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是建炎年间，作者避难江南，舟行长江时所写。上片从船上所见，引出对承平时期即“靖康之难”以前隐居生活的回忆，暗寓时移世变、身世飘零之感。下片直陈时事，痛心“妖氛未扫”，敌寇猖獗，英雄无觅，报国无路，只能“愁敲桂棹，悲吟梁父”，泪洒江天。全篇即景抒情，间以叙事和义论，声情悲苦，忧时伤乱，表达了词人对国事的关切和壮志难酬的悲愤之情。
词的上片写去国离乡之感。词开篇即展现了一幅开阔的画面：千里波涛，云水茫茫，词人放舟于江面上。但美丽的江南山水只赢得词人“略为留顾”，这暗示了曾迷恋山水的词人此时已无心陶醉于这烟云环绕的吴越山水。放船长江，顺流东下时，除了略顾江苏南部诸山之外，就只看到滚滚江水和片片白云了。三、四两句“云屯水府，涛随神女”和“涛屯水府，云随神女”一样，是互文合指，形容长江之上云聚涛涌的景象。
诗人面对长江的壮丽景色，不禁产生感慨，故紧接前六句说：“北客翩然，壮心偏感，年华将暮。”壮心偏感，年华将暮”。诗人从洛阳逃难到南方，所以自称“北客”。自己有报国壮志，但是报国无路，年龄却又一天一天老了。这怎能不使人感慨呢。其实，这还不仅是感慨，它还包含着诗人对现实的不满。正因为对现实不满，自然会怀念过去的岁月，怀念过去的人和事，面对青山绿水，词人想到往昔繁华的洛阳，回忆起曾游乐于山水间的“伊、嵩旧隐，巢、由故友”。他们是有时代特征的历史人物，代表着他们自身，同时又无疑是词人过去记忆的象征。“旧隐”“故友”，定是让词人感慨万分。靖康之变前那疏狂自放于山水间的生活已成为永远的过去，且一去不复返。词人不禁长叹“南柯梦、遽如许”。时光流逝给人带来的苍老与无奈已是人生中很痛苦的事情了，何况生逢乱世，国将亡的悲痛，这岂止是韶华已逝、壮志不再的悲哀。
下文由一“念”字领起，将生活镜头拉回到作者早年在洛阳隐居的时代。伊、嵩，指洛阳附近的伊阙、嵩山，这里代指洛阳一带。巢、由，指唐尧时的著名隐士许由、巢父，这里代指作者在洛阳隐居时的朋友。词人早年敦品励行，不求仕进。在北宋末年金兵南侵之前，朝廷曾征召他到京城，拟授以学官，他坚辞不就，自我表白说：“麋鹿之性，自乐闲旷，爵非所愿也。”（《宋史·文苑传》）他满足于诗酒清狂，徜徉山水的隐逸生活：“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懒漫与疏狂。曾批给雨支风敕，累上留云借月章。诗万首，酒千觞。几曾着眼看侯王？玉楼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朱敦儒《鹧鸪天》）这就很形象地描绘了他疏狂懒漫，傲视王侯，不求爵禄，不受羁绊的性格。现在当他身遭丧乱，落拓南逃的时候，回忆起过去那种令人神往的隐逸生活，犹如南柯一梦。真是“堪笑一场颠倒梦，元来恰似浮云。”（朱敦儒《临江仙》）梦醒得如此快，觉来无处追寻。他对过去隐逸生活的向往，其意义不在隐逸生活本身，而在于他的隐逸生活带有时代特色。封建时代，文人要隐居，必须有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朱敦儒隐居伊、嵩时，北宋社会呈现出来的尽管是一片虚假的太平景象，但毕竟还能保住中原，人民生活基本安定，比朱敦儒写作这首词的时候所过的流离转徙生活要好得多。所以朱敦儒对过去隐居伊、嵩生活的怀念，其实质是希望赶走金兵，恢复中原，回到以前的那个时代去，是爱国家、爱民族的表现。
全词直抒胸臆，词情激越，将个人和国家的命运合为一体。整首词是南渡时期词人个人情感的表现，展现了一个不同于“神仙风致”的志士形象。同时，词作折射出的是一代文人士大夫的历史命运，尤其是心怀理想志向而命途多舛的南安志士的前途，可谓南渡时期一代士人的缩影。
