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觉得奇怪的是,用散文的形式写作喜雨的,在文学史上却并不多见。因此,苏轼的这篇散文《喜雨亭记》就显得十分突出了。当然,如果仅仅是因为前人未写而自己写了这一题材,对文学史有所贡献尚不足为奇。一旦后人接手写作,超越了前人的作品,那么前者就只能有一点文学史的价值而谈不到什么艺术的永恒价值了。苏轼的《喜雨亭记》却不是这样,因为它自身就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有许多令人品味的地方。也许正是这一点,使得后来的作家裹足不前,心甘情愿地让苏轼一枝独秀了吧。
文章开始即点明了用“雨”命名的缘由,与“喜”字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一共援引了历史上的三件事作铺垫,说明古人有了喜事,常常受用这件喜事来命名,以纪念喜事,或者也有预示将来喜事连连的意思。这三件事都很有趣。因为它们与国家的政治都有关系,其中并多少含有天人的关系。第一件事,相传周成王的同母弟堂叔得一异禾,献给了成王。成王将禾转送了周公。周公于是作了《嘉禾》一篇。第二件事,汉武帝于公元前116年5月,在汾水上得一宝鼎,于是改年号为元鼎元年。第三件事,鲁文公十一年,北狄鄋瞒国伐鲁,鲁文公派叔孙得臣抗敌,获胜,并俘获了国君侨如,于是特自己的儿子命名为侨如。最后这件事,对今人来说,几乎困惑不解了。为什么将敌人的名称用作自己儿子的名字?这是颇为值得研究的事情。无论如何,这是作者为要以雨志亭所作的铺垫,有了这一铺垫,再说事和雨就有记述的道理了。这就像逻辑学中大前提、小前提的三段论一样,有了大前提,后面的话即好说许多,也容易让人接受。
苏轼到风翔府任职的第二年,建官舍,行政事,凿池引流,美化环境,但不巧的是当地整整一个月没有下雨,旱情显现,灾情就会是必然的结果了。大旱望云霓,百姓的忧愁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恰好显示了苏轼笔墨的巧妙。我们知道,苏轼在写《后赤壁赋》的时候,曾经说到自己孤独闲寂,正好有两个朋友来了;霜露既降、明月诱人,想酒而樽空,贤妻正好献上了珍藏多时的美酒;没有下酒之物,正好客人笑哈哈地拿出了出水时鲜。一切就是那么巧,又那么惬人心意。这里也同样如此。百姓们盼望下雨,望眼欲穿,结果是“乙卯乃雨,甲子又雨”,这种句子,轻淡、简单,但不寡味,很像甲骨卜辞中的语言,但甲骨卜辞中是占问、预测,这里则是如实提供了,所以这种句子读来是令人心醉的。够不够?“百姓以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按,乙卯是四月初二日,甲子是四月十一日,丁卯是四月十四日。半月之内连降了三场雨,前两次不足,第三次一连下了三天。下得透,下得足,下得实在。要说好雨,喜雨,这才真正称得上是好雨,喜雨!杜甫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总令人有细小入微不够大气的感觉。这里我们要注意“民以为未足”一句的作用,这一抑、一落,然后产生后面的三日大雨,效果才能够显示出来。没有这么一句,当然也可以成立,但是读起来就平软的多了。
这场大雨产生的欢快气氛是可观的:“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忭于野,忧者以喜,病者以愈……”。这是一幅万民同乐官民同欢的喜庆图,较之欧阳修的太守和民的欢乐,真不可同日而语,因为欧阳修的乐并没有落到实处,架空,浮廓,是在造文、造情,而苏轼这里却是在如实地写作了。我们仿佛也同苏轼一起融入了喜雨的场景之中。唯其如此,苏轼为新落成的亭子命名“喜雨”才是顺理成章之事,才真正具有意义。
