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起四句直写当前气候,说在阴历五月的一天早晨,吹起南风,不快不慢,飘动着诗人的衣服。风是夏天“清朝”中的“南颸”,飘衣送凉,气象是清爽的。接着两句,不交代转变过程,便紧接着写“重云蔽白日,闲雨纷微微。”由晴到雨,似颇突然。以上六句是面的总写,一般叙述,不多描绘。
“流目”四句,由面移到一个点。先写诗人在清风微雨中,转眼观看西园,见园中紫葵生长得“晔晔”繁荣,虽作集中,亦只叙述。上文的叙事写景,直贯到此;而对着紫葵,忽产生一种感慨:“于今甚可爱,奈何当复衰!”感慨也来得突然,但内容还属一般,属于人们对事物常有的盛衰之感。这里转为抒情。下面两句:“感物愿及时,每恨靡所挥。”承前两句,抒情又由点到面,同时由对客观事物的反映转到对自身的表白,扩大一步,提高一步,句法同样有点突然,而内容却不一般了。陶渊明本是有志于济世的人,被迫过隐居生活,从紫葵的荣晔易衰而联想自己不能及时发挥壮志,建立功业,这种触动内心痛处的感受,本来也是自然的,不妨明白直说,可诗中偏不说出“愿及时”愿的是什么,“靡所挥”挥的是什么,而是留给读者自行领会。
上文各以六句成片,结尾以四句成片。这四句由思想上的“恨”转到写生活上的困难,以及在困难中不可抑制的更强烈的思想活动。“悠悠待秋稼,寥落将赊迟。”等到秋天庄稼收成,有粮食不继的迫切问题。处境如此,还有上文的为外物而感慨,为壮志而感伤的闲情,在常人眼中,已未免迂疏可笑;而况下文所写,还有“不可淹(抑遏)”的“逸想”和什么“猖狂”的情感或行动,冷静一想,也未免自觉“可悲”了。有了“悠悠”两句,则上下文的思想感情,都变成出于常情之外,那末作者之非常人也就不言可喻了。把“不常”写得似乎可笑可悲,实际上是无意中反映了他的可钦可敬。
这首诗在陶诗中是写得较平凡的,朴质无华,它的转接突然的地方,也表现它的“放”和“直”,即放手抒写,直截不费结撰。但也有它的含蓄,有它的似拙而实高,它的奇特过人,即不露痕迹地表现作者襟怀的开阔和高远。
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和作者的处境,“猖狂”的来龙去脉,也就有迹可寻,即是对于黑暗、险恶的政局和自身抱负莫展的愤激。把这些诗句都作赋体看,诗中表现出诗人的政治热肠和人生态度,表现出他高出常人的地方,即在艰难的生活中不忘济世。诗写得很随便,却有深远的意境。
《酌》是《大武》五成的歌诗,《毛诗序》云:“《酌》,告成《大武》也。”(关于《大武》的详细介绍,可参看《周颂·我将》一篇的鉴赏文字)《大武》五成的乐舞表现的是周公平定东南叛乱回镐京以后,成王命周公、召公分职而治天下的史实。当时天下虽然稳定,但仍不能令人放心,所以成王任命周公治左、召公治右,周公负责镇守东南、召公镇守西北,即所谓“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诗经·鲁颂·閟宫》)。楚先祖熊绎此时受封于丹阳(今秭归附近),为子爵,盖亦有协助镇守江南的用意。就《酌》诗的内容而言,前五句是成王歌颂王师的战绩,并对统兵出征的统帅表示感激之情,也就是感激和歌颂周公。后三句是成王任命周公、召公分职而治天下。当然,这时仍是周公摄政,但任命之事则不能不以成王的名义,告庙仪式的主人公也不能不是成王。故该诗的主人公表面上是成王,而实际上还是周公。《酌》向来多被认为是周公的乐舞(如郑笺云:“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归政成王,乃后祭于庙而奏之。”),也可证实这一点。前人或以为此诗是颂武王伐殷的,但武王并无“周公左召公右”的任命,而且诗中的“晦”也是泛指,不一定特指殷纣王。故不从。诗名为“酌”,《毛序》以为是“斟酌”之意(即“斟酌文武之道”),云:“言能酌先祖之道以养天下也。”恐不妥。“酌”亦可作汋、彴、勺等,就是以勺舀酒灌祭祖先神灵,说明该诗是灌祭祖先时所唱的歌。以歌诗而言则曰《酌》,以乐舞而言则曰《勺》,《仪礼》、《礼记》皆言舞《勺》,《勺》即《酌》。郑觐文《中国音乐史》云:“(《礼记》)《内则》曰:‘十三舞《勺》。’又:‘成童舞《勺》舞《象》。’……《勺》为武舞,其诗为《酌》之章。按诗歌之节以为舞,列为学校普通教科,故曰成童则舞《勺》舞《象》。”可见《酌》作为乐舞,在当时是与《象》舞一样颇具代表性的。它可以作为《大武》的一成与其他五成合起来表演,就像现代舞剧中的一场,也可以单独表演。具体的舞蹈动作,参见《周颂·我将》一篇对《大武》的全面介绍。
此诗文句古奥,今人读来多不解其妙。若拈出孙鑛“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陈子展《诗经直解》引,原为《孙子》中语)的评语以为启发,恐怕读者对其前半部分弦乐柔板般的从容与后半部分铜管乐进行曲般的激昂就会有一定的感悟。欣赏《颂》诗,所当留意之处,就在这如斑驳的古鼎彝纹饰的字句后所涵蕴的文化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