徐惠的《秋风函谷应诏》是一首五言律诗。前三联着重描写函谷关的景色：雄关的秋风、山河的朔气，千岭的偃松、古陵的风雨，广隰的低云、重关的落日。诗人意在大肆地渲染着函谷关的萧飒秋景，格调古朴深沉，充满了浓郁的男子气概。中间着力使用“松”，“惨”二字，渲染了秋天寒冷而肃杀的悲慨格调。末句“此时飘紫气，应验真人还”，把太宗形象渲染的神异而庄严。虽为歌功颂德，但不失为一首不让须眉的豪放之作。
作为一名生活在宫廷中的女性，徐惠的诗作多数与宫闱题材有关，唯独此篇与众不同。此诗省净而气度雍容，起笔高扬，富于气势。正如苏者聪先生评价的那样：“自拔于陈言之外，别出机杼，而为耳目一新之词。虽是应制之作，却写得气势雄浑，意境壮阔……但在泼墨写意中能做到工笔细描。”诗人突破了应制类诗作的固有风格，展现了鲜明的个人艺术特色和个性化感受，实属难得。
从格律方面看，本诗基本符合近体诗的声律要求，反映了初唐诗歌在宫廷诗人手中已经朝格律化发展的程度和事实。初唐贞观时期，主流诗人不断的探索实践，积累诗艺技巧，创作出了很多合律诗歌，推动了诗歌的格律化，这也影响到后宫女性诗歌的创作。喜爱文学，有着很高文学素养的徐惠，初步具有了一定格律化意识毫不令人意外。女诗人的创作尝试在诗歌史上的意义，应同初唐宫廷诗人在促进中国宫廷古代诗歌朝着格律化方向发展的意义一样，值得后人肯定。
这首词的前两句“纤月黄昏庭院，语密翻教醉浅”是对往日感情的回忆。那个时候，正好是黄昏，一轮新月笼罩整个庭院，虽然没有落霞孤鹜，却有长天秋水。词人十有八九是因为心有牵绊，所以就借酒消愁，但是恋人却翩然而来，悦然相伴，说着绵绵的情话，情意真是缠绵，原本浓浓的醉意都被这些缠绵给驱散到九霄云外了。这回忆的甜美，如饮醇醪。这大概是那些富贵人家原本就有迟眠晏起，俾昼作夜的好习惯，况且纳兰性德是个公子，白天要在书房读书，要学习骑射，放学归内时，差不多天色已晚，因此所写诗词都以“夜景”居多。
后面一句“知否那人心”把词人从美好的回忆里带到了残酷的眼前。真不知道离别后，恋人心里怎么想，说不定早就把自己忘了，虽说“旧恨新欢相半”，事实上很有可能迷上新欢，而忘记旧恨。这里仿佛句句都是埋怨的语气，声声都是质问了。有道是多情自古空余恨，埋怨也没有什么用处，所以词人只好幽独孤单，相思彷徨，以泪洗面而不能入睡。
““红泫”二字足以看出纳兰性德思念之孤楚。描写恋人约会只用了“纤月黄昏庭院”六个字，描写被抛弃的悲哀也只用了“珊枕泪痕红泫”，可以说简约精练到了极点。整首词词人之悲伤已自不待言，然而亦是空惆怅，徒奈何，所以只能对浩渺苍天发一声：谁见？谁见？以决绝之问收尾全篇。
此曲吊古咏史，缅怀和赞颂了三国时期三位杰出人物曹操、周瑜、诸葛亮的丰功伟业。借用“赤壁东风”和“八阵图”等典故，言简意丰地塑造了他们的英雄形象，并对三国鼎立的形势进行了鸟瞰与概括。全曲写得沉郁奔放，与所吟人物的胸襟抱负暗相契合。全曲凝练紧凑，气势豪放，笔力不凡。
第一位英雄：曹操。“有酾酒临江，横槊曹公。”在阿鲁威的这首小令中，诗人仅以寥寥二句，便将曹操这位不可一世的英雄形象勾勒出来了。曹操不仅身经百战、力扫群雄，统一了中国北方，而且文采斐然，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风流人物。
第二位英雄：孙权。“紫盖黄旗，多应借得，赤壁东风。”《三国志·吴书》记载魏郎中令陈化答曹不云：“旧说紫盖黄旗，运在东南。”作者认为，虚幻的王气不足凭信，东吴之所以能建立王业，是因为孙权、周瑜赤壁一战，借助东风，火烧了曹军的战船，粉碎了曹操的攻势。