亭名由来有自,讲清楚之后也就等于曲终奏雅,逐善可陈了。但是苏轼又在这里做出了好文章,说他善于翻空出奇也好,说他敢于寻根溯源也好,无论如何,作者在这里表现出了惊人的艺术技巧。作者把笔锋一转,以设问的方式,从反面人手来探讨喜雨。曲径通幽,我们试想,也许这是继续写此雨的唯一途径,但苏轼找到了,并不一定是妙手偶得,可能是苏轼的真正功力所在。文中说道:“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则无麦。……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则无禾。”无麦无禾,饿鸿遍野,盗贼蜂起,百姓遭殃。但是不到五日,不到十日,就喜雨骤至,泽惠我民,又怎么能说不是上天厚待苍生?加上这么一段,文章就显得十分充实,丰满,在对比中更觉得雨之可喜。
写到这里,苏轼开始笔歌墨舞了,但是也曲尽其妙。“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为襦;使天而雨玉,饥者不得以为粟,一雨三日,伊谁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归之天子,天子曰不然;归之造物,造物不以为功;归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你看,他还是落在亭上,层层递进,把天降喜雨的大功劳像画饼一样,在太守、天子、造物和太空面前虚晃一二,并忙里偷闲找出了一句,让这些人都一一默然,谦虚地拒绝这一荣耀,多漂亮的话,各路诸侯都奉到了,然后再实实在在地放到主题上去。既然如此,就让我们以喜雨来为亭子命名吧。一虚一实,一推一进,总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作者紧扣一个“雨”字.一个“喜”字。在不到五百字的文章中,“雨”字出现了十五次,有两次作动词使用,“喜”、“乐”共出现六次。通篇都贯穿着为雨而喜的喜气洋洋的气氛。
中国古代,自孟子开始,创天子、官员要有与民同乐,乐民之乐的思想。写这种作品的人很多,但真正写得好的不多。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是其一,苏轼的此篇文章则表现得更好,好就好在落实、不空。
这篇文章在用词上也有值得注意之处。一、排比句多。比如第一段,作者为了说明古人有喜事则名物以示不忘,举了三个例子,三个例子就是三个排比句,借助这种句法,使读者在文意方面有一种说理透彻,充实满足的感觉。第二段写大雨之后,百姓的欢乐场面以及第四段的“雨珠”“雨玉”说,也同样用的是排比形式。在人们喜之不尽,手舞足蹈之时,文字上必须有所变化,一味的松散不可能有文字的整饬条理来得惹眼引人。二、结尾的用韵。《喜雨亭记》的结尾很有意思,它既照应了开头,又给人许多的联想,值得我们注意。苏轼的哲学思想是儒释道三家合一的。在他的诗文中,经常出现对大自然发问的句子,以表达他的人生观和他旷达乐天的情怀。这次大雨之后,感谢谁为好?这里他展开的想象,是从太守到天子,从天子到上天,从上天到造物,其中“玉”、“粟”押韵,“日”“力”押韵,“功“空”押韵,“冥”“名”押韵,读之有循环不尽,均成系统的感觉,神完气足,优雅俊美,然而是虚笔,真正目的则是要归之其小小的亭宇,这样也就把造物、上天、天子、太守、百姓、借助“喜”之“雨”用一个亭子联系了起来,有歌唱的味道,所唱者依然是喜雨,一篇文章的主题所在。
