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以明镜喻贤良，指宪宗弃绝的革新派人士；昏镜喻邪僻，指宪宗亲信的宦官佞臣；那个喜欢昏镜的陋容之人便指宪宗。
诗前引子记述制镜工匠谈投合人们爱憎好恶心理的生意经，揭示出一个日常生活中的常见事实：人们挑选镜子，并不讲求镜子质量的优劣，而务在“求与己宜”——选择与自己容貌相宜者，明镜“不能隐芒杪之瑕，非美容不合”，故喜昏镜者十居其九，而喜明镜者十难有一。用这个日常生活中的常见事实来比况君主用人，即是说君主用人，同人们挑选镜子一样，亦在“求与己宜”，因而，贤良之才不遇英明之君，便不合而遭弃置。用意在为革新派人士辩冤，说他们遭贬被杀，并不是他们真有什么罪，而在于宪宗不是英明之君，是宪宗的爱憎好恶所至。引子重在阐明明镜何以遭弃置，为革新派人士辩冤，诗则重在揭示昏镜何以受重视，讽刺宪宗君臣。诗的层次分明，语言简洁明快，意旨明白易了。
头二句写昏镜的制作材料和透明度差，徒有镜子之形而无镜子之实，揭示其丑陋本质。古时镜子以精铜磨制而成，“美金”即指精铜。“非美金”，是说镜子本要用“美金”——精铜制成，而昏镜则不然。“丧其晶”，是说制镜本要讲求晶莹明亮，透明度高，而“非美金”制成的昏镜则丧失了这个特征。二语仅用否定修辞手段，便构成美丑的强烈对比，造语简练之极而表现效果鲜明突出，颇为精妙。“漠然”，形容昏镜暗淡的样子。
三四句揭露喜欢昏镜的人的丑陋本质。“陋容”写其客观容貌丑陋，“自欺”写其主观心理丑陋：二陋合一，于是喜欢昏镜，说昏镜同明镜一样明亮。诗人非常注意表述的准确性和精练。喜爱昏镜的是陋容之人，但陋容之人并非都喜爱昏镜，仅是其中有“自欺”心理者喜爱，着一“多”字，即把这种区分和数量关系清楚地表现出来，并突出了其表现的重心——“自欺”，精练准确之至，相当考究。“他镜”，指“美金”制成的明镜。
五六七八句写昏镜使陋容之人的“自欺”心理得到充分满足：“瑕疵既不见”，隐瞒其陋，不见真容；于是“妍态随意生”，自以为美貌无瑕，称心如意；于是“一日四五照”，自我欣赏，自我陶醉；于是“自言美倾城”，自诩天下第一美人舍我莫属。这四句极尽幽默讽刺之能事，言词尖刻，意境生动，把陋容之人面对昏镜的“自欺”表演和得意心理描写得维妙维肖，讽刺得淋漓尽致。“随意生”三字新奇而意味深长，是诗人刻意所为的篇中传神之笔。
九十两句承前说，昏镜即使陋容之人的“自欺”心理得到充分满足，于是得到陋容之人的爱重：用绣花带子装饰它，用美玉匣子盛放它。以上十句咏昏镜，极力挖掘昏镜受爱重的原因，以揭露和讽刺喜爱昏镜的人。末两句概括题旨，暗示写作的目的。陋容之人喜昏镜而弃明镜，在于“适”与“非适”，“适”则受爱重，“非适”则被轻视，“非适乃为轻”，就二者言，概括出一篇主旨。“秦宫”，指明镜，传说秦始皇宫中有面方镜，能照见人的脏腑，辨别人心忠奸（见《西京杂记》卷三），这里用这个典故极写明镜贵重，并用反诘语气加以强调，把“适”与“非适”的题旨表现得非常突出。这两句写得感慨至深，孤愤之情溢于言表，颇能见出作者以明镜自比（包括革新人士）的寄托之意，与秦始皇爱宝镜的典故联系，暗示出作品的现实寓意——针对亲信宦官佞臣而迫害革新人士的唐宪宗而发。又唐太宗曾论魏征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刘禹锡这首诗的立意显然受此启发。太宗曾为秦王，用“秦宫”颇切太宗此事，是双关语（刘禹锡长于此道），谴责宪宗不肖，喜昏弃明，违背祖训，实是妙绝。
