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廷相主要作为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哲学家著称于世。但是,他的《与郭价大学士论诗书》,乃是明代诗文批评中如同晨星一现的审美意象的专论。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夫诗贵意象透莹,不喜事实粘著,古谓水中之月,镜中之影,可以目睹,难以实求是也……言征实则寡余味,情直致而难动物也。故示以意象,使人思而明之,感而契之,邈哉深矣!此诗之大致也。”将化“直”为“曲”,虚实相同,透莹圆融,远神余味等,视为审美意象的重要特征,可谓觉得诗家三昧。然而,他的诗歌创作与他的意象理论相互矛盾,如钱谦益指出:“子衡五七言研讨,才情可观,而摹拟失真,与其论诗颇相反。今体诗殊无解会,七言尤为策浊,于以骖乘何(景明)、李(梦阳)、为之后劲,斯无愧矣。”(《列朝诗集小传》丙集《王宫保廷相》)钱氏的批评,未免过分苛刻。其实,王廷相的诗歌中,即使在被人称为多粗漫之作的七言古诗中,也可以披沙见金,间有意象和谐的篇章。令人有:“如游五都市中,动获奇宝”(陈田《明诗纪事》丁签卷三)之感。尤其是他的五言绝句颇有摩诘(王维)风致,下亦不失为裴十秀才(裴迪),崔五员外(崔宗之)(朱彝尊《明诗综》卷三十一引宋辕文语。)《古陵》就是其中颇有特色的一首。
《古陵》诗中的抒情主人公是那位独自惆怅的“行客”。行富的抒情并非是直说,而是以古今交错,虚实相间的手法曲曲道出。前两句以“蒿”为中心视点,上下流动,俯视古陵,仰视啼乌,这就构成了两个意象:蒿下之古陵,蒿上之啼乌。且说中心视点中“蒿”。蒿,野草。古代歌辞中言人死魂魄归于蒿里。“蒿”同于“槁”,人死则枯槁,所以说死人的居里名蒿里。相传齐国东部(今山东东部)流传《薤露》、《蒿里》谣讴。两曲都是挽歌,为出殡时挽柩人所唱。汉代以《薤露曲》送王公贵族出殡,以《蒿里行》送士大夫、平民出殡。显然,王廷相的“蒿下之古陵”中融入了《蒿里行》中某些传统的意象,哀悼的对象是“蒿下古陵”中的士大夫和平民。因为古陵深埋在蒿里,可望可不可即,所以诗人只以“古陵在蒿下”作粗线条的勾勒。如果说“古陵在蒿下”是俯视,是视觉形象,那么,“啼乌在蒿上”则是仰视,是视觉形象与听觉形象兼而有之。由“啼乌”,很自然地使人联想起唐代诗人张继《枫桥夜泊》中的名句:“月落乌啼霜满天”,在所见(月落、霜满天),所闻(乌啼)中呈现出一片幽寂清冷的景象。由“乌啼”,又很自然地使人联想到李白《乌夜啼》中的诗句:“黄云破边乌欲栖,归飞哑哑枝上啼。”感物应心,由乌鸦回巢引发起行客思归的愁绪。
然而,诗中没有由“啼乌欲栖”直接引出行客思归,而是突然插入一句“陵中人不闻”,由古陵之中的人(实际上指魂魄)“不闻”,反弹出行客闻声而动情。“不闻”,固然是由于“陵中人”丧失了“闻”的功能,也是诗人故作旷达之语,是用欲扬先抑的手法反衬出体察人生、饱尝辛酸的“行富”感物应心的敏感。对于诗人王廷想来说,“啼乌”不再是简单的物象,而是融注着威信人生之感的丰富的意象。所以,他闻乌啼之声而惊心动魄,而独自惆怅。而行客独自惆怅,固然有思归愁绪的侵袭,又融注了《古诗十九首·青青陵上柏》中的某些意蕴:“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感叹人生短促,犹如远行作客,匆匆走过。作者怀古伤今,感叹人生,凄婉之情油然而生。此种引发,往往可以举一反三。
这首五言绝句以“行客自惆怅”作结,言已尽而意无穷。由此可见,这首诗故作旷达而情倍凄婉,纯用白描而虚实相间,短小精悍而跌宕起伏,意象透莹而远神余味 ,是王廷想将自己的有关意象理论付诸创作实践的一次成功的尝试。
在中国古典文学的欣赏中,我们不仅赞叹古汉语用辞之精妙、简练,并且透过华丽的词藻,也可领略作者的文风文采,然而,除此之外,我们还应重视的就是作者通过文章体现出来的立场或论点。
唐顺之的《信陵君救赵论》一文,以大家所熟知的“信陵君窃符救赵”的事件为题材,对已有的评论予以反驳,并陈述了自己的观点。文章开篇简练,没有过多赘述即阐明自己观点,指出赵国在军事上乃魏国的屏障,赵国灭亡,则魏国亦凶多吉少,由此得出“救赵者,亦以救魏,救一国者,亦以救六国也”的论断,因之,信陵君窃符救赵并无不可。
然而,紧接的第二段笔锋一转,切入作者本人观点:“余所诛者,信陵君之心也”。作者认为,信陵君之所以救赵,并非为保魏国或其他几国,而只因其姻亲平原君在赵。并由此引出,其实信陵君不仅不为就魏国,甚至他心目中根本没有魏王。接下来,作者又将矛头指向魏王,说明信陵君窃符救赵之计所以能成功,魏王本身也有一定疏漏。文章末尾对全片进行综合性的评价,指出为人臣的信陵君之罪在于结党营私,目无君主;为人君的魏王之罪在于君权不明,君威不振,才使得臣子有犯罪的余地。运用辩证法对论点详加阐明,使全文无懈可击。
整篇文章构思严谨,逻辑特征鲜明,以驳斥原有论点开篇,一步一步,有条不紊地陈述出自己的论调。不仅如此,更难能可贵的是,全文虽为古文,但词句深入浅出,即使不加注释,也可通篇阅读并把握文章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