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头四句借鲁侯保有凫绎两山起兴，称美庐山。当时刘义庆以江州刺史都督南兖州徐兖青冀幽六州诸军事。义庆招揽文士，作者称其为辞宗，意思中不无知遇之感。这里说“美凫绎”，不过是借凫绎起兴，作者称美的是庐山。“徒收”二句说鲁侯虽有凫绎二山，其地又人才众多。但却不是仙人所居。言外之意是庐山才是可记可咏的羽人之宅。而从“曾非羽人宅”之‘‘非”字，不难看到诗人追慕羽人的思想倾向。
接着“罗景”四句是叙事，始写登香炉峰。“罗景”句是说山中云雾时起，常把日影遮住。“沾光”句点题面“从登’’二字。“御风亲列涂，乘山穷禹踪’’二句用列子御风而行的典故，夸张地写出了作者一行脚步的迅捷，简直大有飘飘欲仙之态。从“穷”字可见他们的游兴之浓。
“含啸对雾岑”以下八句是全诗中的写景部分，诗人精细地描绘了庐山的奇险景物。若隐若现的雾中峰峦，激起了诗人的奇情妙趣。“含啸”借以抒发诗人飘飘然有凌云之志的思想情绪。“延萝”句的“倚”字很形象地描绘了树木贴山生长的景象。“青冥”二句分写树和石。目力极远之处是一片青蒙蒙的境界，而远树若烟，融入一片青冥之中。这原是一幅淡而远的图画，但用一个“摇”字，将静境化为动境。下句描写巨石的峥嵘气象。山石高插云天，故称“负天石”。重岩叠巘，若远跨而来，故曰“穹跨”。同上句一样，诗人以独特的审美眼光，把静态的山石写成似有生命，从而充分表现出庐山峰峦的奔腾气势。“霜崖”二句分写石崖和深涧。霜崖不一定指崖上有霜，不妨可解为石壁光秃无土，灰白如霜。闻人倓释“旋渊”句说：“水在山之巅则高，故云抱星汉。”湍急的旋流倒映着云天河汉，而“抱”字，出人意表地写出了水天合一之景。可见鲍照诗研炼之工。‘‘乳窦”句更多地表现出想象成分。岩洞中倒挂的石钟乳，千奇百怪，不知其所以来，常令人遐想无穷。诗人想象它们与碧海相通。以上八句，诗人以瑰丽夸张的诗笔，描绘了庐山的雾岑、延萝、青冥、巨石、霜崖、金涧、旋渊、乳窦，勾勒出庐山的奇险风光。
从“谷馆驾鸿人”至结尾，主要表现诗人对于神仙的向往。“谷馆”二句说，幽谷之中和峰岩之上，栖居着驾鸿往来、饮丹修炼的仙人。“殊物”句紧承上，“驾鸿人”和“咀丹客”，便是“珍怪”的一部分。“奇心”句亦指仙人。他们的踪迹虽潜隐不见，但魂魄却能绵延万古而不死。这里，明显表现出诗人艳羡神仙。接下“萧瑟”二句荡开笔墨，抒写诗人在大自然面前微妙复杂的心理变化。刚才曾激起诗人退想、并为其精心描绘的庐山奇景，定然给诗人一种且哀且惊的感受。“哀听”和“惊觌”，分别从听觉和视觉两个方面写出诗人的哀伤。作者始登香炉峰时，“御风亲列涂，乘山穷禹迹”，真是兴致勃勃。最终却“萧瑟生哀听，参差远惊觌。”乐景成哀，似乎无端生出许多伤感。诗人心理突然变化的原因就在于诗人感叹不能名隐仙籍。在诗人意识中，庐山亘古如斯，驾鸿人和咀丹客在此长遁精魄，然而我却不能跻身羽人之列，与庐山共存，这是无可奈何的大恨事。这一叹恨袭上心头，睹景皆生哀情。结尾二句，从遐想和悲哀中返跌回从游香炉峰的现实。作者自谦没有汉代辞人的才能，而作此诗。这里用汉代辞人日夕献赋之事，在文义上正与开头“辞宗”遥相呼应。
钟嵘《诗品》评鲍照诗“善制形状写物之词”和“贵尚巧似”。这首诗在写景方面的特点，正如钟嵘所说，善于精细地描绘景物形状，显得具体逼真。如“罗景蔼云扃”、“延萝倚峰壁”、“青冥摇烟树”、“旋渊抱星汉”一类诗句，无不真切地刻划出景物的形状，显示出鲍照描写景物的独特才能。