人生之最大不幸，莫过于空有济世之才，而无施展之处。在南宋时期，多少志士空叹白发，遗恨而终。这首词抒发的，即是这种情感。仪真，即现在的江苏省仪征县，位于长江北岸，这在南宋时期，曾多次受到金兵骚扰。爱国而且胸怀天下的作者夜泊于此，面对寒江，北望中原，百感交集，借江景抒发了他壮志难酬的抑郁和悲愤之情。
“寒江夜宿，长啸江之曲。”一个“啸”字，就表现出高远境界的，气势不俗。夜泊长江，江景凄寒，作者伫立江边，思潮翻滚，不禁仰天长啸。与“长啸”这一壮怀激烈之情交织在一起，为此词奠定了苍凉雄浑的基调。接着，作者描绘了江上风高浪急、莽莽滔滔的景象：“水底鱼龙惊动，风卷地，浪翻屋。”只见狂风卷地，巨浪翻腾，以至惊动了水底鱼龙。一“卷”一“翻”，只觉得气势飞动。这一幅有声有色、令人惊心动魄的图画，形象表现了作者的忧思和不平。
“鱼情吟未足，酒兴断还续”，是一过渡，全词转入下片抒情。作者的情绪由激昂慷慨渐趋低沉，想借吟鱼饮酒强自宽解，然而郁结于心的如此深广的忧愤岂是轻易能够排遣掉的，其结果只能是“吟未足”，“断还续”。是什么在困扰着作者，使他郁闷，心绪难平？那就是国家的“草草兴亡”，即中原的匆匆沦丧。“休问”，两个字内涵十分丰富。从这二个字中读者不仅可以看出国势衰微已到了不堪收拾的地步，而且表明作者心情极为沉痛。一想到朝廷对外妥协投降，想到主战派备受压制、排斥、打击，想到自己和许多爱国志士虽满怀壮心却报国无门，不禁悲从中来，心潮难平。“功名泪，欲盈掬”，既激愤又伤心，词人感叹报国无路，读来使人黯然神伤，并与开篇的“长啸”相呼应。将当时社会上的那种壮志难酬、无可奈何的大众心态，集中表达了出来。
这是一首抚时念乱的沉郁之作。作者夜泊仪征江边，面对滔滔江水，环视南北江岸，一时之间，河山之感，家国之恨涌于心头，感怀百端。首二句即点出时间、地点和人的心境。他的心情就和眼前的鱼龙惊动，浪翻风卷一样，澎湃不平，郁勃难抑，写景也是写情，情景相融。使人似乎可以听到作者内心剧烈的跳荡。
上片以“寒江夜宿，长啸江之曲。”起句破题，点明夜泊的时间和地点，总写人物的活动。奔波的劳顿并没有将词人拉入梦中，而是长久地无法入眠。他的心中充满了积郁和悲愤，一腔怨愤无处发泄，只好对江长啸，凭借反常的发泄行为来求取暂时的心理平衡。一个“啸”字形象地暗示出作者奔走无果，壮志难伸，英雄失路，托足无门的满腔悲愤。这是全词的“文眼”，是整首词感情基调的集中表现，也是上片写景的总起，下面的景色全由此一“啸”字引起。“水底鱼龙惊动，风卷地，浪翻屋。”“惊”是对“啸”的反应，这是极写长啸的深沉和力度。夜间本是鱼龙及各种水生动物休眠的时候，但它们突然听到裂耳的长啸，都惊跃骇游起来，就连沉在江底的鱼龙也不例外，以至江水搅起冲天巨浪，携着卷地的狂风，把海水举得很高很高，海上的小屋都被冲翻了。这几句写得笔力遒劲，破空而来，想象奇特，而不游离江上的具体环境。景为情生，是抒情主体内心情绪的外化，情托景显，复杂愤懑的内宇宙被海水、海浪、海风形象地展示了出来。声音、形象、感触三面并举，听觉、触觉、视觉三官并用，绘声绘色，气势磅礴，有雷霆万钧之力，排山倒海之势。
