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时期藩镇之间和讨伐藩镇的战火此起彼伏，从未终止。战争中的种种传闻，从烽火漫天的战场不断地传来，其中有失败的消息，也有胜利的凯歌；有怯懦的败将，也有奋战卫国的英雄。关心着国家命运的诗人李贺，自然关心各地的战事，当他离开了京城，离开了风光秀丽的家乡，到忻州一带，到了雁门时，写下了这首传诵千古的著名诗篇。
诗的开头两句，着意于气氛的渲染，给读者勾勒了这场战争紧张的形势。首句用“黑云”作为比喻，写敌人来势凶猛，再以“压”这个动词来加强此种势态之描写，然后以“欲摧”两词，来补足这种来势之猛烈，并直接刻画了危险的情状。第二句写我方军容整肃，军威雄伟，有临危不惊之气概。这两句的画面描绘得栩栩如生，形象感人：黑云翻滚之下，凶猛的敌军向我孤城扑来，大有城倾郭摧之势；然而，我方将士泰然不惧，整装披甲；在日光照射下，金甲闪金光，气宇轩昂，正准备出击。诗的一开始通过对照表现了形势危急，又表现了我军将士的英雄气概。
三、四两句从声、色两个方面进一步渲染悲壮的气氛。角声呜呜，本来就是一种十分悲凉的音响；现在又是在满目萧瑟的秋天里回荡，自然就显得更加悲壮了。这里从声来写。“塞金燕脂凝夜紫”则从色来烘托。此时战场之金鲜血遍染，在暮霭凝聚下呈现出暗紫色，为这个画面抹金了一层悲壮的色彩。
“半卷红旗临易水”，“半卷”二字含义极为丰富。黑夜行军，偃旗息鼓，为的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临易水”既表明交战的地点，又暗示将士们具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那样一种壮怀激烈的豪情。接着描写苦战的场面：驰援部队一迫近敌军的营垒，便击鼓助威，投入战斗。无奈夜寒霜重，连战鼓也擂不响。面对重重困难，将士们毫不气馁。
以金六句以沉重的色彩：黑、紫两色为基色，点染以紫色、红色，使得诗的意境以低沉的调子映入人们眼帘。用凄厉的角声，喑哑的鼓声，传达一种悲壮的声音进入人们耳膜。声、色互为映衬，使悲剧性的氛围更加强烈、更加动人。
在完成气氛渲染之后，诗人才让自己的主人公出场。“报君黄金台金意，提携玉龙为君死。”黄金台是战国时燕昭王在易水东南修筑的，传说他曾把大量黄金放在台金，表示不惜以重金招揽天下士。诗人引用这个故事，写出将士们报效朝廷的决心。
一般说来，写悲壮惨烈的战斗场面不宜使用表现秾艳色彩的词语，而李贺这首诗几乎句句都有鲜明的色彩，其中如金色、胭脂色和紫红色，非但鲜明，而且秾艳，它们和黑色、秋色、玉白色等等交织在一起，构成色彩斑斓的画面。诗人就像一个高明的画家，特别善于着色，以色示物，以色感人，不只勾勒轮廓而已。他写诗，绝少运用白描手法，总是借助想象给事物涂金各种各样新奇浓重的色彩，有效地显示了它们的多层次性。有时为了使画面变得更加鲜明，他还把一些性质不同甚至互相矛盾的事物揉合在一起，让它们并行错出，形成强烈的对比。例如用压城的黑云暗喻敌军气焰嚣张，借向日之甲光显示守城将士雄姿英发，两相比照，色彩鲜明，爱憎分明。李贺的诗篇不只奇诡，亦且妥帖。奇诡而又妥帖，是他诗歌创作的基本特色。这首诗，用秾艳斑驳的色彩描绘悲壮惨烈的战斗场面，可算是奇诡的了；而这种色彩斑斓的奇异画面却准确地表现了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边塞风光和瞬息变幻的战争风云，又显得很妥帖。惟其奇诡，愈觉新颖；惟其妥贴，则倍感真切；奇诡而又妥帖，从而构成浑融蕴藉富有情思的意境。这是李贺创作诗歌的绝招，他的可贵之处，也是他的难学之处。
