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以陈胜、吴广的活动为线索，详细地记述了陈胜起义的全过程。
《陈涉世家》一文在写作上按事件的发展顺序记事。写起义过程，先写起义的原因和起义前的谋划，再写起义的爆发和发展，直至政权的建立，脉络非常清晰。在记述中，则采取了先因后果的写法。写起义的动机，则先写暴秦的严刑峻法；写起义的发生，则又先写将尉的残酷等等。都入情入理，有力地突出了起义的正义性。文中还通过典型细节的描写，对起义的过程、浩大的声势以及起义领袖的精神面貌，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展现，从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文生动地记述了从大泽乡起义到张楚政权建立这一段历史进程，再现了陈胜、吴广两位起义领袖的英雄本色。陈胜有很高的阶级觉悟，并且怀有“鸿鹄之志”。这表现在佣耕时与同伴的对话中，表现在并杀两尉之后面对徒属所作的讲演中，尤其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话语，是对封建世袭制度的有力否定和批判。正是由于他富有远见，他的话具有鼓动性，才能收到徒属皆日“敬受命”的效果。作为起义领袖，陈胜和吴广都能审时度势、机智果断，为起义作出周密的谋划和部署。
“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是陈涉等人起义的直接原因。面临必死处境时，陈胜和吴广当机立断，密谋起义，决心率众闯出一条生路来，说明他们对起义的时机把握得很好。二人密谋中，陈胜对时局作了精辟的分析，把握了“天下苦秦久矣”这一社会背景。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决定打出公子扶苏和项燕的旗号——因为“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提出这一口号，则“宜多应者”。他们在卜者启发下，精心策划丹书鱼腹和篝火狐鸣两件“灵异”事件，骗过了其他戍卒的耳目。他们合演的杀将尉的双簧戏，成功地点燃了起义的导火线，这些都能说明他们善于谋划。
后文中的“诸郡县，苦秦吏者”照应上文“天下苦秦久矣”，“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与上文“宜多应者”相呼应，这两句话的前后照应说明了陈胜的分析完全正确，体现了他洞察时局的能力。也正是陈涉这种谋划、洞察的能力，才造成起义一呼百应，并迅速遍及全国局面。
陈胜、吴广在密谋起义之时曾找人算卦，后来又在卜者暗示下演出了丹书和狐鸣两出骗局。这种为推翻一个政权而造舆论的骗术，在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关头屡见不鲜。当广大群众畏天命的意识很浓厚的时候，举事者想要“威众”，以种种骗术把自己表现成受命于天的超人是最取巧、最见效的手法。然而，陈胜、吴广自己并不迷信天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才是他们的真实思想。作者司马迁更在记叙陈胜、吴广行卜时，特意点破“卜者知其指意”，既“知其指意”，则“足下事皆成，有功”云云，至于“卜之鬼乎”，分明是在参与密谋。《陈涉世家》在行文中使此类骗术昭然若揭，《高祖本纪》中对刘邦制造的斩蛇之类的神话也持保留态度，这都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的历史观。
两个将尉在大泽乡起义中并没有过失，他们和吴广的一场冲突是起义领袖预谋的，但最终仍不免一死。这是因为他们是秦王朝势力的代表人物，在残酷的阶级斗争面前，充当了起义军的对立面，故难逃成为牺牲品的命运。攻下蕲县这第一个县城后，陈胜和吴广及时派葛婴带领人马到蕲县以东开辟新战场，以便迅速打开局面，同时不失时机地立国称王，建立起农民政权。这些都说明他们在起义初期战略战术运用得当，成功地担当了领袖的责任。陈胜在战斗中披坚执锐、身先士卒，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这些都是领袖人物不可或缺的素质，在陈胜、吴广身上明显地体现出来。
上述人物性格特点是通过具体事件或细节的记叙表现出来的，不难看出，《史记》在为一个个历史人物立传时，不仅记录其生平大端，而且注意揭示人物的精神风貌，同时展示与人物活动相关的背景、环境，从而再现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这正是《史记》文学性的主要体现。