为什么古代关中富甲天下,而近代却默默无闻,特别是唐以后人文凋敝。是不是我们的人种退化了,我近来翻阅(唐代移民史),似乎找到了部分答案。在唐末到宋初的移民浪潮中,关中地区首当其冲,人口大量向东迁移,先经洛阳,然后到苏州扬州等运河地区。大家熟知的大文学家范仲淹,祖籍陕西彬县,但却是苏州人。但我们从其文学作品中仍能感受到其陕人后裔的豪迈文风,范仲淹后来也多年在陕从官,报效桑梓。其实在唐末吴县(今天的苏州地区)已有1/3的北方移民。其实不管是从西周之镐京到东周之洛邑;还是西汉之长安到东汉之洛阳;从隋炀帝迁都洛阳到武则天时期42年居住洛阳,关中地区到洛阳的人口迁移一直是单向的,并又有一次向东南方向迁居。还有明代昆山人顾炎武,曾在华山滞留多年,写下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佳句。写到这里,不得不提到大文豪苏东坡,苏东坡初仕凤翔府签书判官,也就是我的家乡陕西凤翔,凤翔是唐王朝的西京,曾经是晚唐人才和贵族的聚居地。苏东坡初仕凤翔府签书判官三年,可以说对他的人生价值关影响至重,正是由于家乡的纯朴民风,和周秦文化发祥故里文化的熏陶,对其文风产生影响。如果说一个人最难忘记的是自己的初恋,那苏东坡同样也忘不了在凤翔的美好时光,以致后来被贬黄州时,碰到当年的凤翔游侠少年陈季常,两人还忆起当年在凤翔北山纵马驰骋的场景;还有当年在凤翔之任上修的“引凤池”(凤翔东湖),居然后来在杭州西湖和广东惠州西湖二次克隆成功。那篇著名的《喜雨亭记》更是体现了其与民同乐的大同思想。
这首诗是诗人秋天居住在昌谷家中,有感于读书无成,僻处一隅的咏怀之作。诗共十二句,前十句全是写景。这些景物,有的明丽芳香,有的凄凉幽冷,彼此色调很不一致。作者把它们放在一起,构成特殊的情境,以与自己当时的处境和心境相适应。这是李贺诗歌“奇诡”的一种表现。
首二句写山石。首句呈现出一派澄明雅洁的秋光水色,次句寓示霜风凄紧、草木枯凋的肃杀气象。秋水澄明,秋草枯瘦,这景象明丽而又晦涩,柔媚而又瘦硬,说不上是妍是媸,是荣是枯,叫人爱又不是,恨又不是,喜又不是,悲又不是。这类奇异的景物,正是作者当时欲进不得、欲退不能的矛盾心情的曲折反映。三、四句写竹。“侵衣野竹香”,野竹丛生,香侵衣袖,使人爱不忍离。“蛰蛰垂叶厚”,形容竹叶攒簇。傍晚时分,暮色沉沉,浓密的竹叶加深了夜的灰暗色调,则不免使人感到阴森可怖。四句起落频繁,转折急骤,迷离恍惚,变化莫测。
中间四句写空中景色。皎洁的衣亮从东山升起,高高地挂在湛蓝的夜空,显得娟秀可爱。衣中的桂树映衬着嫦娥苗条的身影,星星躲在云彩的下边,眨巴着眼睛在互相逗乐。这一切非常美丽,非常迷人。可惜都在天上,远离人间,可望而不可即。于是笔锋一转,又回到人间,继续写眼前昌谷的景物。
九、十句写在严霜的摧残下,栀子花凋落,泉水从岩石的缝隙里一点一滴艰难地挤出来,发出幽咽的声响,仿佛伤心人的啜泣。写到这里,繁星闪烁,皓衣千里的澄明境界突然化为乌有,取而代之的是眼前幽冷凄清的场景。这两句对上是转折,对下是铺垫。结束二句写人事。作者是以张仲蔚自况,说自己成年累衣在昌谷攻读诗书,书案都快朽烂了,还是一事无成。“案将朽”三字极为沉痛,把自己满肚子的委屈一古脑儿倾吐出来。
这首诗的表现方法比较奇特。它不像一般讽喻诗那样,以叙事为主,中间穿插议论,抒发感慨,而是着力写景,渲染环境气氛,通过种种具体生动的形象,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情怀。诗人笔下的景物,有的明丽芳香,有的枯瘦冷涩。把这些色调极不协调的景物放在一起,显得既生硬,又瑰丽,既芜杂(相互矛盾),又鲜明(彼此辉映),从而产生一种极不寻常的艺术魅力。它生动地再现了特定时间(秋夜)、特定地点(昌谷)的景色,真实地反映了诗人的处境和心情。