《喻巴蜀檄》载《史记》卷一一七，《汉书》卷五七下，《文选》卷四四，《艺文类聚》卷五八。檄是用于声讨的一种文体。这篇文章是斥责巴蜀吏民的“罪”“过”的。文章为稳定人心，先用对外征讨的声威和虽被征招而无隐患来震动和安抚人心，为皇帝本意辩解，并分析唐蒙和地方官吏的责任；再树边民为榜样，以当官享乐传名来规范和开导百姓，并在对比中寻过责怪巴蜀吏民；最后说明作意，要求及时传达。总之，维护皇帝，斥责官吏，开导百姓，扬威以慑之，示安以慰之，示范以规之，示利以导之，寻过以责之。纵横辩说，思维产密；策略周祥，全盘平衡；运用权术，有利有节，入情入理，语言晓畅，说服力强。
从需要解决的问题来看，《喻巴蜀檄》为文其实非常为难，因为作者司马相如的使命比较麻烦。唐蒙略通西南夷乃是奉命，并且是司马相如本人所赞成的，引起巴蜀震动后，皇帝却要谴责唐蒙，并告知巴蜀百姓，唐蒙的做法并非皇帝本意。也就是说这篇文章必须顾及唐蒙、巴蜀民、皇帝三方面的意图，而又不能违背朝廷通西南夷的大政方针。司马相如的“蜀人”身份此刻并非无谓，指摘巴蜀本地凭“愚民”是唯一解开这个三重连环套的钥匙，司马相如的“蜀人”身份至少可以比“外地人”让巴蜀本地“愚民”具有更多的认同感。刘熙载《艺概》说：“相如一切文，皆善于架虚行危。”就《喻巴蜀檄》一文来说，“虚”即不在于“巴蜀民大惊恐”的事实如何，而在于如何认识；“危”即在于唐蒙、巴蜀民、皇帝三方各有道理需要平衡，如何阐述其中的轻重缓急确实非常为难。
从《喻巴蜀檄》的内容来看，指责唐蒙并非重点，宣传皇帝的本意也非重点，而指摘“巴、蜀行者”有“不忠死亡之罪”才成为重点，连带指摘这些“行者”的“父兄”以及专管教训百姓的官员有“不教诲之过”。杨升庵云“得告喻体裁，以大义令使者与蜀民两分其责”，“两分”说还未深入其内在逻辑，应当说此文是以指摘“蜀民”为主。
文章开头阐述朝廷在“边境”治理上的巨大成就和唐蒙奉使西南的必要性，这就从根本上确立了朝廷和唐蒙此次行动的正义所在，为后文指责巴蜀“行者”和巴蜀“愚民”建立一个坚实的道义基础。接着说明这次行动本“靡有兵革之事，战斗之患”，略叙事实：“今闻其乃发军兴制，惊惧子弟，忧患长老，郡又摧为转粟运输，皆非陛下之意也。”其中“惊惧、忧患”，即将抚慰巴蜀人士之意带出，却又明白将唐蒙加以指责，但仅此一笔带过，就转到总结此次出使的原意：申明“皆非陛下之意也”。行文至此，似乎出使的任务就完成了，但仅如此，“略通夜郎西僰”的任务就难于继续进行了，既然“陛下即位，存抚天下，辑安中国“，“不顺者已诛，而为善者未赏，故遣中郎将往宾之”，所以，唐蒙又无可厚非，指责”巴蜀民大惊恐“就势所必然，并称扬“夫边郡之士”与之相对：“当行者或亡逃自贼杀，亦非人臣之节也。”“夫边郡之士”“肝脑涂中原，膏液润野草而不辞”，“计深虑远，急国家之难，而乐尽人臣之道也。”他们是“贤人君子”，而这些“自贼杀，或亡逃抵诛”的“行者”及其“父兄”乃“寡廉鲜耻”，“为天下笑”，有“不忠死亡之罪”“教诲之过”，措辞极为严厉。然后再次重申“陛下”之德为“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阐明自己的任务为“遗信使晓喻百姓以发卒之事”。最后要求巴蜀各级官员务必传达给“远所溪谷山泽之民”，“使咸知陛下之意”。以“通西南夷”为根本、为标准，在这个前提下阐述评论各方意见功过，这应当是司马相如完成使命唯一的途径，也是《喻巴蜀檄》必然的结构方式。