第三位英雄：诸葛亮。“更惊起南阳卧龙，便成名八阵图中。”他胸怀奇才，隐居南阳，徐庶称之为卧龙。按照他的本愿，只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后来之所以出山辅佐刘备，直接原因是为了报答刘备三顾茅庐的知遇之恩，但归根到底还是时代的、历史的因素促使他做出了这一选择。作者用“惊起”二字，生动而又形象地描绘出诸葛亮由隐居到出山的转变过程。
“鼎足三分，一分西蜀，一分江东。”末尾三句既是紧承对诸葛亮的描写，又对魏、吴、蜀三方作了一个总结，而全篇也就戛然而止了。
纵观全篇，作者以大开大合之笔，再现了三国人物的历史风采，歌颂了他们的英雄业绩，含蓄地表达了自已追慕古贤、大展经纶之宏愿。感情基调是雄健的、高昂的，大有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辛弃疾《南乡子·何处望神州》遗风。而无苏词的“人生如梦”和辛词的“风景不殊，正有山河之异”的感叹，因而更能激发读者振奋向上的情感。作者是欲借此慕古贤而暗寓自已壮志难酬之隐，也不完全排除。唯曲辞未露端倪，故只有留待欣赏者见仁见智地去领略了。
这是一篇构思新颖别致的散文。题目名曰《道山亭记》，但作者对道山亭本身的构造和外观几乎没有着墨，而是从遥远的历史和广阔的空间慢慢道来，如同电影中的远镜头逐渐向观众逼近，变为特写镜头，让读者既能从阔大的背景中远视，又能在焦点上细察，具有丰厚的美学韵味。作者以洋洋洒洒的文笔，描写了闽地的山川形势，水陆交通以及风土民情，然后点出道山亭的景状及其寓意。文章风格峭拔多变，文笔雄伟奇崛，短句纷陈，新颖别致。
文章一开始，描写道山亭的所在地闽中郡的历史由来和地理特点，尤其侧重从陆路和水路两个方面表现这里的高山险峻和溪水湍急，十分难行。走陆路如同抓着绳子攀登，“或垂崖如一发，或侧径钩出于不测之溪上，皆石芒峭发，择然后可投步。”走水路则石头错出急流间，千里上下，不见首尾，“舟溯沿者，投便利，失毫分，辄破溺。”在陆路上行走，“负戴者虽其土人，犹侧足然后能进，非其土人，罕不踬也。”在水陆上行走，“虽其土长川居之人，非生而习水事者，不敢以舟楫自任也。”在这里，作者充分发挥想象和描写之能事，运用比喻和对比等艺术手法，予以浓墨渲染。特别是对溪水湍急状貌的描绘，十分生动：“或衡缩蟉糅，或逆走旁射，其状若蚓结，若虫镂，其旋若轮，其激若矢。”
接着，作者的笔触将描写的空闻进一步缩小到侯官，重点表现这里的地理特点、风俗人情等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侯官地平且广，离周围的山较远，南有闽江，东有大海，商船云集、人们喜建华丽住宅，尤其佛、道宫观数以百计，十分瑰丽奇特。这些叙述和描写，十分精练而又富有代表性，为道山亭的建造展现了一个优美适宜的环境。
但是，作者的作文最重“以文明道”，所以他写此文的目的并不仅仅表现道山亭的迷人景致，而是重点赞赏知福州政绩名震遐迩的程师孟及其建造道山亭的举措。因此，文章的后半部分虽然篇幅不多，但却是重心所在。作者介绍了程公建造道山亭的具体地点、动机和目的，并把程公建道山亭看作其诸多政绩的一部分，肯定了封建官吏在政务之余追求耳目之乐的合理性。这对作者来说，是难得的思想闪光。他不仅认为道山亭建造的地点好：“不下簟席而尽于四瞩”，更欣赏程公“抗其思于埃墙之外”的壮志，与取名为“道山亭”相吻合，这实际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曾巩的精神追求。
文章既写景又写人，写景从大到小，层层深入，清晰传神。写人（程公）紧扣道山亭的由来，突出其精神风貌，点面结合。文章以道山亭为核心，旁及它的地理特点和人文景观（包括它的建造者），关键处顺便表达自己的态度和看法，显得有条不紊，简练生动，给读者留下鲜明而又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