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俚俗之作，通篇借“风”与“船”这两件事物铺开。
上片主要写“风”，顺而及“船”。劈头两句就是“无理而有情”的大白话：“好恨这风儿，催俺分离！”其实，催他与恋人分别的并不真是风，然而他却怪罪于风，这不过是他“怨归去得疾”（《西厢记》崔莺莺长亭送别张生时的唱辞中语）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正如睡不着却怪枕头歪那样，这种“正理歪说”的风趣话中其实包含着难以言传的离别之痛。以下三句便紧接“风儿”而来，越加显得波峭有趣：“船儿吹得去如飞，因甚眉儿吹不展？叵耐风儿！”它所埋怨的仍是这个“该死”的“风儿”，不过语意更有所发展。意谓：既然你能把船儿吹得像张了翅膀一样飞去，那你又为什么不把我的眉结吹散（侧面交代作者的愁颜不展、双眉打结），真是“可恨可恶”（“叵耐”本指“不可耐”之义，这里含有“可恨”之意）透顶！眉心打结，本是词人自己的心境使然。俗语云：“心病还须心药医”。词人不言自己无法解脱离别的苦恼，却恨起风马牛不相及的“风儿”来，这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怪语”和“奇想”，亦极言其“怨天尤人”的烦恼之深矣。人的感情，每到那种极深的境界时，往往便会产生某种程度的变态。石孝友的这些词句，便故意地利用这种“变态心理”来表现自己被深浓的离愁所折磨扭曲了的心境，确实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下片则索性从船儿写起。“不是这船儿，载起相思？”这是第一层意思。意谓：若不是偌大一个船儿，自己这一腔相思怎能装得下、载得起？“相思”本无“重量”可言，这里便用形象化的方法把它夸张为巨石一般的东西。说只有船儿才能把它载起，则“相思”之“重”、之“巨”不言自明。在“感谢”船儿帮他载起相思之情之后，作者又“得寸进尺”地向它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船儿若念我孤恓？载取人人篷底睡”。意谓：“救人须救彻”，你既然帮我载负了相思之情，那就索性把好事做到底吧！——因此，你若真念我孤寂烦恼得慌，何不把那个人儿（她）也一起带来与我共眠在一个船篷下呢？但这件事儿光靠“船儿”还不行，那就又要转而乞求“风神”——请它刮起一阵怪风，把她从远处的岸边飞载到这儿来吧。如是，则不胜“感谢”矣，故曰：“感谢风儿”！
众所周知，常见的文人词在描写离情别绪时，特别喜欢用“灞桥烟柳”、“长亭芳草”、“绣阁轻抛”、“浪萍难驻”之类的华丽词藻。即如石孝友自己，也写过“立马垂杨官渡，一寸柔肠万缕。回首碧云迷洞府，杜鹃啼日暮”（《谒金门》）之类的“雅词”。然而此首《浪淘沙》却一反文人词常见的面貌，出之以通俗、风趣、幽默、诙谐的风格，却又并不妨碍它抒情之“真”、之“深”，故而可称是首别具“谐趣”和“俗味”的佳作。在读惯了那些浓艳得发腻的离别词后，读一读这首颇有民歌风味的通俗词，真有点像吃惯了鱼腥虾蟹之后尝到山果野蔌那样，很富有些新鲜的感觉。
全词通过先是怨风、责风，次是谢船、赞船，再是央船、求风，最后又谢风、颂风，曲折而生动地展示了词人在离别途中的复杂心境：先言乍别时“愁一箭风快”（周邦彦《兰陵王》）的痛楚，次言离途中“黛蛾长敛（这里则换了男性的双眉而已），任是春风吹不展”的愁闷，最后则突发奇想地写他希冀与恋人风雨同舟的渴望。这三层心思，前二层是前人早就写过的，但石孝友又加以写法上的变化，而第三层则可谓是他的“创造”。这种大胆而奇特的幻想，恐怕与他接受民间词的影响有关。比如敦煌词中就有很多奇特的想象，如“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又如“夜久更阑风渐紧，为奴吹散月边云，照见负心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洛阳，是有名的古城，东汉、曹魏、西晋、北魏曾建都于此。隋炀帝时，在旧城以西十八里营建新城，武则天时又加扩展，成为唐代的东都，而旧城由此芜废。许浑这首诗是凭吊故城感怀。