鲍照才气旺健，故遣词造句每出新意，且骨力遒劲。这首诗给读者的突出印象是刚健新奇，丝毫没有平熟软媚之态。像“青冥摇烟树之“摇”字，“旋渊抱星汉”之“抱”字，“参差远惊觌’’之“远”字，用字生异，句法独造。陆时雍说：“鲍照材力标举，凌厉当年，如五丁凿山，开人世之所未有。”（《诗镜总论》）丁福保说：“鲍照于去陈言之法尤严，只一熟字不用。又其真境，沈响惊奇，无平缓实弱钝懈之笔，杜、韩常师其句格，如‘霞石触峰起’、 ‘穹跨负天石’，句法峭秀，杜公所拟也。”（《八代诗菁华绿笺注》）这些评语，很适合《从登香炉峰》诗的特色。
鲍照写景诗虽以雄健、峭秀取胜，但往往失之厚涩，缺少自然之美。此篇也有这种缺点。如“穹跨负天石”一句虽说峭拔，但总觉雕琢过甚。他如“霜崖灭土膏，金涧测泉脉”，“高世伏音华，绵古遁精魄”等句，用字既异，又兼对偶，便显得既涩又厚。沈德潜《古诗源》评鲍照：“五言古雕琢与谢灵运相似，自然处不及。”指出了鲍照写景诗不及大谢之处。
此诗状物精细，骨力雄健，句法峭拔。以布局而言，入题、叙事，状物、抒情等部分层次清晰，文义吻合无间。但终因受山水诗发展的时代影响，显得雕琢有余而少自然之致，幽深涩厚而乏跌宕风韵。
陶渊明的田园诗后之学者极其推崇津津乐道而于他的赠答酬和之作则所论甚少。其实，这类作品中，也有不少绚烂多姿、光彩夺目的佳篇，《与殷晋安别》便是其中的一首。
诗前小序点明此诗的写作背景。开头八句以直陈方法、追叙开式，交代了与殷晋安交往、比邻的友谊。在写交往的时候，“一”与“尽”相连，“信宿”与“益复”相应，充分展示了一见如故、日益亲密的情景。殷晋安“口不谈义，深达理体”（《宋书·殷景仁传》），二人谈话内容很可能与清净闲适相关，而与功名利禄绝缘。
在写比邻的时候，先点明时间、地点，而后写出朝夕相从的情景。义熙元年（405年）十一月，诗人辞去彭泽县令，返回浔阳，耕于南亩。三年后，遭逢火灾，“林室顿烧燔”，“一宅无遗宇”（《戊申岁六月中遇火》）。经过两年多的困顿苦楚，乃于义熙六年（410年）移居南里之南村。殷陶两人比邻，自然倍加亲密。一“肆”一“忘”，写足了二人友情。诗从初次交往落墨，进而写朝夕游从，有别于一般送别诗开头的或写景，或抒情，或烘托环境气氛，这是此诗的第一个特点。
然而快乐总有到头的时候，没想到时间不长，殷又要作太尉参军，而且就在这个春天里动身。两人一个归隐，一个升迁，分离是必然的。于是笔锋一转，以直率的语言写道：“语默自殊势，亦知当乖分。”“语默”者，仕隐也。《易·系辞》云：“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诗人运用这句成语，以表明二人意趣不同、处境不同。“殊势”，是说对形势的看法与处世的态度不一样：陶渊明以世路险恶，视仕途为“尘网”、“樊笼”而赋“归去来”；殷晋安则“有当世之志”（《宋书·殷景仁传》）。由此可见，“乖分”明写交往上的分离，暗示人生道路上的分歧，用得何等准确，何等深厚，而又何等率真。曰“知”曰“当”，说明分离是情理中事、预料中事，表现了诗人坦荡的胸襟与质朴的诗风。事真、意真、情真，正所谓“豪华落尽见真淳”（元好问《论诗绝句》）者。临别之际，不写“天涯若比邻”（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的劝慰，不写“萧萧班马鸣”（李白《送友人》）的依恋，也不写“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柳永《雨霖铃·寒蝉凄切》）的凄伤，而从“或默或语”着眼，阐明“殊势”而“乖分”的自然之理，这又是一个特点。
