生动形象地表现太王创业的艰辛和气魄的豪迈。最后还点明:太王赶走了昆夷,娶了佳偶(指太姜),使国家更加强大。
第三章又写太王立业,王季继承,既合天命,又扩大了周部族的福祉,并进一步奄有四方。其中,特别强调“帝作封作对,自大伯王季”。太王有三子:太伯、虞仲和季历(即王季)。太王爱季历,太伯、虞仲相让,因此王季的继立,是应天命、顺父心、友兄弟的表现。写太伯是虚,写王季是实。但“夹写太伯,从王季一面写友爱,而太伯之德自见”(方玉润《诗经原始》),既是夹叙法,亦是推原法,作者的艺术用心,是值得深入体味的。
第四章集中描述了王季的德音。说他“克明克类,克长克君;王比大邦,克顺克比”,充分表现了他的圣明睿智,为王至宜。其中,用“帝度其心,貊其德音”,以突出其尊贵的地位和煊赫的名声;而“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说明了王季的德泽流长,又为以下各章写文王而做了自然的过渡。
《皇矣》在《大雅·文王之什》,当然重点是在歌颂和赞美文王。因而此诗从第五章起,就集中描述文王的功业了。
第五章先写上天对文王的教导:“无然畔援,无然歆羡,诞先登于岸。”即要文王勇往直前,面对现实,先占据有利的形势。虽不言密人侵入和文王怎么去做,但其紧张的气氛已充分显示了出来。接着作者指出“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一场激烈的战争势在难免了。密人“侵阮阻共”,意欲侵略周国,文王当机立断,“爰整其旅,以按徂旅”,并强调,这是“笃于周祜”、“对于天下”的正义行动。
第六章写双方的战斗形势进一步发展。密人“侵自阮疆,陟我高冈”,已经进入境内了。文王对密人发出了严重的警告,并在“岐之阳”、“渭之将”安扎营寨,严正对敌。写出情况十分严峻,使读者如临其境。
第七章写战前的情景,主要是上天对文王的教导,要他“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就是不要疾言厉色,而要从容镇定;不要光凭武器硬拼,而要注意策略。要“顺帝之则”、“询尔仇方,同尔兄弟”,即按照上天意志,联合起同盟和兄弟之国,然后再“以尔钩援,与尔临冲”,去进攻崇国的城池。崇国当时也是周国的强敌,上言密,此言崇,实兼而有之,互文见义。
最后一章是写伐密灭崇战争具体情景。周国用它“闲闲”、“茀茀”的临车、冲车,攻破了崇国“言言”、“仡仡”的城墙,“是伐是肆”,“执讯”、“攸馘”,“是致是附”、“是绝是忽”,取得了彻底的胜利,从而“四方无以拂”,四方邦国再没有敢抗拒周国的了。这些内容表现了周从一个小部族逐渐发展壮大,依靠的绝对不是后世所歌颂的单纯的所谓礼乐教化,而主要是通过不断的武力征伐,扩张疆域,从而获得了灭商的实力。
由此可见,《皇矣》在叙述这段历史过程时是有顺序、有重点地描述的。全诗中,既有历史过程的叙述,又有历史人物的塑造,还有战争场面的描绘,内容繁富,规模宏阔,笔力遒劲,条理分明。所叙述的内容,虽然时间的跨度很大,但由于作者精心的结构和安排,却又显得非常紧密和完整。特别是夸张词语、重叠词语、人物语言和排比句式的交错使用,章次、语气的自然舒缓,更增强此诗的生动性、形象性和艺术感染力。
上片抒发壮志难酬,抛却浮名、填词传恨的苦衷。词的开端:“十年磨剑,五陵结客,把平生、涕泪都飘尽。”这是说,词人的性格,本来是豪爽刚毅的,与豪侠结友,佩剑自随,想建立一番事业,但事与愿违,处处碰壁,洒尽涕泪而已。接着写“老去填词,一半是空中传恨。几曾围、燕钗蝉鬓。”在其词集中,虽有一些艳词,不过是空中传恨而已,并不曾在青楼歌馆,留连声色。但强调其空中恨的词只有“一半”,而另“一半”也许并非空中传恨,所以用词甚妙。
下片揭示其词学宗旨和落拓失意的情怀。换头写“不师秦七,不师黄九,倚新声、玉田差近。”词人认为秦少游之词,偏于柔婉;黄山谷之词,偏于奇崛。他对张玉田崇尚清空,乃奉为圭臬,认为己词之风格,与玉田接近。接着写“落拓江湖,且分付、歌筵红粉。料封侯、白头无分。”这几句是照应开头,壮志未酬,垂暮之年,封侯无分,只好“老去填词”,落拓江湖而已。这与辛弃疾“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之句,用意相同。英雄失志的悲哀与无可奈何的愁绪,跃然纸上。这种结语,又与开端互相映照,显得结构谨严。