诗的开头以“禾黍离离半野蒿”，直落登城所见，满目荒凉残破，昔日华丽雄伟的宫殿已荡然无存。诗人正是通过眼前景物的描写，托出“故”字，把昔日之兴盛与今日之凄凉作尖锐地艺术对比，从而引出“昔人城此岂知劳”的无限感慨。历史上的统治者为了自己的奢华享乐，役使千千万万的劳力建起了洛阳宫殿和城池，而今却已倾圮残毁。在这里，诗以“岂止”构成反诘，表达了对统治者的愤怒批判和无情嘲讽。
颔联承上作深入描写以“市朝变”与“水声东去”、“宫殿高”与“山势北来”做鲜明对比，并照应首联，揭示权贵之不能长存，表达诗人登城凭吊之情。
颈联更写出了故城的荒凉冷落。“鸦噪”说明这里凄清，人迹罕至；“雁迷”，说明这里似乎早已被人们遗忘。一幅鸦噪图，一幅雁迷图，给全诗笼上了一层悲剧色彩。写景逼真，细节处处传神，以不懂人事的鸦、雁，反映人事的变化，显得深刻有力。
尾联承上以反折作收，富贵之不得长存，人生之过于短暂，这使诗人痛苦、感慨，从而产生羡慕神仙的思想，但诗人却反说“可怜”，正说明诗人认为虚妄的神仙故事也不能解决现实的矛盾，不能解决思想上的苦恼，故用“可怜”的反言以见意，表达了他这种怀古伤今的感慨的深沉与无限的悲伤。
诗的首句“禾黍离离”，《<诗经>黍离》开首的“彼黍离离”化用而来的，暗含对过去王朝兴灭更替的追思。第二联表达对这座由劳苦百姓辛苦修建，却终遭废毁的城市的痛惜之情。“水声东去”既是写实景（故洛城紧靠着洛水北岸），又是双关寓意。诗人由脚下奔流向东的洛水，生发出光阴流逝，人世沧桑的感慨。尾联借用典故慨叹世人不能像太子普那样逍遥自在地超脱于尘世变迁之外。
全诗主要通过洛阳看到的荒凉残破的景象，借古喻今，抒发自己对当时政治形势的关怀和殷忧，对那些脑满肠肥无所用心的达官贵人以及浪荡公子等醉生梦死之徒，充满了愤懑和鄙弃之情。吴汝纶曰：“末刺贵游不知时变，但解行乐也”窥破了诗人的用意。
由于许浑生活的时代是封建王朝由鼎盛转向衰落的转折，且作为时代的一份子又无力挽救这历史的遗恨，他追抚山河陈迹，俯仰今古兴废，苍莽历落，感慨深沉，所以此诗盈溢着浓浓的失落感和幻灭感。此篇起得苍凉，接得开阔，对偶工整，句法圆活，在其怀古诗中亦称名作。可惜的是后半篇比较薄弱。颈联虽然刻画工细，但未能翻出新意，缺少转折波澜之势。结尾更落入俗套，调子也嫌低沉无力。全诗没有李白的豪放，也没有杜甫的深沉，却有一份浓浓的凝重以及万重无奈的思绪下想让历史的车轮逆转来找回昔日盛景的希冀。但许浑的幻灭感在那个时代，那个环境也是情有可原的。
这首诗为七言绝句，除“深”“逢”平仄不拘外，完全符合平起首句入韵格律。因为“垂纶”即垂钓，所以这首诗描写的正足孤独的垂钓者。钓者独处静谧之地，长潜烟雨之中，不与人世相通。诗名《赠渔父》，自然要赞美渔父。全诗通过环境描写，虚拟对话，刻画了与地无争的老者形象。
第一句的正面环境描写勾勒了山泽野趣，而第三句是其补充。芦花盛开，一江皆白，蔚为壮观。芦苇一般九月开花，北方降温，故称“寒水”。杜牧另一首《泊秦淮》也曾写过“烟笼寒水夜笼纱，夜泊秦淮近酒家”。三国魏刘桢《赠从弟》曾曰“岂无园中葵，懿此出深泽”。“深泽”与“水畔”化用了战国屈原《渔父》的“游于江潭，行吟泽畔”。本句中，风来苇曳，鱼去纶摇，而一个“静”字反衬出了渔父娴熟的技巧和沉稳的心态。
第二句由空间转换到了时间。“月夕烟朝”是指晚上的月光和清晨的薄雾。由于夜钓和雾钓时能见度较低，垂钓肯看不清鱼漂，所以此句暗示渔父技艺高超。又由于所写时间是夜间，所以此句也暗示渔父昼伏舟中，离群索居。渔父隐逸自处，已非一日，而是“几十春”，彰显了坚定的意志和脱俗的境界。明儒杨慎《临江仙》的”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与此格局相类，因置于《三国演义》开篇而脍炙人口。
第三、四句由描写转入记叙。秋冬岸边，喃喃自语。横舟独钓，皆遇醉人。“孤舟寒水”的意象化用了柳宗元《江雪》的“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独醒人”取自屈原的《渔父》，文中三闾大夫屈原解释自己被流放的原因正是“众人皆醉我独醒”。渔父未逢拔俗之士，说明他自己深悟归隐之道；老者向作者诉说岸边际遇，也暗示作者自训为世外高人。