这是李冶写的一首思念情人的诗，描写幽思怀人的五言律诗，写得不同凡响。她的爱情诗既有女性的婉丽情肠，又不乏涉世者的睿智。此诗的前四句以海水作比，形容相思情深。后四句写弹琴高楼，在清冷的月光下，孤独与寂寞倍增，在《相思曲》的凄凉旋律中，情肠与琴弦一起断绝。全诗深得民歌言语直白的妙处，意境高远。
“人道海水深，不抵相思半”和颔联“海水尚有涯，相思渺无畔”是虚写，是泛写。人家都说海水深，其实还抵不了相思爱情的一半深；海水再深再大还有边涯，而彼此的情爱相思却渺茫无际。以深水喻相思，可谓具体、形象，而又不及其一半，可见相思之深。这里诗人用的是比喻手法，既得体又恰当。
“海水尚有涯，相思渺无畔。”这两句诗与李白的“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赠汪伦》）用意相同，用法相近，都是抒情，都是用物比情的手法，都是反比。先极写海水深，后以自己之情相比，从而形象地突出了自己对情人之深情，又反衬出两人的爱情至深。只是李白诗写友情，而李冶诗写爱情。
颈联“携琴水高楼，楼虚月华满”和尾联“弹著相思曲，弦肠一时断”是实写，是具体写人。紧接水联，写在一个月光明媚的夜晚，自己的恩情、思念无法排遣时，就携琴到楼水弹奏，弹出一曲相思情爱的曲子，借以解愁。可是由于人去楼空，只有一片月光，楼是空荡的，月是清冷的。此时此景，更令人感到凄冷。因此当弹奏一曲相思曲时，未终而弦、肠并断。诗歌到此戛然而止，把诗歌推向了高潮，给读者留下极大的想象空间，思妇的相思之苦，让人同情，思妇的情意，让人感叹。
菊花虽以黄色为正，但白菊因其洁白如玉的颜色，更易给人以清高脱俗之感，故历来咏白菊的诗词也为数不少。司空图的这三首诗，就是其中的精品之作。
第一首诗是开题之作。诗歌的首句就显得非常突兀，气势非凡。尘世人间的纷纷扰扰，让人心烦意乱，渴求能有一方平静的天空来安抚自己的心灵。那些杨柳难以完成这一使命。因为“柳”与“留”谐音，古人常有折柳赠别的习俗，所以杨柳只会让人想起离别之情，使原有的烦乱心情更加沉重了。这种境况之下，诗人欣喜地发现，在置闰之前、霜雪未降的时节，菊花摇曳着轻盈的姿态，像是在为人作宽慰之解，此时，诗人心中的烦闷之情恐怕已经扫荡殆尽了。
第二首诗是接承了上首诗的诗意，描摹了菊花开放时的情景，进一步表达了菊花的赞美之意。西风吹来，万物凋零，但此时此刻只有菊花还在池台庭院旁边以其婀娜多姿的体态绽放着生命力。虽然有严寒和霜雪袭来，但菊花毫无畏惧，摆动轻盈的舞袖，那醉人的花香就会萦绕在赏花人的面前，给人们带来了春天般的美好。
第三首诗写道，繁霜降下，秋去冬来，菊花终究要与人们辞别了。但是这种辞别没有哀伤与悲愁，只有从容与淡定。“且莫催”、“自低垂”的“且”与“自”二字，将菊花的从容姿态充分展现出来。尽管是辞别，菊花依然是横拖长袖，呈现出让人怜惜的姿容，那种乐观与淡定，让人不由得对菊花在来年春天的重新萌发充满了乐观的期望。“只待”与“舞来 ”也是非常富有表现力的字眼。
三首诗前后结构整齐、意脉贯通，采取以短篇连缀成长篇的手法，不但将白菊的动人形象展现于读者眼前，更提炼、升华出其内在的优秀精神品质，取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
全诗两章，每章四句，均以“鹑之奔奔”与“鹊之强强”起兴，极言禽兽尚有固定的配偶，而诗中男主人公的行为可谓腐朽堕落、禽兽不如，枉为“兄”“君”。全诗两章只有“兄”“君”两字不重复，虽然诗人不敢不以之为“兄”、以之为“君”，貌似温柔敦厚，实则拈出“兄”“君”两字，无异于对男主人公进行口诛笔伐，畅快直切、鞭辟入里。
此诗作者可能是一位女子，她唾弃那被她尊重，却品德败坏的男人“鹑鹊之不若”。意思是鹑鹊尚知居则常匹，飞则相随的道理。而这位被她尊敬的男人，却败坏纲常，乱伦无道，肆意妄为，是一个禽兽不如的东西。而她却一直把他当作兄长、君子，岂知他并非谦谦善良之人，长而不尊，令她感到非常痛心。于是，她一怒之下，做诗斥之，以舒其愤。此诗的主旨应该立足于“女斥男”的根本之上。
全诗以比兴手法，告诫人们鹑鹊尚知居有常匹，飞有常偶，可诗中的“无良”之人，反不如禽兽，而作者还错把他当作君子一样的兄长。作者据此，将“无良”之人与禽兽对待爱情、婚姻的感情与态度，构成了一种强劲的反比之势，加强了诗歌的批判力量。
全诗虽然只有两章八句，并没有直接对男主人公的形象进行任何客观的描写，却能使其形象非常鲜明而且突出。这根源于诗歌文本所构筑出的剧烈而又异常强大的情感落差，此种落差来源于人与禽兽对待异性配偶的不同态度，这种态度的不同造成了这种巨大而有悬殊的逆向对比关系。从而使男主人公的恶劣形象直接迎面袭来，令人不寒而栗却又厌恶透顶。
诗歌上下两章前两句完全一样，只是位置发生了改变，却能给人造成一种回环与交错的感觉。每章后两句，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避免了反复咏唱时容易引起的单调的感觉。这对这种重章叠句的诗歌来说，应该是《诗经·国风》中的一种重要的艺术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