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子秋去春来，巢于檐下，民间视为吉祥物。“寻常百姓家”即借鉴刘禹锡的“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正因为燕子不嫌贫爱富、趋炎附势，主人也“不下旧帘遮”，热情的迎接燕子的归来。“巢成雏长大，相伴过年华”两句，更是把燕子看成生活的一部分了。
古诗中燕子往往象征着幸福的生活。它们双宿双飞，本诗中的燕子也在主人的檐下幸福的生活。燕子的自由自在，正是诗人隐居生活的反映；燕子之乐，足见诗人之乐。诗歌生动的描绘了燕子的生活习性，表达了燕子与老百姓的深厚情谊。
首句一个“咫”字，指八寸，也表现了暮春的转瞬即逝，抒发了作者对春的珍惜之情。“寻常百姓家”借用了刘禹锡的“飞入寻常百姓家”，歌颂了燕子不趋炎附势，不嫌贫爱富的质朴、高尚的品格，表达了燕子对百姓的眷恋。第三句“微”形容雨之小，描写了燕子在雨中穿梭无数次，为幸福的生活勤劳地筑巢，“泥香带落花”描写了春天温馨、幸福的场面。尾句是对燕子勤劳地赞美，也再次表现了人与燕之间的深厚情谊，同时又是诗人幸福隐居生活的写照。
首联先写眼前近景：麦积山寺剩下不多的僧人；再写野眺远景：麦积山的形状和曲折盘旋的小道。由近及远，天然工巧，十分精绝。
领联一个“眠”，出了麝香鸟的疲倦；一个“啄”，出了鹦鹉的贪馋。此联不但对仗工整，而且色彩明丽。虽值秋季，但字里行间跃动着春天的旋律，给人心理上一种愉悦的美感。
首联和领联描述了战乱对山寺的影响。僧人或参战，或逃跑，已所剩无几。而麝香、鹦鹉却怡然自得，不知人间变故。
颈联写游人登上麦积山，要通过山峡上纵横流淌的涓涓溪流。“悬崖”句，仇兆鳌引《玉堂闲话》云：“麦积山，梯空架险而上，其间千房万室，悬空蹑虚，即‘悬崖置屋牢’也。”这两句写出了麦积山的险峻和诗人的兴致。
尾联接近傍晚，诗人登上了麦积山，看到了山顶上重重叠叠的楼阁台榭，山寺的长老就住在那里。凭槛远眺，那百里远的景物尽收眼底。
这首五言律诗，每句都是一幅色彩绚丽的图画，可谓“诗中有画”。综览全诗，不但格调清新，对仗工整，而且描摹景物近景远景相互配合，使全诗的意境明丽悠远，读之令人赏心悦目。这首诗的宝贵不只在为我们展现了极为优美的如画山水，更宝贵的是为后人记录了当时在秦地数量很多的麝和鹦鹉的事实。麝因有珍贵的麝香，鹦鹉因美丽而能学人言，长期遭致滥捕滥杀，在这一地区相继灭绝了。高远得接近仙境的寺庙尚且如此，战乱对社会的破坏就更难以言表了。
明代文人涉足花丛，在南京秦淮河上选色征歌，以至与秦淮歌女结下情谊，甚至论及嫁娶，这样的风月故事可以数出许多桩。
此文塑造了明末秦淮歌妓李香的形象，不仅描写了她擅长歌唱的艺术才能和不同流俗的风度，更突出了她的见识和品格，同时生动地描绘了李香的生活和斗争，热情地赞美了李香的才能、智慧和品德。全文叙次井然，文笔流畅，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无论在思想上或者在艺术上，都有可取之处。
这篇别传首尾两段一为前奏，一为尾声，中间两段是其主干。作者写自己眼中和亲密交往中的李姬，这一叙事角度便构成了文章的主线，因此第一段关于李姬的一般性介绍只能成为文章进入主题的前奏，而最后一段写别后李姬拒绝田仰的邀聘也只是余波荡漾的尾声。当然前奏和尾声都必不可少，且与主干部分水乳交融，构成全文严谨的整体。
第一段，作者先用一句话“李姬者名香”作必要而简略的交代之后，就掉转笔头写她的假母李贞丽的大“有侠气”与“所交接皆当世豪杰”，以衬托作为养女的李香大有乃母之风，然后鲜明地点出李香“能辨别士大夫贤否”，曾经得到复社领袖张溥与名士夏允彝的称道。再写她“少，风调皎爽不群”与对音律歌唱所具有的才华，却无一字道及李香君的美色，不作任何涉及轻薄的侧艳之辞，显示作者为李姬立传，重德重才而不重色，为全文确立了较高的格调。
