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学者一般认为这是一首宴享诗。但诗的作者及创作年代前人没有深考。
《伐木》和《伐檀》不同，它不是描述伐木劳动，而是由伐木兴起，说到友情可贵。无论亲朋故旧还是新的相识，都要相互关心，相互帮助，并且常来常往。
诗共三章，除首章外，都集中笔墨写宴饮。显然是把宴饮当做建立和联系友情的重要手段。
在抒情方式之选择上，《伐木》的作者采用了一种先迂回后正面的表达方式。诗一开头，就以“丁丁”的伐木声和“嘤嘤”的鸟鸣声，令读者仿佛置身于一个远离尘世的仙境。在这里，时间仿佛停止，一切自在自为。只有这伐木之声和悦耳的鸟鸣在空旷的幽谷里回荡。一个孤独的伐木者，一个出谷迁乔去寻找知音的鸟儿，这两个意象在这仙境一般的氛围中被不断地进行视觉和听觉上的重叠和加强：声音使人联想到形象，形象又赋于声音特殊的内涵。从而最终幻化出一个远离现实政治的、借以寄托内心苦闷的超然之境。这一境界是诗人内心的人生理想在潜意识中迂回曲折的表露。同时也是厉王暴政下朝臣们心有余悸、不敢谈论政治而另寻寄托的普遍心态。现实毕竟是现实，随着这一比兴手法的完结，作为政治家的诗人终于强迫自己面对这冷酷的存在世界：“相彼鸟矣，犹求友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号召人们起来改变现实，叙亲情，笃友谊，一切从头开始。然后又申之以“神之听之，终和且平”。从人情天理处说起，避开政治而为政治，这就是诗人既体察人心，又深谙做诗劝戒之道的地方。
第二章全然是写人的活动，也就是“求友生声”之具体表现。开头用语与首章部分重叠，显得整饬又有变化，读来流转而且自然。这里仍然由物兴起，但只用“伐木许许”一句，其余如对鸟鸣的描述一概略去。论者往往因为“伐木”句与后面的“酾酒”句联系紧密，就误认为它也是“赋”（直陈其事）。其实“伐木”云云，乃相应之词，不止形式上叠合延绵，内容也相仿佛，只是为避免刻板滞重，才作此省略。省略也是变化的方式，有变化才有发展，内容为之深化，形式也愈加富丽多姿。于是出现备办筵席的热闹场面：酒是甘美的，菜肴中有肥嫩羊羔，还有许多其他可口的食物，屋子也打扫得干干净净，可以看出主人的诚心诚意，因为宴请客人，不仅是出于礼仪，更是为了寻求友情。被邀请的客人都是长者，有同姓的（诸父），也有异姓的（诸舅）。诗人希望他们全都光临。“宁适不来？微我顾弗！”“宁适不来？微我有咎！”这是他的担心。由于希望甚殷，就生怕它落空。这种“患得患失”的情绪是真实的，也是感人的。它表明主人的态度十分诚恳，对友情的追求坚定不移。
诗人还批评了不顾情谊、互相猜忌的不良现象：“既有肥羜”，“於粲洒埽，陈馈八簋”，邀请“诸父”、“诸舅”而“不来”，又于我“弗顾”。这样的局面是不利于重振祖业的政治理想的。
第三章分两部分。前半部分是第二章的延续和发展，依然写设宴请客，不过用笔极简，旨在“示异”，以免拖沓。“笾豆有践，兄弟无远!”这次邀请是同辈，但酒菜之丰盛，礼节之周到不减于前。联系前面的有关描述，它明确地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无论长幼和亲疏（即诗中所谓“诸父”“诸舅”和“兄弟”）都应互相有爱。这种类似博爱的思想充斥整个诗篇，可以说是总的命意所在。但建议和发展友情的手段却比较单调，用现代的观点来看也未见合适，因为在酒席台上交的朋友多不可靠。也许饮食还是古人主要的交际方式，他们又多以诚待人，布设酒肉圈套，故而被诗人选作表达友情题旨的材料。另外还有反面教训，就是“民之失德，乾餱以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纷争往往由饮食细故引起，要创建和平局面，就得处理好饮食问题。
后半部分是尾声，似乎由众人合唱，表达了欢乐的情绪与和睦亲善的愿望。三方面的人（主人、来宾和受邀而未至者）团结一致，气氛和谐，令人鼓舞。