下片变形象抒情为直抒胸臆，感情的格调也由愤转悲，显示出强烈的悲剧意识。“鱼情吟未足，酒兴断还续。”这二句既有沉郁丰富的思想内涵，又是此情此景中作者情感轨迹的具体表现。然而，事到如今，江北的金朝依然长居不亡，自己的平戎之策又得不到当权者赏识，英雄失路，托足无门，眼见得岁月催人，功名难就，回首往事，心绪正如奔腾翻卷的江水。因此，酒喝了一阵再喝一阵，进又无门，退又不忍，只有断断续续自斟饮，一声长叹两鬓霜了。结句“草草兴亡，休问功名，泪欲盈掬”，既是对南宋的沉痛哀惋，又是对自身的沉痛悲泣。一代偏安江左的王朝，就这样在屈辱求和中建立又消亡，即将把懦弱无能、终无建树的形象永远留给史册，在这样的社会悲剧和历史悲剧中，千万不要再考虑个人的功名了。然而，此话还没有开口，就已热泪盈掬。在这里，词人把个人的命运同国家的命运联系了起来，并看到了国家命运对个人命运的制约作用，看到了作为小人物对改变国家形象的无可奈何，对挣脱自身悲剧也无可奈何。这种对人生悲剧原因的认识，正是“泪欲盈掬”的深刻缘由。
本篇虽然短小，但内涵丰富，韵味淳浓，起伏跌宕，富于变化。悲愤苍凉，雄阔浑厚。
此诗载于《全唐诗》卷八十九。下面是李白研究学会理事、四川诗词学会理事、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周啸天先生对此诗的赏析。
严羽有一段论诗名言：“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莹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沧浪诗话》）离了具体作品，这话似玄乎其玄；一当联系实际，便觉精辟深至。且以张说这首标志七绝进入盛唐的力作来解剖一下。
这是送别之作。诗中送别之意，若不从兴象风神求之，那真是“无迹可求”的。
谪居送客，看征帆远去，该是极其凄婉的怀抱（《唐才子传》谓张说“晚谪岳阳，诗益凄婉”）。“天涯一望断人肠”（孟浩然），首句似乎正要这么说。但只说到“巴陵一望”，后三字忽然咽了下去，成了“洞庭秋”，纯乎是即目所见之景了。这写景不渲染、不著色，只是简淡。然而它能令人联想到“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楚辞·九歌·湘夫人》）的情景，如见湖上秋色，从而体味到“巴陵一望”中“目眇眇兮愁予”的情怀。这不是景中具意么，只是“不可凑泊”，难以寻绎罢了。
气蒸云梦、波撼岳阳的洞庭湖上，有座美丽的君山，日日与它见面，感觉也许不那么新鲜。但在送人的今天看来，是异样的。说穿来就是愈觉其“孤”。否则何以不说“日见‘青山’水上浮”呢。若要说这“孤峰”就是诗人在自譬，倒未见得。其实何须用意，只要带了“有色眼镜”观物，物必著我之色彩。因此，由峰之孤足见送人者心情之孤。“诗有天机，待时而发，触物而成，虽幽寻苦索，不易得也”（《四溟诗话》），却于有意无意得之。
关于君山传说很多，一说它是湘君姊妹游息之所（“疑是水仙梳洗处”），一说“其下有金堂数百间，玉女居之”（《拾遗记》），这些神仙荒忽之说，使本来实在的君山变得有几分缥缈。“水上浮”的“浮”字，除了表现湖水动荡给人的实感，也微妙传达这样一种迷离扑朔之感。