诗中写到春“眠”、“莺啼”、“花落”、“宿雨”,与孟浩然的五绝《春晓》相似。两首诗写的生活内容有那么多相类之处,而意境却很不相同。彼此相较,最易见出王维此诗的两个显著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绘形绘色,诗中有画。这并不等于说孟诗就无画,只不过孟诗重在写意,虽然也提到花鸟风雨,但并不细致描绘,它的境是让读者从诗意间接悟到的。王维此诗可完全不同,它不但有大的构图,而且有具体鲜明的设色和细节描画。写桃花、柳丝、莺啼,捕捉住春天富于特征的景物,这里,桃、柳、莺都是确指,比孟诗一般地提到花、鸟更具体,更容易唤起直观印象。通过“宿雨”、“朝烟”来写“夜来风雨”,也有同样的艺术效果。在勾勒景物基础上,进而有着色,“红”、“绿”两个颜色字的运用,使景物鲜明怡目。读者眼前会展现一派柳暗花明的图画。“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加上“杨柳依依”,景物宜人。着色之后还有进一层渲染:深红浅红的花瓣上略带隔夜的雨滴,色泽更柔和可爱,雨后空气澄鲜,弥散着冉冉花香;碧绿的柳丝笼在一片若有若无的水烟中,更袅娜迷人。经过层层渲染、细致描绘,诗境自成一幅工笔重彩的图画;相比之下,孟诗则似不着色的写意画。一个妙在有色,一个妙在无色。孟诗从“春眠不觉晓”写起,先见人,后入境。王诗正好相反,在入境后才见到人。因为有“宿雨”,所以有“花落”。花落就该打扫,然而“家童未扫”。未扫非不扫,乃是因为清晨人尚未起的缘故。无人过问满地落花的情景,别有一番清幽的意趣。这正是王维所偏爱的境界。“未扫”二字有意无意得之,毫不着力,浑然无迹。末了写到“莺啼”,莺啼却不惊梦,山客犹自酣睡,这正是一幅“春眠不觉晓”的入神图画。但与孟诗又有微妙的差异,孟诗从“春眠不觉晓”写起,其实人已醒了,所以有“处处闻啼鸟”的愉快和“花落知多少”的悬念,其意境可用“春意闹”的“闹”字概括。此诗最后才写到春眠,人睡得酣恬安稳,于身外之境一无所知。花落莺啼虽有动静有声响,只衬托得“山客”的居处与心境越见宁静,所以其意境主在“静”字上。王维之“乐”也就在这里。崇尚静寂的思想固有消极的一面,然而,王维诗难能可贵在它的静境与寂灭到底有不同。他能通过动静相成,写出静中的生趣,给人的感觉仍是清新明朗的美。唐诗有意境浑成的特点,但具体表现时仍有两类,一种偏于意,如孟诗《春晓》就是;另一种偏于境,如此诗就是。而由境生情,诗中有画。是此诗最显著优点。
第二个特点是对仗工致,音韵铿锵。孟诗《春晓》是古体五言绝句,在格律和音律上都很自由。由于孟诗散行,意脉一贯,有行云流水之妙。此诗则另有一工,因属近体六言绝句,格律极精严。从骈偶上看,不但“桃红”与“柳绿”、“宿雨”与“朝烟”等实词对仗工稳,连虚字的对仗也很经心。如“复”与“更”相对,在句中都有递进诗意的作用;“未”与“犹”对,在句中都有转折诗意的作用。“含”与“带”两个动词在词义上都有主动色彩,使客观景物染上主观色彩,十分生动。且对仗精工,看去一句一景,彼此却又呼应联络,浑成一体。“桃红”、“柳绿”,“宿雨”、“朝烟”,彼此相关,而“花落”句承“桃”而来,“莺啼”句承“柳”而来,“家童未扫”与“山客犹眠”也都是呼应着的。这里表现出的是人工剪裁经营的艺术匠心,画家构图之完美。对仗之工加上音律之美,使诗句念来铿锵上口。中国古代诗歌以五、七言为主体,六言绝句在历代并不发达,佳作尤少,王维的几首可以算是凤毛麟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