作者还为失去的友情和亲情而振臂高呼，他用饱经沧桑的笔调描绘着自己的希望和要求：普通人之间以诚相待绝不“乾餱以愆”。亲友之间相互理解（“有酒湑我，无酒酤我”）、信任，和睦快乐地相处。人和者政必通，最后，作者又是以一个超越于现实之上的境界结束全诗：在咚咚的鼓声伴奏下，人们载歌载舞、畅叙衷情，一派升平景象。这是作为政治家的诗人中兴周室之政治理想的艺术展示。
此诗是燕乐歌词，因而它的博爱的题旨可广泛传播，有一定的影响。在艺术上它给人的突出印象有三个方面：一是靠头的比兴部分不仅构成比较鲜明的画面，而且有生动的情节，它既是独立的，又与主题部分联系紧密，这样，主体部分的命意就更加明朗，便于读者和听众感受；二是把被邀的客人分别用“诸父”“诸舅”和“兄弟”指代，覆盖面大，而又意象分明，对表达诗歌的题旨起着重要的作用，可见作者选用词语的匠心；三是结尾表现的场面色彩浓丽，节奏明快，全然是就筵席写筵席，没有穿插“点题”笔墨，却成功地渲染出团结友善的醉人气氛。诗人把自己的人生追求化作可以闻见景象，因而颇具艺术魅力。
全诗七章。第一章写天灾人祸，时局艰危，国不安宁，生灵涂炭。这里的“天”，即指自然界的天，也指人类社会的“天”——高高在上的人类最高统治者。所以这里的“灾祸”就包括天灾、人祸两方面的因素。而人祸更甚于天灾。二章通过两“反”两“覆”的控诉，揭露了倒行逆施的虐政。三章认为，祸乱的根源是女人得宠，而其害人的主要手段是谗言和搬弄是非。四章提出杜绝“女祸”的有效方法，是让“女人”从事女工蚕织、不干朝政。五章直诉幽王罪状：不忌戎狄，反怨贤臣，致使人亡国殄。六章面对天灾人祸，抒发了言辞恳切的忧时忧国之心。七章自伤生逢乱世，并提出匡时补救的方案以劝戒君王。
《瞻卬》所提出的问题，既可以从史书中得到印证，又可以补充史书记载的疏露与不足。周幽王宠幸褒姒、荒政灭国的主要史实是：自从幽王得到褒姒，宠爱不已，荒淫无度，不理朝政。一是为买千金一笑动用烽火台，诸侯以为敌寇侵扰前来救驾受骗气愤而回，多次戏弄后失信于诸侯，从此不再来勤王。二是重用佞人虢石父，此人“为人佞巧，善谀，好利”，“国人皆怨”(《史记·周本纪》语)。三是欲废申后及太子宜臼，而以褒姒为后、以褒姒子伯服为太子，因而激怒申后勾结西夷、犬戎攻周，杀幽王而灭西周。《瞻卬》所反映的内容较信史更为广泛、具体而深刻，诗中列数周幽王的恶行有：罗织罪名，戕害士人；苛政暴敛，民不聊生；侵占土地，掠夺奴隶；放纵罪人，迫害无辜；政风腐败，纪纲紊乱；妒贤嫉能，奸人得势；罪罟绵密，忠臣逃亡。全面而形象地将一幅西周社会崩溃前夕的历史画面展现在了读者面前。
《瞻卬》的作者是谁不得而知。他或是周朝有血性的宗室，或是朝中正直的显要权臣，或者是一个受迫害的谏诤者。无论他是何人，他对周幽王统治下的社会黑暗、政治腐败及倒行逆施是深恶痛绝的，所以对幽王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严正批判，对贤臣亡故、国运濒危的现实，深感惋惜和痛心疾首。诗人尤为痛切的，是“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其人之“亡”，或丧亡、或杀戮、或贬黜、或隐逸、或逃亡。贤人君子乃国之栋梁，蓍旧老成乃邦之元气，今元气已损栋梁将倾，人亡邦瘁，天神俱怒。诗人的感情难以抑制，有如火山熔岩喷薄而出，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在第五章劈头就是两句诘问：“天何以刺？何神不富？”真乃抢天呼神，捶胸顿足，悲怆不已。继之从心田涌出三句“人之云亡”，悲叹惋惜怅惘之意不可名状，又在一再申述“维其优矣”、“维其几矣”、“维其深矣”中长吁短叹忧心忡忡，在“心之忧矣”、“心之悲矣”中将痛切之情表露无遗，激荡的情思言之惨然。诗句就是在这样的回环往复、音节凄楚中，催人泪下，把孤臣孽子的一片赤诚之心呈现在光天化日之下，令人读之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一位悯时忧国、具有热血心肠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呼之欲出。