诗人目睹君山，心接传说，不禁神驰。三句遂由实写转虚写，由写景转抒情。从字面上似离送别题意益远，然而，“闻道神仙——不可接”所流露的一种难以追攀的莫名惆怅，与别情当有微妙的关系。作者同时送同一人作的《岳州别梁六入朝》云：“梦见长安陌，朝宗实盛哉！”也有同一种钦羡莫及之情。送人入朝原不免触动谪宦之感，而去九重帝居的人，在某种意义上也算“登仙”。说“梦见长安陌”是实写，说“神仙不可接”则颇涉曲幻。羡仙乎？恋阙乎？“诗以神行，使人得其意于言之外，若远若近，若无若有”（屈绍隆《粤游杂咏》），这也就是所谓盛唐兴象风神的表现。
神仙之说是那样虚无缥缈，洞庭湖水是如此广远无际，诗人不禁心事浩茫，与湖波俱远。岂止“神仙不可接”而已，眼前，友人的征帆已“随湖水”而去，变得“不可接”了，自己的心潮不禁随湖水一样悠悠不息。“心随湖水共悠悠”，这个“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结尾，令人联想到“惟见长江天际流”（李白），而用意更为隐然；叫人联想到“惟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王维），比义却不那么明显。浓厚的别情浑融在诗境中，“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死扣不着，妙悟得出。借叶梦得的话来说，此诗之妙“正在无所用意，猝然与景相遇，借以成章，不假绳削，故非常情能到”（《石林诗话》）。
胡应麟认为此诗“句格成就，渐入盛唐”，他所作的评价是公允的。七绝的“初唐标格”结句“多为对偶所累，成半律诗”（《升庵诗话》），此诗则通体散行，风致天然，“惟在兴趣”，全是盛唐气象了。作者张说不仅是开元名相，也是促成文风转变的关键人物。其律诗“变沈宋典整前则，开高岑后矫清规”，亦继往而开来。而此诗则又是七绝由初入盛里程碑式的作品。
此文是作者在被贬途中的及景记游之作。然而文中不见颓唐沮丧之气，反倒让人从中赏见了关外山水风光。文章笔墨潇洒，铺绘写景精炼老到、形象生动，每处景色都洋溢着迷人的魅力。文中时有作者心理感受的描写，如“愀然”之感，“高爽清旷”之概，“危甚”之叹等，都增强了清静的感染力。作者用千山和五岳相比，惋惜千山“僻在东隅”，可能暗含寓意；接着却是说明自己写此作乃是仿柳宗元著文为柳州扬名，目的是宣传千山。
此文在对千山及这次游历的背景作了必要的交代之后，随作者之足迹和目光，描述了千山的主要名胜，使人们具体了解了千山风光，亦感受到作者在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欣喜心情。它的艺术特点就在真切自然，不仅语言简朴自然，不雕饰浮华，而且思想感情朴实真切，不矫揉造作。登木梯上仙人台，两腿发抖；从仙人台下山，让人用布带拽着；游累了，饿极了，即便是吃麦饼也觉得味道香。后面虽发一些不遇的感慨，但也没有柳宗元那样愤激，却显得平和而无奈，平心希望人们能了解这僻居边荒的千山名胜。
文章采用了全面铺叙的手法，笔势似无拘敛，但着墨并不散漫。每一处景观，都以精炼的文字，写出其独呈的异彩。还不时插进主观感受的描写，如听笳声激荡林樾，有“愀然”之感；见“诸山罗列”，有“高爽清旷”之慨；入溪穿石寻中会寺，有“危甚”之叹。虽仅稍作点染，却也将情与景结合起来，增强了文章的感染力。
最后举五岳相比，又惋惜千山“僻在东隅”，作者无疑是暗含有对自己不遇的不平。但没有即此渲泄愤激之情，而是陡然煞住，借柳宗元著文为柳州山水扬名，申明自己写这篇游记介绍千山的本旨；这样的结尾是极富于意趣的，也表现了作者豁达洒脱的胸怀。