于是在主干部分，作者抛开了与李姬交往中一切深情缱绻和幽期密约，集中笔力记叙李姬生平行状中值得大书特书的义却阮大铖之举。阮大铖为天启朝权倾天下的阉党魏忠贤余孽，曾奉魏阉为义父，为陷害东林党人出过大力。崇祯登位后，阉党事败，阮大铖名列逆案，由光禄寺卿革职为民，匿居南京库司坊，起造第宅，蓄养声伎，谈兵论剑，企图死灰复燃，是一个为当时朝野士大夫所不齿、为公正舆论所贬斥的人物。与侯方域同列复社四公子的阳羡陈贞慧与贵池吴应箕主持正义，排阮最力。阮大铖为此假手王将军想拉拢侯方域以软化陈、吴等人，为他的东山再起消除阻力。是否与阮大铖结交，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成了泾清渭浊、是非分明的原则问题。文章写李姬凭着她对人际关系的敏锐感觉提醒侯方域，要他摸清“贫非结客者”的王将军“日载酒食”与之游的真实意图，又写当了解王的真实意图之后侯方域尚未采取行动，李姬便对他作了一番大义凛然的规劝，使侯“大呼称善”，与王绝交，得以避免“负至交”、隳声望的尴尬处境，保全了侯生的清操。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处均系李姬而非侯生采取主动，说明李姬的才慧见识与对是非的判断均胜侯生一筹，而这一赞誉完全通过对比与烘托加以凸出，尽得含蓄蕴藉之致。对此，《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深有会心，他在将这一情节移植改造为香君“却奁”之后，于《桃花扇·闹榭》一出中，借吴应箕之口，盛赞道：“香君却奁一事，只怕复社朋友还让一筹哩。”陈贞慧接口：“已后竟该称他老社嫂了。”“社嫂”一词施之于秦淮歌妓李香君，何其光宠乃尔。
第三段写侯生应举下第后，李姬于桃叶渡置酒送行。席间李姬“歌琵琶词以送之”。早在第一段中，作者已经为比埋下了伏笔，说李姬“尤工琵琶词，然不轻发”。“然不轻发”一语，看似信手拈出，只有读到桃叶渡送行的记叙时，我们才能体会到以琵琶词作呼应关合的文意之佳妙和情意之深重。琵琶词，指的是高明所作《琵琶记》。李姬临别歌《琵琶记》曲辞，且以蔡伯喈比侯方域，说：“公子才名文藻，雅不减中郎。”然而“中郎学不补行”，才胜于德。《琵琶记》所述情节固然于史无稽，但蔡中郎确实有阿附董卓的劣迹，无以掩饰。“公子豪迈不羁，又失意，此去相见未可期，愿终自爱，无忘妾所歌琵琶词也！”李姬以“从不轻发”而今一发之后再“不复歌”相喻相誓，表达了爱人以德与生死相依的款款深情。作者笔下规箴侯生“终自爱”的李姬，显示了凛然的风骨和高洁的格调，却又如此深情绵邈、凄婉动人。这里在写情侣临别赠言时脱出常格，别具一种强毅的伦理道德的美学风采，摄取了发自李姬灵魂深处最为眩目的一次闪光，给读者以不可磨灭的印象。这既是《李姬传》取材和运笔的成功，也是侯方域自我反省的成功。侯方域入清之后因软弱畏祸参加了河南乡试，仅中副榜，此举于民族气节有亏，当时和后世都受人讥弹。但侯方域敢于直陈桃叶渡李姬“愿终自爱”的临别赠言，说明在对蔡中郎媚事董卓一类的问题上自己是否“自爱”，曾经历过内心反省。包括前文在义却阮大铖一事上的自我对照，应当说作者是在一定程度的反省意识支配下写作《李姬传》的。中国的文学与文人比较缺乏自我反省意识，侯方域愿以自己为参照，暴露主观的欠缺和客观的优胜，更觉难能可贵。
最后一段写侯生去后之事，虽属全文的尾声，但对描写李姬形象仍是不可或缺的一笔。在这以前，李姬的动人光彩主要还是闪烁在她的言论之中，而到这时，她才以侯郎去后坚拒财雄势大的开府田仰的邀聘，以行动实践了自己的诺言。田仰的三百金利诱与“有以中伤”的威逼，她都不为所动。李姬的品德和人格至此光芒四射。她最后说：“吾向之所赞于侯公子者谓何？今乃利其金而赴之，是妾卖公子矣。”证实了她为人的“风调皎爽不群”，言出必践，忠于爱情。
《李姬传》风格朴质刚健而无绮罗香泽之态；笔致含蓄，颇多有余不尽之意；选材凝炼集中，不枝不蔓；行文坦率，具有可贵的自我批评的反省意识，显示了名家风范。凡此种种，使《李姬传》这篇别传为人记诵，成为明清古文中的名篇。后来孔尚任依这篇文章为蓝本刻画《桃花扇》中的李香君形象。李香君的性格及剧中《却奁》《拒媒》等出的情节均以《李姬传》所述为主要依据，《李姬传》也因《桃花扇》得传大名而著名。
《蝶恋花》唐教坊曲名。本名《鹊踏枝》。晏殊词改今名。调名取梁简文帝萧纲诗句“翻阶蛱蝶恋花情”中的三字。双调，六十字，十句，上下片各五句四仄韵。又名《黄金缕》、《凤栖梧》、《一箩金》、《鱼水同欢》、《细雨吹池沼》、《明月生南浦》、《卷珠帘》、《江如练》等。
起首一句塑造出一位幽怨缱绻的闺中女子形象。她手执洁白的纨扇，无语凝思，怅然怀想。她也许是思念远方的情人，也许是伤惋青春的易逝。此处暗用李白《折荷有赠》之“相思无因见，怅望凉风前”的意境。“捻”意为用手指轻轻搓转，表现执扇时怅然无绪的情态，极为传神。“初”、“生”二字，前后关联，暗示因节序变换，令闺中人顿生新的怅望之情。
空闺独守，本已寂寞难耐，偏又有“隔叶莺声”，撩人意绪。“似学秦娥唱”句把莺声比似学秦娥之唱。扬雄《方言》：“娥，好也。秦晋之间，凡好而轻者谓之娥。”此言年轻貌美的女子，其歌声之美可知。以莺声之欢快，反衬人心之怅恨，命意与着笔确有含蓄蕴藉之妙。莺啼婉啭，是实处着笔；闺中索寞，则是虚处命意，运实于虚，终无一字点破。