这首词以自述式的描写,活画出一个失意丈夫形象,他因大志难酬而调怅唏嘘,只好舞弄文墨,借填词来写其怅恨,以声色来消其心中块垒。词人意兴颓丧,且又笔致冷隽,使全词笼罩着一片灰暗凄切的消极情调。然柔中有骨,字行间仍使人感受到作为一个词人的主人公不懈努力的精神。壮志既不成,干脆愤而填词,以遣情怀,这正是词中所着力表现的题旨。这首词尽管用典良多,却给读者以自然浑成感,毫无琐屑堆砌之病。
两千多年来,牛郎织女的故事,不知感动过多少中国人的心灵。在吟咏牛郎织女的佳作中,范成大的这首《鹊桥仙》别具匠心是一首有特殊意义的佳作。
“双星良夜,耕慵织懒,应被群仙相妒。”起笔三句点明七夕,并以侧笔渲染。“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岁华纪丽》卷三“七夕”引《风俗通》),与牛郎相会,故又称双星节。此时银河两岸,牛郎已无心耕种,织女亦无心纺绩,就连天上的众仙女也忌妒了。起笔透过对主角与配角心情之描写,烘托出一年一度的七夕氛围,扣人心弦。下韵三句,承群仙之相妒写出,笔墨从牛女宕开,笔意隽永。“娟娟月姊满眉颦,更无奈、风姨吹雨。”形貌娟秀的嫦娥蹙紧了蛾眉,风姨竟然兴风吹雨骚骚然(风姨为青年女性风神,见《博异》)。这些仙女,都妒忌着织女呢。织女一年才得一会,有何可妒?则嫦娥悔恨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可知,风姨之风流善妒亦可知,仙界女性之凡心难耐寂寞又可知,而牛郎织女爱情之难能可贵更可知。不仅如此。有众仙女之妒这一喜剧式情节,虽然引出他们悲剧性爱情。词情营造,匠心独运。
“相逢草草,争如休见,重搅别离心绪。”下片,将“柔情似水,佳期如梦”的相会情景一笔带过,更不写“忍顾鹊桥归路”的泪别场面,而是一步到位着力刻画牛郎织女的心态。七夕相会,匆匆而已,如此一面,怎能错见!见了又只是重新撩乱万千离愁别绪罢了。词人运笔处处不凡,但其所写,是将神话性质进一步人间化。显然,只有深味人间别久之悲人,才能对牛郎织女心态,作如此同情之理解。“新欢不抵旧愁多,倒添了、新愁归去。”结笔三句紧承上句意脉,再进一层刻画。三百六十五个日日夜夜之别离,相逢仅只七夕之一刻,旧愁何其深重,新欢又何其深重,新欢又何其有限。不仅如此。旧愁未销,反载了难以负荷的新恨归去。年年岁岁,七夕似乎相同。可谁知道,岁岁年年,其情其实不同。在人们心目中,牛郎织女似乎总是“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而已。
然而从词人心灵之体会,则牛郎织女的悲愤,乃是无限生长的,牛郎织女之悲剧,乃是一部生生不灭的悲剧,是一部亘古不改的悲剧。牛郎织女悲剧的这一深刻层面,这一可怕性质,终于在词中告诉人们。显然,词中牛郎织女之悲剧,有其真实的人间生活依据,即恩爱夫妻被迫长期分居。此可断言。“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作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窦娥冤》曲词)
此词在艺术造诣上很有特色。词中托出牛郎织女爱情悲剧之生生不已,实为匪夷所思。以嫦娥风姨之相妒情节,反衬、凸出、深化牛郎织女之爱情悲剧,则是独具匠心的。(现代黑色幽默庶几近之)全词辞无丽藻,语不惊人,正所谓绚烂于归平淡。范成大之诗,如其著名的田园诗,颇具泥土气息,从这里可以印证之。最后,应略说此词在同一题材的宋词发展中之特殊意义。宋词描写牛郎织女故事。多用《鹊桥仙》之词牌,不失“唐词多缘题”(《花庵词选》)之古意。其中佼佼者,前有欧阳修,中有秦少游,后有范成大。欧词主旨在“多应天意不教长”,秦词主旨在“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成大此词则旨在“新欢不抵旧愁多,倒添了、新愁归去”。可见,欧词所写,本是人之常情。秦词所写,乃“破格之谈”(《草堂诗馀隽》),是对欧词的翻新、异化,亦可说是指出向上一路。而成大此词则是对欧词的复归、深化。牛郎织女的爱情,纵然有不在朝暮之高致,但人心总是人心,无限漫长之别离,生生无已之悲剧,决非人心所能堪受,亦比高致来得更为广大。故成大此词,也是对秦词的补充与发展。从揭橥悲剧深层的美学意义上说,还是是对秦词之一计算。欧、秦、范三家《鹊桥仙》词,呈现一否定之否定路向,显示了宋代词人对传统对人生之深切体味,亦体现出宋代词人艺术创造上不甘逐随他人独创精神,当称作宋代词史上富于启示性之一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