文章无论是说明方位，记叙游程还是状写景物，抒发感情。都极精练简洁。作者结合记游写景，抒发情怀。如山境空寂的遗世之想。峭壁断崖的股栗之惧，赋诗饮酒的陶然之乐，读来亲切生动。篇末议论事物的幸与不幸，寄寓了作者直而被贬的身世之慨。
《毛诗序》关于此诗的主题，不仅今文学派的三家无异议，而且后来的解诗者也无大的争论。虽然所思念的对象不必如《毛诗序》之泥定为“大夫”，但从诗中所称“君子”来看，则这位行役在外者当是统治阶级中人，不可能是平民百姓。
据毛传与郑笺，前一“斯”字指君子，后一“斯”字指此地。朱熹承袭此说，释为：“何此君子独去此而不敢少暇乎?”(《诗集传》)而严粲释云：“言殷然之雷声，在彼南山之南。何为此时速去此所乎？”(《诗缉》)从上下文看，后一种说法更为顺理成章。感叹之后，女主人公又转念为丈夫设身处地着想：只因为了公事，才不敢稍事休息。想到丈夫一心为公事奔忙，故而接下去才有“振振君子”的赞叹。毛传与郑笺均释“振振”为信厚。朱熹亦承此说。姚际恒《诗经通论》云：“盖振为振起、振兴意，亦为众盛意。”而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训“振振”为“振奋有为”，似更切合情理。这样“振振”一词就成了称扬其夫君勤奋有为的赞语了。女主人公作出这样的赞叹之后，却发出了“归哉归哉”的呼唤，表明女主人公虽然明白丈夫是为公事奔走，但还是希望他能早早归来。这种转折实质上表现了情与理的矛盾冲突。《诗序》称“劝以义”，就是着眼于其理的一面，以张扬其伦理教化的意义，但忽视了其情的一面，而且是此诗的主要一面，因而受到后人的质疑。姚际恒在《诗经通论》中批评了《诗序》的这一偏颇：“按诗‘归哉归哉’，是望其归之辞，绝不见有‘劝以义’之意。”崔述的《读风偶识》也称：“今玩其词意，但有思夫之情，绝不见所谓‘劝义’者何在。”然而“绝不”云云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同样失之偏执。还是朱熹概括得好：“于是又美其德，且冀其早毕事而还归也。”(《诗集传》)近人陈子展《诗经直解》称此诗“既劝以大义，又望其生还，可谓得情理之正者也”，诚为中肯之论。
此诗以重章复叠句的形式唱出了妻子对丈夫的思念之情，在反复咏唱中加深了情感的表达。每章均以雷起兴，却变易雷响的地点，不仅写出了雷声飘忽不定的特点，而且还引逗出对丈夫行踪无定的漂泊生活的挂念，诚如胡承珙所云：“细绎经文三章，皆言‘在’而屡易其地，正以雷之无定在，兴君子之不遑宁居。”(《诗经后笺》)“遑”、“息”、“居”三字则层层深入地表现了忠于职守、不敢懈怠的态度。此诗的每一章虽只寥寥数语，却转折跌宕，展示了女主人公抱怨、理解、赞叹、期望等多种情感交织起伏的复杂心态，活现出一位思妇的心理轨迹，堪称妙笔。初读此诗会不得要领，或以偏概全，产生上文所述的岐见，因而姚际恒会这样批评朱熹：“夫冀其归，可也，何必美其德耶!二义难以合并，诗人语意断不如是。”殊不知诗作为心灵的自白，断不是非此即彼的逻辑推理，可以说诗人之语正当如是。此诗之妙正在于其上下不一的语意转折，在否定亦复肯定中呈现活的心灵。此外，此诗的语言简洁朴素，齐言中又有长短相错，模拟说话的声口，在一唱三叹中倾吐衷情，颇为传神。（黄宝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