“午睡醒来”二句，深化闺中女郎百无聊赖的孤寂情状。她午睡醒后，好一会儿还娇困无力，那铺床上的双纹翠席，尤如平展着清凉的细浪。这两句点明睡醒，而由翠簟联想起寒浪，又引出了下片的出户看花。
下片转写户外优美的自然场景：夏雨初霁，徐徐的和风吹拂着新涨的碧水，那水中荷花，带着晶莹的雨珠，亭亭玉立，摇曳生姿。“碧涨”，是由上片的“寒浪”引出，“寒浪”是虚喻，“碧涨”是实写，前虚而后实，意脉不断，运意十分灵活。
“脉脉”二句，更是传神入化之笔。作者赋予雨后荷花以人的风韵和感情，它含情脉脉，泪珠脸，有情有思。这个比喻中的荷花已跳出物象，“红相向”三字，似写朵朵红荷，曳相映，实写荷花带雨，向人脉脉欲语；人带泪珠，对之黯然神伤。是花是人，迷离莫辨，已达到物与人交融、浑然合一的境地。
结拍二句，时间由午后过渡到夜晚，写新月初上的景象。作者于依托明月遥寄相思的传统作法上，又自出新意，别开境界。“绿云”明指夜空浮云，暗喻女郎乌发。“新月”傍云而上，尤如女郎愁眉，蹙于乌发之下。新月弯弯，犹似愁眉。作者运用双关的委婉手法，既借月夜之景，抒写怀人之情；又避开对形象作直露的绘形勾貌，而是以新月状人之愁眉，通过景物的暗示性和象征性，使情与境谐，气氛浓重。
此词情景相生而又契合无间，设喻新巧而又隽永传神，具有独特的意境，充分体现了小晏词“词情婉丽”、“曲折深婉”的特色。
在《原道》中，韩愈开宗明义地提出了他对儒道的理解：“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为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以此为据，他批评了道家舍仁义而空谈道德的“道德”观。他回顾了先秦以来杨墨、佛老等异端思想侵害儒道，使仁义道德之说趋于混乱的历史，对儒道衰坏、佛老横行的现实深表忧虑。文章以上古以来社会历史的发展为证，表彰了圣人及其开创的儒道在历史发展中的巨大功绩，论证了儒家社会伦理学说的历史合理性，并以儒家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为对比，批评了佛老二家置天下国家于不顾的心性修养论的自私和悖理，揭示了它们对社会生产生活和纲常伦理的破坏作用，提出了“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的具体措施。
《原道》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提出了一个“道统”的授受体系。韩愈在重申了儒家的社会伦理学说后，总结说:“斯道也，何道也? 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宋儒所乐道的“道统”的形态即由此而来。关于韩愈的“道统”说，《原道》最直接的打击对象是佛老,韩愈所要诛的“民”，也是士农工贾四民之外的佛老二民，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原道》的指责显然是不合适的。韩愈从国计民生的角度指责佛老破坏了社会的生产和生活，这种基于现实功利的批判无疑是有力的。唐代的僧道不纳赋税，不服徭役，所以逃丁避罪者，并集于寺观，“至武宗会昌灭佛时，官度僧尼已达二十六万多人”。
《原道》强调“君君臣臣”的等级秩序，还隐隐地将矛头指向了另一个强大的对手，藩镇。对于这一点，陈寅恪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已经揭示。他认为，韩愈在文章中屡申“夷夏之大防”,其中实包含着对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局面的深忧，因为安史是“西胡杂种，藩镇又是胡族或胡化的汉人”。此说虽有理，似略显迂。相比之下，倒是蒋凡先生之说更为显明。《原道》中说:“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诛。”藩镇割据之地，朝廷政令不行，租赋不入，这样的乱臣贼子，正在可诛之列。只是由于当时藩镇势力正炽，才不得已以曲笔加以诛伐《原道》之作，实有着强烈的干预现实的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