《诗经》每章句数大体一致。仅有少数篇幅的章句长短不一。《瞻卬》即是其例。诗共七章，首章、三章、尾章章十句，余四章章八句。这参差不齐的章句更便于淋漓酣畅的叙事、抒情和议论。诗的结构，起章极其雄肆，有高屋建瓴之势，纵揽无遗，勃勃如吐不罄。篇中语特新峭，然又有率意处。卒章语尽而意犹未止。修辞造句，颇有特色，或以对比反衬，正反排比的句式，尽情抒发胸中的积愤，或低回沉思之情。或以形象的比喻，丰富的内涵，深刻的剖示而匠心独运。在用韵上，各章不尽相同，有一韵到底句句用的，如第四章，或同韵，或协韵。这种句句用韵，在《诗经》中是常见的韵例。汉魏南北朝的七言诗中的“柏梁体”继承了这个传统，唐人七言古风中也有少数是句句用韵的。此诗一章中有二韵交叉进行的，如第五章、第六章。随着诗人感情的变化，诗的节奏或缓或促，或扬或抑，用韵亦随之变换，或平声，或仄声，或相互相押，增加音响、格调的美感，使诗更加生色。
短文用白描手法，用词简省浅近，人物特点却入木三分，体现了柳氏寓言一贯的特点。
《哀溺文序》的特色是用正面描写和侧面烘托相结合的手法，主要刻划了溺死者要钱不要命的心态，使全文叙述相当精炼，人物形象十分生动传神。
正面描写主要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行动描写，“尽力而不能寻常”，暗示钱的累赘；二是语言描写，“吾腰千钱，重，是以后”，说明他明知关键在钱，却仍不愿割舍；三是表情描写，两次“不应，摇其首”，说明他要钱不要命，至死不悟。
侧面烘托也是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反衬，“善游最也”，借他人之口指出他平素善于游泳，从而反衬他今日“尽力而不能寻常”的反常行为；二是对比，把最善游泳的他反倒淹死，与本来游水本领不如他的人都能安全到达彼岸进行对比。三是用“己济者”的呼号，从侧面揭示他的蒙昧自蔽。
作者通过三个正面描写和三次侧面烘托，在简省的白描中通过强烈而深刻的对比，戏剧化地突出了人物性格物征，深刻而令人警醒地彰明了“哀溺”的主题。
从细节运用与结构分析方面来看，此文也可圈可点。
在永州民众“咸善游”，而水“暴甚”，几人渡河，船破于中流的背景下，众人皆游。“咸”点明人人都水性好，即使水“暴甚”，本来众人也可以游至岸边。
“其一氓尽力而不能寻常”，一笔转折，使读者注意力自然聚于此“一氓”，而后又特借“其侣”来点明，这个“尽力却不能寻常”的人正是“善游最也“之人，那所有人都不禁要问“今何后为”了。
曰：“吾腰千钱，重，是以后。”腰缠千钱，财难舍，可谓“氓”之常情。到底是钱重要还是命重要？
读者都要问“何不去之？”了，生死危机下，应该“去之”了吧？结果“氓”“不应，摇其首。有顷，益怠。”
对这样要钱不顾命的人，人们都忍不住喊出“汝愚之甚，蔽之甚，身且死，何以货为？”的劝诫。
出人意料的是，“氓”“又摇其首。遂溺死。”这一转笔，直让人慨叹竟然真有这样要钱不要命的人，何其可悲。再回想前文，这人是“咸善游”的民众中“善游最也”之人啊——这样的人，竟是溺死河中。为何？已不言自明。
小小篇幅，重重铺垫，层层对比。设悬念、作伏笔，起承转合，多在细节处见匠心。
吾哀之。且若是，得不有大货之溺大氓者乎？于是作《哀溺》。最后“合”笔之处，点明主旨，“善游最也”的“氓”为千钱便溺死河中而不顾，那“大货”又会溺死多少“大氓”呢？
“得不有”一句是理解整篇辞赋的关键，也是作者由“序文”过渡到赋文的桥梁。林纾在《柳文研究法》中说：“《哀溺文》与《蝂传》同一命意。然柳州每于一篇言之中，必有一句最有力量、最透辟者镇之。……‘序’之结尾即曰：‘得不有大货之溺大氓者乎！’语极沉重，有关系。”
从故事到人物，从记述到描写，都鲜明具体，活灵活现，如一篇“小小说”。这个被淹死的“氓”，钱迷心窍，爱钱超过爱命，死到临头还执迷不悟，最后终因金钱的拖累而被淹死，实在可悲而又可怜。可是从另一方面说，他在紧急的关头，分不清主要、次要，依然恋钱不舍，又有些死得活该。柳宗元在“哀之”的同时，马上想到“得不有大货之溺大氓者乎？”从被淹死的“氓”想到正在被淹没的“大氓”，从永州一件具体的生活事件想到整个社会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