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材的因袭,包括不同文学形式对同一题材的移植、改编,都有一个再创造的过程。王维《桃源行》固然是成功的一例,而他的《夷门歌》同样也是故事新编式的杰作。
此诗题材出自《史记·魏公子列传》,即信陵君窃符救赵的历史故事。但从《魏公子列传》到《夷门歌》,有一重要更动:故事主人公由公子无忌(信陵君)变为夷门侠士侯嬴,从而成为主要是对布衣之士的一曲赞歌。从艺术手法上看,将史传以二千余字篇幅记载的故事改写成不足九十字的小型叙事诗,对题材的重新处理,特别是剪裁提炼上“缩龙成寸”的特殊本领,令人叹绝。
诗共十二句,四句一换韵,按韵自成段落。
一至四句交待故事的背景。先写七雄争霸天下的大势,后写“窃符救赵”事件的成因。以“何纷纷”三字道出天下大乱的局面,以“益围邯郸怠”推出情况的紧急,以“不救”二字表现出形势的严峻。
“七雄雄雌犹未分,攻城杀将何纷纷。秦兵益围邯郸急,魏王不救平原君。”四句交代故事背景。细分,则前两句写七雄争霸天下的局势,后两句写“窃符救赵”的缘起。粗线钩勒,笔力雄健,“叙得峻洁”(姚鼐)。“何纷纷”三字将攻城杀将、天下大乱的局面形象地表出。传云:“魏安厘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赵长平军,又进兵围邯郸(赵都)”,诗只言“围邯郸”,然而“益急”二字传达出一种紧迫气氛,表现出赵国的燃眉之“急”来。于是,与“魏王不救平原君”的轻描淡写,对照之下,又表现出一种无援的绝望感。
五至八句,写信陵君礼遇侯生。连用两个“愈”字,一是写出侯生的有意傲慢,二是写出魏公子的礼贤。“亥为屠肆鼓刀人,嬴乃夷门抱关者”两句,巧用原文,点化为对仗句。
赵魏唇齿相依,平原君(赵国贤公子)又是信陵君的姊夫。无论就公义私情而言,“不救”都说不过去。无奈魏王惧虎狼之强秦,不敢发兵。但诗笔到此忽然顿断,另开一线,写信陵君礼贤下士,并引入主角侯生。
“公子为嬴停驷马,执辔愈恭意愈下。亥为屠肆鼓刀人,嬴乃夷门抱关者。”信陵君之礼遇侯嬴,事本在秦兵围赵之前,故这里是倒插一笔。其作用是,暂时中止前面叙述,造成悬念,同时运用“切割”时间的办法形成跳跃感,使短篇产生不短的效果,即在后文接叙救赵事时,给读者以一种隔了相当一段时间的感觉。信陵君结交侯生事,在《史记》有一段脍炙人口的、绘声绘色的描写。诗中却把诸多情节,如公子置酒以待,亲自驾车相迎,侯生不让并非礼地要求枉道会客等等,一概略去。单挑面对侯生的傲慢“公子执辔愈恭”的细节作突出刻画。又巧妙运用“愈恭”“愈下”两个“愈”字,显示一个时间进程(事件发展过程)。略去的情节,借助于启发读者的联想,得到补充,便有语短事长的效果。两句叙事极略,但紧接二句交代侯嬴身份兼及朱亥,不避繁复,又出人意外地详。“嬴乃夷门抱关者也”,“臣乃市井鼓刀屠者”,都是史传中人物原话。“点化二豪之语,对仗天成,已征墨妙”(赵殿成《王右丞诗集笺注》),而唱名的方式,使人物情态跃然纸上,颇富戏剧性。两句妙在强调二人卑微的地位,从而突出卑贱者的智勇;同时也突出了公子不以富贵骄士的精神。两人在窃符救赵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故强调并不多余。这段的一略一详,正是白石道人所谓“难说处一语而尽,易说处莫便放过”,贵在匠心独运。
九至十二句专写侯生,与首段呼应。以“献奇谋”,即策划窃符救赵及夺晋鄙军写出其智;以“向风刎颈”写出其义。末两句写得慷慨豪迈,感人颇深。