离别的时间终于到了，“飘飘西来风，悠悠东去云。”殷晋安移家东下，犹如天上行云，随着飘飘的西来风而悠悠东去，渐去渐远，渐远渐渺，终于消失在蓝天尽头。在这里，诗人运用比兴手法、对偶句式，为读者展现了一幅风驰云飞图，渲染了送别者的感情，增强了诗篇的艺术效果。此二句，与曹丕《杂诗》“西北有浮云，亭亭如丰盖。惜哉时不遇，适与飘风会。吹我东南行，行行到吴会”等句，在以云行喻人之远去这一点上，是相同的，而喻意大别。陶诗喻仕子行踪之速，曹诗喻征夫周流之苦。熔铸前人诗句为自己语言，抒发自己感情，而又不露痕迹，可算是这首诗的第三个特点。
离别之事牵动离别之情：“山川千里外，言笑难为因。”殷晋安东下，一程山，一程水，千里迢迢，山川相隔。这一别，“相去悠且长”（《古诗·烛烛晨明月》）嘉会难遇，言笑无因，寄心浮云，浮云不还；移情清风，清风无知，诗人怀念之情，亦因之而溢于言表。这两句承上，与“飘飘”二句配合在一起抒写离别之情。
离别之情推及离别之理：“良才不隐世，江湖多贱贫。”这两句照应“语默”，再次表明自己“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五柳先生传》）的志趣。事实上，诗人并非一开始就想高蹈尘外的，他自己曾说：“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拟古》之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之五）。在《读史述·屈贾》中，他又说：“进德修业，将以及时。如彼稷契，孰不愿之？”可见他希望能够做稷、契一类的人物，施展才能。但是，由于仕途的污浊，官场的庸俗，以及天下的多故，名士的少全，因而发出“田园将芜胡不归”（《归去来辞》）的感叹。梁启超说：“古代作家能够在作品中把他的个性活现出来的，屈原以后，我便数陶渊明”（《陶渊明》）。
“脱有经过便，念来存故人”二句，其“脱”字乃假设之词，诗人以之表希望意，盼望故人便时来访。这不仅是对殷晋安的叮嘱，也是自我真情的吐露，更是势殊而情深的表现。这一结尾，恰与开头遥相呼应，看似平淡，但透过平淡，见出诗人至诚的内心世界。尤其是“故人”二字，把读者的思想引导进入“信宿酬清话”“淹留忘宵晨”的情境之中，言尽而意不尽，有如曲终而余音袅袅，韵味无穷。
这首送别诗，没有从送别入手，也没有拘泥于“祖道帐饮”“折柳相赠”的惯例，而是别开生面地先写交往，后写分离，再写希望，并将它们串成一片行云、一弯流水，使全诗珠联玉贯。在写分离的时候，在他人，也许要大写离愁别苦，而诗人却淡淡着墨，平平写来，点明“语”与“默”、“良才”与“贫贱”的差异，从而使诗的内容超出了一般送别诗。但诗人并没有就“殊势”作更具体的阐述，而在指出“良才不隐世，江湖多贱贫”之后，急转直下，以假设之词、希望之意，倏然收住，诗人的全部真实感情都融化在全诗中，展示在读者面前。此诗强烈地表现出陶渊明诗歌的那种直率性格与平实语言的高度统一，人格美与艺术美的完好融合。
苏轼对陶诗极其推崇，他说：“陶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与苏辙书》）在屡遭贬谪后，尤慕其为人而和其诗，《和陶与殷晋安别送昌化军使张中》，便是诸多和陶中的一首。尽管由于陶、苏处境不同，送别的对象不同，因而诗的内容、基调、情感，也都不同，但语言乃至结构的师承关系，却十分明显。
