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写作者到边地见到壮丽景色,抒发立功报国的壮志。全诗一气呵成,体现了盛唐诗人的昂扬情调。
燕台原为战国时燕昭王所筑的黄金台,这里代称燕地,用以泛指平卢、范阳这一带。“燕台一去”犹说“一到燕台”,四字倒装,固然是诗律中平仄声排列的要求,更重要的是,起笔即用一个壮大的地名,能增加全诗的气势。诗人初来闻名已久的边塞重镇,游目纵观,眼前是辽阔的天宇,险要的山川,不禁激情满怀。一个“惊”字,道出他这个远道而来的客子的特有感受。这是前半首主意所在,开出下文三句。
客心因何而惊呢?首先是因为汉家大将营中,吹笳击鼓,喧声重叠。此句运用南朝梁人曹景宗的诗意:“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表现军营中号令之严肃。但仅仅如此,还未足以体现这个“惊”字。三四两句更进一步,写这笳鼓之声,是在严冬初晓之时发出的。冬季本已甚寒,何况又下雪,何况又是多少天来的积雪,何况又不止一处两处的雪,而是连绵千万里的雪;这些雪下得如此之广,又积得如此之厚,不说它是怎样的冷了,就是雪上反映出的寒光,也足以令人两眼生花。“万里寒光生积雪”这一句就这样分作四层,来托出一个“惊”字。这是往远处望。至于向高处望,则见朦胧曙色中,一切都显得模模糊糊,唯独高悬的旗帜在半空中猎猎飘扬。这种肃穆的景象,暗写出汉将营中庄重的气派和严整的军容。边防地带如此的形势和气氛,自然令诗人心灵震撼了。
以上四句已将“惊”字写足,五六两句便转。处在条件如此艰苦。责任如此重大的情况下,边防军队却是意气昂扬。笳鼓喧喧已显出军威赫然,而况烽火燃处,紧与胡地月光相连,雪光、月光、火光三者交织成一片,不仅没有塞上苦寒的悲凉景象,而且壮伟异常。这是向前方望。“沙场烽火连胡月”是进攻的态势。诗人又向周围望:“海畔云山拥蓟城”,又是那么稳如磐石。蓟门的南侧是渤海,北翼是燕山山脉,带山襟海,就像天生是来拱卫大唐的边疆重镇的。这是说防守的形势。这两句,一句写攻,一句说守;一句人事,一句地形。在这样有力有利气势的感染下,便从惊转入不惊,于是领出下面两句,写“望”后之感。诗人虽则早年并不如东汉时定远侯班超初为佣书吏(在官府中抄写公文),后来投笔从戎,定西域三十六国,可是见此三边壮气,却也雄心勃勃,要学西汉时济南书生终军,向皇帝请发长缨,缚番王来朝,立一下奇功了。末联连用了两个典故。第一个是"投笔从戎":东汉班超原在官府抄公文,一日,感叹说,大丈夫应该"立功异域",后来果然在处理边事上立了大功。第二个是"终军请缨":终军向皇帝请求出使南越说服归附,为表现自己有足够的信心,他请皇帝赐给长带子,说是在捆南越王时要用它。祖咏用了这两个典故,意思很明白,更有豪气顿生之感。末二句一反起句的“客心惊”,水到渠成,完满地结束全诗。
这首诗从军事上落笔,着力勾画山川形胜,意象雄伟阔大。全诗紧扣一个“望”字,写望中所见,抒望中所感,格调高昂,感奋人心。诗中多用实字,全然没有堆砌凑泊之感;意转而辞句中却不露转折之痕,于笔仗端凝之中,有气脉空灵之妙。此即骈文家所谓“潜气内转”,亦即古文家所谓“突接”,正是盛唐诗人的绝技。
这是一首直接歌咏历史题材,表达作者议论见解的咏史诗。它跳出了一般咏史诗的窠臼,从另一个角度写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含蓄而有新意。
诗的前两句以看似平实之笔叙说了诗人所见:当年秦始皇焚书之处历经千年,已成为历史陈迹,除去满洞穴的尘土外什么也没有了,就过路旁的农夫看到这荒凉景象也感到伤心。这两句既交代了吟咏的历史事件,又从侧面写出了诗人的感慨,看似“无我”,实则“有我”。试想:历史上秦始皇焚书的暴行,是一场民族文化的大劫难。许多优秀的书籍被付之一炬,使每一个视书为生命的读书入念此而心痛,千年之后的罗隐亦不例外。但诗人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没有直写自己的感慨,而是借写自己的所见,借写他人的感受来表现这种感慨。一个不识诗书的农夫尚且“伤神”,罗隐作为一个读书人,自然更是感伤至极,这一点,读者一想即知,不说胜似多说。这种融思想感情于叙事当中、融丰富内容于平实当中的写法,既简明经济,又韵味无穷,不由人不赞叹诗人运用语言、高度概括的功力。
诗的三四句,写诗人的议论,揭示秦始皇焚书的原因。“祖龙算事浑乖角,将谓诗书活得人。”意谓秦始皇谋划事情还真聪明,他认为烧毁书籍就能保秦王朝永在,赢代政权永存。一般的咏史诗,作者都是从客观的角度,或赞或贬自己所吟咏的历史事件及人物,而罗隐却不是这样处理的。他是带着嘲讽的语气,从揣测秦始皇主观心态的角度,轻轻一笔写就的。这里诗人不用始皇而用“祖龙”,本身就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曾对“祖龙”自作解释说:“祖龙者,人之先也。”他要做诸“龙”之先,然后传诸子孙万代。既如此,诗人就用“祖龙”来称呼他,但实质是仅其意而用之,绝非单纯地使用典故。秦始皇为当初采纳李斯的奏议,烧毁了他认为是祸乱根源的“百家之言”,主观上是要推行“以愚黔首”的愚民政策,借以维护其政治统治,达到传二世、三世以至万世之目的。这样的打算是荒谬的,仅是一厢情愿而已。因为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焚书之后没几年,义军四起,赢氏政权很快就成了一个短命王朝,对于这些与秦始皇主观设想背道而驰的历史事实,罗隐是再清楚不过了。但是诗人并没有像其他后世文人那样去正面议论,直抒胸臆,猛烈地抨击谴责秦始皇所为之荒谬,残暴,而是以较为轻松的似乎是局外人的语气,通过“浑乖角”这样的词语表达自己的揶揄嘲讽之意,不露锋芒而又锋利无比,无情地鞭挞了秦始皇焚书的暴行,深刻地讽刺了秦始皇的异想天开,真可谓匠心独运,曲折达意而又深刻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