“非但慷慨献奇谋,意气兼将生命酬。向风刎颈送公子,七十老翁何所求!”最后一段专写侯生,既紧承前段又遥接篇首,回到救赵事上来。“献奇谋”,指侯嬴为公子策划窃符及赚晋鄙军一事,这是救赵的关键之举。“意气”句则指侯嬴于公子至晋鄙军之日北向自刭事。其自刎的动机,是因既得信陵君知遇,又已申燕刀一割之用,平生意愿已足,生命已属多余,故作者着力表现这一点。末二句议论更作波澜,说明侯生义举全为意气所激,并非有求于信陵君。慷慨豪迈,有浓郁抒情风味,故历来为人传诵。二句分用谢承《后汉书》杨乔语(“侯生为意气刎颈”)和《晋书·段灼传》语(“七十老公复何所求哉!”)而使人不觉,用事自然入妙。诗前两段铺叙、穿插,已蓄足力量,末段则以“非但”、“兼将”递进语式,把诗情推向高峰。以乐曲为比方,有的曲子结尾要拖一个尾声,有的则在激越外戛然而止。这首诗采取的正是后一种结尾,它如裂帛一声,忽然结束,却有“慷慨不可止”之感,这手法与悲壮的情事正好相宜。
此诗写战国时隐者义士侯嬴献策救赵,慷慨捐躯的壮烈行为,热烈歌颂侯嬴和朱亥这些出身下层的英雄人物见义勇为的豪侠精神,也赞扬了信陵君能任用贤才的开明政治风度。
此诗把一个有头有尾的史传故事,择取三个重要情节来表现,组接巧妙、语言精炼、人物形象鲜明,代表着王维早年积极进取的一面。唐代是中下层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扬眉吐气的时代,这时出现为数不少的歌咏游侠的诗篇,决不是偶然的。《夷门歌》故事新编,溶入了新的历史内容。
《诗经》的篇名,大多是取于篇内的成句、成词。周颂中只有《酌》《赉》《般》的篇名不在该篇文字之内;而《小毖》却又特别,“毖”取于篇内,“小”则取自篇外。《小毖》的题意,方玉润《诗经原始》以为即是“大戒”,颇见其新,但如果说从“小者大之源”(《后汉书·陈忠传》)的角度而言方说尚勉强可通,那么,戒之意已在“惩”中表示而不题篇名为“小惩”就非方氏新说所能解释。就题目而言,”小毖“应是小心谨慎之意。
《周颂·小毖》篇名中点出了“毖”,诗中却除前两句“惩”“毖”并叙外,其余六句则纯然强调“惩”。
“莫予荓蜂”句中“荓蜂”的训释,对于诗意及结构的认识颇关重要。孔疏释为“掣曳”,朱熹《诗集传》释“荓”为“使”,均属未得确解,以致串释三、四两句时虽曲意迎合,仍殊觉难以圆通。其实,“荓蜂”是指微小的草和蜂,易于忽视,却能对人施于“辛螫”之害,与五、六两句“桃虫”化为大鸟形成并列的生动比喻,文辞既畅,比喻之义亦显。
“未堪家多难”一句,与《周颂·访落》完全相同,但因后者作于周公摄政前,而此篇作于周公归政后,所以同一诗句含义便有差别。《周颂·访落》中此句是说国家处于多事之秋,政局因武王去世而动荡不安,自己(成王)年幼并缺少经验而难以控制;《周颂·小毖》中则是指已经发生并被平定的管叔、蔡叔、武庚之乱。
由于创作时间有先后之别,《周颂·访落》可以说是周公代表成王所发表的政策宣言,而《周颂·小毖》则信乎为成王自己的声音。其时,成王年齿已长,政治上渐趋成熟,亲自执政的愿望也日益强烈。不过,在《周颂·小毖》中,成王这种强烈的愿望,并非以豪言壮语,而是通过深刻反省予以表达,其体现便是前面所说的着重强调“惩”。
《周颂·小毖》的主旨在于惩前毖后。惩前的大力度,正说明反省之深刻,记取教训之牢,以见毖后决心之大。惩前是条件,毖后是目的,诗中毖后的目的虽然没有丝毫的展示,却已隐含在惩前的条件的充分描述之中。在诗中,读者可以体会到成王深刻的反省:自己曾为表面现象蒙蔽而受害,曾面临小人图穷而匕现的威胁,也曾经历过难以摆脱的危机。但这何尝又不由此而受到启发,进而深思:此时的成王,已经顺利度过危机,解除了威胁,而更重要的是,他已成熟.并将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决心为巩固政权而行天子之威令。
《周颂·小毖》隐威令于自省,寓毖后于惩前,其实正是对群臣的震慑,但含而不露,符合君临海内的天子身份,其笔墨之经济,也显示出创作匠心。“惩前毖后”这一成语即由《周颂·小毖》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