这是一首咏燕之作。燕子作为春天的信使，美丽的象征，自古以来就受到人们的赏爱，所以咏燕之作代不乏人，《诗.邶风.燕燕》，南宋词人史达祖的《双双燕》词就是其中脍炙人口的特别清拨之作。张惠言的这首《双双燕》词显然汲取了我国古代咏燕诗词的文化底蕴，尤其可以看出他对史达祖《双双燕》词在艺术构思上的某些传承。不过，作为清代文学史上开宗立派的一流文学宗师，张惠言始终不屑于拾前人牙慧，始终欲有创立和开辟，他的朋友鲍桂星就说他：“独念君生晚近时，慨然为举世不为之学，每举一艺，辄欲与古之第一流者相角，而不屑稍贬以从俗”（《受经堂汇稿序》）。所以，惠言的这首《双双燕》词虽有汲取，但多新变，展示更多的是他独立不偶的心性以及别出心裁的艺术追思，且又传达出他游踪漂泊而又寂寞孤苦的人生遭际。
农历一月底二月初的“春社”时节，“满城”均下着淅淅沥沥的春雨，那沥沥雨丝与潇潇雨声唤起一双燕子无家可归的“新恨”，因为花开花落，冬去春来，年年迁移的侯鸟燕子，又要开始新的漂泊。然而，此时此刻，燕子还不知道家在何方。春天的花朵还是那样灿烂，春天的杨柳还是那么葱翠，它们重重叠叠隔断了通向闺中思妇居住的“红楼”小径。燕子隐隐约约还记得去年砌下的旧巢，但又不能确认。燕子打量了多少屋檐雕龙描凤的殷实之家，想找出去年旧巢，但它们最终还是飞来飞去，迟疑彷徨，找不到一个栖息或再筑新巢的地方。谁人能够了解燕子春去秋来那年年岁岁都萦绕在心头如“丝魂絮影”般的漂泊与孤独的心境？那漂泊与孤寂的燕子呵，前身理应是那一片片凋谢飘零的“落红残粉”。燕子迟疑彷徨，但它们相濡以沫，态度亲昵。它们不停地呢喃，似乎在交换着意见，又似乎在互倾衷肠。它们恩爱的关关鸣声，又让黄莺鸟听得那么专注。燕子虽然恩爱，但它们栖移不定的漂泊生涯，毕竟比不上那日日在水池画栏傍双栖双眠的鸳鸯来得宁静、温馨。
张惠言出生于常州武进县一个世代为儒然科考不彰的清寒家庭，四岁时父亲就病卒，其母将他含辛茹苦教养而成。惠言回忆其早年孤苦生活时描述道：“一日，暮归，无以为夕餮，各不食而寝。迟明，惠言饿不能起。先妣曰：‘儿不惯饿惫也？吾与尔姊尔弟，时时如此也！’惠言泣，先妣亦泣”（《茗柯文编.先妣事略》）。从十四岁开始就外出教授为生，其间两次在安徽歙县金榜家设帐授徒，泄留时间最为长久。二十六岁至三十九岁时又七上京师应进士试。在张惠言四十二岁的生命历程里，约四分之三的时间身居异乡，为糊口而漂泊四方。所以惠言一生饱尝抛妻离子的别离之苦，也屡受寂寞孤苦的煎熬。此词就借咏燕，委婉且淋漓尽致地抒写他身处异乡时那种寂寞难耐的孤苦感，那种漂泊四方时压抑在心头的感伤，那种茕茕孓立时对亲人与故乡不可遏止的思念。词中“满城社雨，又唤起无家，一年新恨”，“前身应是，一片落红残粉”，“输于池上鸳鸯，日日阑前双暝”等语，既是惠言对浪迹天涯燕子的拟人化描摹，更是他此时此刻孤苦、感伤、思念且又有几分怨懑心态的真实反映。张惠言《双双燕》词所反映出来的苦寒人生遭遇，既是他个人的，又是传统社会中诸多为生计、为功名奔走四方、萍飘天涯的“寒士”们孤苦生涯的真切写照。
这首诗扣住吴江的地理形势和有关的历史事件，巧妙地融写景、叙事、抒情为一体，寓意深刻，感慨良多。
此诗上半部分描写吴江自然景色，首联所说“松陵”，为吴江旧称。吴江县城东南旧有一条长堤，界于松江与太湖之间，蜿蜒八十余里。诗人走在黄昏的吴江道路上，远远望去，这堤好像要抱住整座县城一样。一个“抱”字，把长堤拟人化了，不仅形象生动，而且写出了它对吴江县城护拥偎倚的情态。首联是对吴江的远眺，颔联两句，则由远而近，进一步作具体刻画。第三句所说的“塔”，原在吴江东门外的宁境华严讲寺内，共七层，高十三丈，形方，故名方塔。方塔在湖中各处均可看见，而其自身位置又是固定不变的，这就仿佛湖势在围绕着方塔移动。第四句所说的“桥”，一名垂虹桥，俗呼长桥，东西百余丈，多至七十二孔，中间有垂虹亭；前临太湖，横绝松陵，湖光海气，荡漾一色，旧称“三吴绝景”。由于桥身很长，所以有一种似乎淡淡的月痕是由它牵引而生的感觉。两句抓住当时吴江最具特色的景物，做了典型的概括描写。诗中有塔有湖，有桥有月，动静相宜，交相辉映，组成了一幅空明清旷的图画。同时，颔联这两句除了写景之外，实际上另有某种深刻的寓意蕴藏在内，与颈联相呼应。