这首诗诗意象明确，节奏舒缓，格调清幽，境界深远，是一首刻画江边隐士的佳作。
这是一篇写法特殊的传记文。文章以“奇”为主线，写徐文长才能奇异、性情奇怪、遭际奇特。首段为序，交代立传缘由。通过阅读者惊讶忘情的情态，反衬作品奇特尖新，其人才能奇异，作者相识恨晚，引出下文。中间数段叙写传主生平，以“入、出、卒”为序。“入”总写才能、性情、遭际，“声名藉甚”与“屡试辄蹶”对比见“数奇”；笑傲纵谈与“膝语蛇行”对比见性奇；薛君采奇其才，胡宗宪重其笔，嘉靖帝喜其表，足见才卓。“出”重点写才能奇异，其诗意境奇伟、匠心独出；其文蕴有卓识、气沉法严；其书笔意奔放、苍劲妩媚；其画超逸有致。诗文书画均如其人，狂放纵情，不同流俗。“卒”重点写遭遇不偶：下狱论死，佯狂自戕，抱愤而卒。结尾为议，感慨传主因奇而奇，“悲夫”一叹，余情邈邈。全文将惺惺相惜之情入乎笔墨，文笔疏荡，形神兼备。
此文主体部分，作者概括地介绍了徐文长的一生。如知遇胡宗宪，上《献白鹿表》，因不得志于有司而“放浪曲蘖”，乃至晚年“佯狂益甚”所招致的不幸遭遇等。值得注意的是，作者重点介绍的不是传主干了什么，而是从中所表现的精神状态和性格。如知遇胡宗宪，在胡幕府中任职一段，徐文长不是自负得意，阿谀奉承，而是“文长每见，则葛衣乌巾，纵谈天下事”，以“部下一诸生傲之”。当时胡宗宪为浙江巡按御史，后升总督，威震东南，因而“介胄之士，膝语蛇行，不敢举头”，相比之下，可见徐文长才华横溢和不拘礼俗的性格特点。又如对徐文长怀才不遇的描写，作者并没写具体事件和过程，只用“然竟不偶”一笔带过。与此相反，却不惜笔墨地叙写他“既已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曲蘖，恣情山水”的情况，把徐文长性格旷达、不拘小节和愤世嫉俗的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晚年愤益深”一段，义重点叙写他“显者至门，或拒不纳”，有时“携钱至酒肆，呼下隶与饮”，直到“佯狂益甚”，“自持斧击破其头，血流被面”。这些描写都有力地突现了徐文长的精神状态和性格特点。他个性比较解放，不受封建礼法和世俗的约束，而又才华出众，恃才傲物，因此不为社会所容，只有潦倒终生，“抱愤而卒”。文章充满了对传主的同情和歌颂，充满了对旧社会埋没人才、科举制度摧残人才的控诉和揭露。
写传记文是要纪实的，但不是面面俱到，而是择其要者。此篇的特点是在“择其要者”的基础上，注重突现人物的精神状态和性格特点，这表现了作者选材和艺术构思的不同。清人杨兆杏在重刻梨云馆本《袁中郎全集》跋中说：“《徐文长传》以奇笔传奇人，其人如见，先生亦如见。”这里“其人如见”指对徐文长形象的刻画，“先生亦如见”指这篇文章选材和艺术构思的特点。
还应该特别注意的是，由于徐文长在诗文创作方面有突出贡献，因此这篇文章也十分注意揭示他诗歌的特点以及形成这种特点的原因。袁宏道是从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的结合点上进行阐释的。从客观原因方面说，徐文长政治失意，因此“放浪曲蘖，恣情山水，走齐、鲁、燕、赵之地，穷览朔漠，其所见山奔海立，沙起云行，风鸣树偃”，“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之于诗”。从主观方面讲，徐文长“有勃然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因此，他的诗歌“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匠心独出，有王者气”。这样解释徐文长的创作道路及其诗歌特点，也是很有见地的。
最后一段，引用梅客生一段话：“文长吾老友，病奇于人，人奇于诗。”突现了一个“奇”字，徐文长不与世俗合流，为人是奇特的。他的诗歌创作，“诗文崛起，一扫近代芜秽之习”，也是奇特的。因此这个“奇”字，具有画龙点睛、总括全文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