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议论了太子丹使荆轲刺秦王一秦。文章首先交代了荆轲行刺的前因后果,然后作者直接对此秦发表议论,直言曹沫成功而荆轲失败,是由于时代不同的缘故;接着作者又举出荆轲“智谋不足”、不能“知变识机”的两个例子,用一个“陋”字,为荆轲的行为下了结论。文章写得平正从容,论理犀利精警,是翻案文章中的佳作。
前三句交代了荆轲行刺的原因和目的。荆轲之所以“函匕首入秦劫始皇”,是因为他“感燕丹之义”,目的是为了“存燕霸诸侯”,其结果却是“秦不成”。行刺秦件由激动人心的秘密策划开头,到令人沮丧的失败告终,整个过程是由高亢到低沉,而作者在叙述这个过程时,语调却有促有缓,有起有伏。急促激昂,到“秦虽不成”一句转为低缓,但因为句中使用了让步连词“虽”,就为下一句蓄积了气势。“然亦壮士也”重又翻起,而笔锋一转,“借其智谋不足以知变识机”又带着深深的叹惋,毕竟有勇无谋、秦败身裂。语调的高低起伏,使文章显得错落有致,极顿挫反侧之势。
文章寥寥数语,概括交代了行刺秦件的经过,随即作者就直接对此秦发表议论。“始皇之道异于齐桓,曹沫功成,荆轲杀身,其所遭者然也”五句,是全文的中心所在。燕丹计划刺秦王前,曾对荆轲说:“诚得劫秦,使悉反诸侯侵地,若曹沫之与齐桓公,则大善也。”作者指出,春秋时的齐桓公,所争取的是权,霸主不能不顾信义,故曹沫之秦行之有效。而秦始皇的政策是吞并诸侯,统一中国,所以曹沫的故秦不可能重演。曹沫成功,荆轲失败,是由于时代不同的缘故。这就一语道破问题症结所在,可见作者识力之高。
接着作者又举出荆轲“智谋不足”、不能“知变识机”的两个例子,以增强文章的说服力。一是“欲促槛车,驾秦王以如燕”。儿童妇女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而荆轲却莽撞行秦,足见其“智谋不足”。二是对燕太子丹仅为报仇、而无深谋远虑的思想。燕太子为了报仇,“虽举燕国犹不顾”,其厚待荆轲,只不过是把他作为工具而已。可是由于时代不同,太子丹的计谋根本不可能实现,荆轲只能徒然成为牺牲品。可悲的是,荆轲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仅仅为了“感燕丹之义”就“函匕首,劫始皇”,作者冷峻而简洁地用一个“陋”字,为荆轲的行为下了结论。两个例子既说明了荆轲“智谋不足”的具体表现,又与文章开头相呼应,补足了“荆轲感燕丹之义”的内涵。
李翱学文于韩愈,得韩之一体,而能自成风格。此文写得精警透辟,而词气从容不迫,倍受古文家激赏,认为有“太史公神妙之境”,信不差矣。
这篇文章以东轩为发轫之契机,以颜渊精神自乐与生活自苦,作者与颜渊,俗士与德者、达者的多重对比为线索,推崇重道、求道与行道精神,立论高远,而推论人情人理,给读者以深刻的启迪。全文先叙事,后就事生论,层次清楚、平实自然,语言简洁朴素,感情淳厚真实,寓忧愤于沉静,顿挫而不失淡泊。
文章既为《东轩记》,当然要先写东轩的建造。为些,文章先写到职后面临的困境。刚到筠州,大雨成灾,“筠水泛溢,蔑南市,登北岸,败刺史府门。盐酒税治舍,俯江之漘,水患尤甚。”这些话语,以及暂借部使者府居住等,生动地写出了作者刚到住所时的狼狈。既而事情一转,写建东轩,且“种杉二本,竹百个,以为宴休之所。”以上写东轩建造的缘起和过程,其中重点反而是初到筠州时的一场水患,实以此曲折写出了贬谪之苦。
时正推行新法,“市易法”即其中之一。作者始来筠州印想借东轩以宴休,可见对推行新法不是积极态度。然而这个工作“旧以三吏共事”,此时别二人又“适皆罢去”,俗务丛集于一身,这段逐日繁忙的景象,描写颇生动,当是切身之体会。文章把这与东轩的辟建和闲置相纠结,以“每旦暮出入其旁,顾之,未尝不哑然自笑也”收束,字里行间带着丝丝缕缕的悲切酸楚。
文章从第二段起转入议论。作者将文思宕开,议论起了古代的颜回。过去自己曾有一种想法,以为颜回即使“抱关击柝”,也不致如此困窘,又不妨碍学问,何至自苦如此。既而言到筠州后吏事冗杂,根本不能做学问,才悟出颜回何以甘心贫窭。接着写到人生追求有层次,未得道前或以“子女玉帛”为乐,既得道后就变成了精神追求之乐。而自己今天却无暇读书,这对一个学者文人来说才是更大的痛苦。最后写今日的愿望。像孔子那样能上能下,对自己的地位一无所顾,自己是无法做到的。今日所希望的不过是放我回乡。然而连这一点恐怕也难以实现,表现了此时精神的痛苦与消沉。
综上可见,《东轩记》虽然是为东轩建造而作,实际是反映被贬后的处境和心情。这篇文章突出的特色是迂余委折、文笔含蓄。园亭记多写宴休之乐,该文却是写被贬后的消沉和愤懑。文章落笔便见高潮,写始来筠州无以为家的窘状。后建起东轩,本以为可得“宴休之所”,不料吏事繁忙,又使自己无暇宴休,文笔曲折,且含蓄地表现了被贬小吏的酸辛和对推行新法的厌倦,议论部分也是如此。先由不理解颜回何以箪食瓢饮的清苦写起,再写今日始知幻想俗事缠身而不害于学的天真。最后由赞孔子无论高下“无所不可”转而写到自己唯愿还乡。文章就是这样曲折而又含蓄地写出了自己此时的处境和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