颈联“市静人逃赋，江宽客避兵”，这两句为全诗关键，它描写了吴江在赋税重压、战乱摧残之下的萧条景象。市集沉寂，是由于百姓忍受不了重敛苛征，被迫逃亡；江面空阔，是由于行客为了躲避兵火战事，隐身遁迹。这“市”和“江”的萧条景象，一方面和前面“湖”和“月”同样开阔，另一方面却又使得原来的秀丽景色整个地为之黯然，蒙上了一层凄清惨淡的色调，从而产生了对照鲜明的艺术效果。再结合颔联“塔盘”、“桥引”两句。所谓“湖势动”，即可以视为写自然之景，也可以看作是对颈联的“逃赋”和“避兵”的人间风波的一种形象的暗示。所谓“月痕生”，则在写景之中隐寓清兵南下之意。月属阴象，因而在古代诗词中往往用来比喻外族。如清初著名女词人徐灿的《踏莎行》即云：“碧云犹叠旧山河，月痕休到深深处！”这里的“碧云”典据梁朝江淹《休上人怨别》诗：“日暮碧云合。”意思说当时的南明小朝廷虽然已经日薄西山，但毕竟还在坚持；“月痕”则指清兵，希望它不要消灭南明。吴伟业和徐灿是同时代人，并且还是儿女亲家。他作《过吴江有感》时，明朝政权已经彻底覆亡，所以一开头写的就是“落日”而不是“日暮”；因此颔联中的“月痕生”，也同样应是暗指清兵到来，而颈联的“避兵”，由此也不显得突兀而出了。如此，全诗的结构脉络便可一目了然。首联总起，概括吴江形势，点明时代背景；接着一分为二，颔联、颈联由暗而明，既是写景，又分别暗示了清兵南下、人民离散。最后，诗又合二而一，归结为故国沦丧，交游零落，身世凄凉，唯有感叹而已的悲凉情怀。
尾联“廿年交旧散，把酒叹浮名”，这里的“廿年”不一定是确指，它可以包括清兵南下至写作此诗这二十余年的时间。“散”字承上文“逃”、“避”二字而来，“人逃”“客避”，故友自然也都离散了。这句虽然说得较虚，不过，此中仍有故事可稽。明朝既亡，许多爱国文士相率结为诗社，遁迹林泉，砥砺气节，暗图匡复。顺治七年（1650）开始出现的吴江“惊隐诗社”，在当时尤为著名。吴江的吴炎、潘柽章，昆山的顾炎武、归庄等人，都是它的主要成员。康熙二年（1663），庄廷鑨“明史案”兴，清王朝借机大搞株连，屠戮遗民志士，“惊隐诗社”亦被迫停止，吴炎、潘柽章也惨遭杀害，顾炎武曾做诗文吊之。而吴伟业同他们都有交往，因此，“廿年交旧散”云云，大概正是“有感”于这一事件。至于“把酒叹浮名”，则是吴伟业本人的身世之感。他在明朝少年高第，前程似锦，而明亡以后，由于“浮名”太盛，被迫出仕清廷，晚年才得以回乡家居。“浮名”之累人如此，反不及故友们或死或遁；名节不堕，令诗人深为叹息，借酒浇愁。
纵观全诗，前半首写“过吴江”，是叙事；后半首写“有感”，是抒情。然而，抒情之中，兼有叙事。首联“落日”，诗人离吴江还较远；颔联“月痕生”，渐渐接近吴江；颈联“市静”，表明已经上岸；尾联“把酒”，则是住下之后发现“交旧散”，才对“酒”兴“叹”的。全诗按照时间先后依次描述，层次分明。因此，后半首既是写“有感”，又是续写“过吴江”。同样，前半首的“落日”，“月痕生”，暗示了明朝的覆亡、清兵的入侵，所以，它既是写“过吴江”，又是预写“有感”。可见，在本诗中，叙事与抒情，“过吴江”与“有感”，已经达到了相互渗透、不可截然分割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