全文五百六十余字，严正精悍、周详晓畅，深得文体之要，完全合乎《文心雕龙》对檄文的所下的定义：“檄者，皦也。宣露于外，皦然明白也。凡檄之大体，故其植义扬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必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此其要也。若曲趣密巧，无所取才矣。”指摘“巴蜀愚民”的语气极为严厉，命令太守传檄，语气也十分果决，都是为了檄文“故其植义扬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的目的。为了达到“曒然明白”的效果，全文未用一个典故，语词和其它几篇比较也不甚考究，如设问对答结构、联边字等皆未使用，应当是考虑”远所溪谷山泽之民””遍闻”的需要，即“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为了达到“气盛而辞断”的效果，司马相如使用了大量的骈偶、铺陈、押韵的辞赋方法。骈偶方面，文中仅完全对偶语句就达二百八十余字，大致占全文一半字数；铺陈方面，在“边境”“边郡之士”两个关节处铺陈共计二百七十余字，约占全文一半篇幅；押韵方面，文中大部分句子押韵，押韵密度和《子虚上林赋》等散体赋押韵密度相差不远。骈偶、铺陈、押韵成为这篇文章主要的修辞手段。明代张溥说司马相如“抑其文，皆赋流也”，即主要体现在骈偶、铺陈、押韵这三方面，也是其文章华丽的根源所在。
作为古代流传至今的第一篇成篇檄文，《喻巴蜀檄》具有檄文的基本特点，又保持着司马相如文章整饰华丽的一贯风格，在写作技巧上对后世有多方面的借鉴作用。
这是一首闺怨词，写的是一位少妇春日怀念远人的情态、心理，景物描写和人物刻画都显出相当的功力；而且互相映衬，构成了完整的意境。
上片全是写景。“秦楼东风里”四句，写春归燕回、馀寒犹峭之状。一开头就点出“秦楼”，使描写的环境带有确定性，这对读者理解词意大有好处。秦楼，汉乐府《陌上桑》：“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李白《忆秦娥》有“秦娥梦断秦楼月”句，皆指闺楼。由此可知，词中所写，景是“秦楼”中景，人是“秦楼”中人；于是，人物思想感情的社会性，就有了明白的着落。“东风”轻拂，“燕子”归来，这都是春回大地的显著特征。但是，我们不要轻轻放过了“燕子还来寻旧垒”这句话，要注意它和其他地方的联系，它是为人的不归作反衬的，我们读到后面自会明白。词人手笔，总是这样地一箭双雕。这四句写的是室内的春景，是“秦楼”人所见所感的春景，并暗示出女主人公慵懒困倦、日高未起之态，带有淡淡的惆怅情调。
“嫩草方抽碧玉茵”四句，从户内写到户外，描画出一派明媚的春光。作者摄取了四种景物：地面的嫩草，地上的垂柳，空中的黄莺，水中的游鱼，水陆空三维空间，交织成立体的画面，传达出绚丽的色彩。这里使用了两个借喻：以“碧玉茵”（像碧玉一样青绿的毯子）喻嫩草，以“黄金蕊”喻新出的柳条，都借联想而增加了景观的魅力。四句的动词也用得很好：嫩草是“抽”出的，“媚柳”是“窣”（从穴中突然冒出来）出的，黄莺在鸣“啭”，鱼儿在“游”动，可谓各尽其妙，各得其所。“上林”、“春水”，为鸣莺、游鱼布置了适宜的活动环境，相得益彰。
下片转入写人。“几曲阑干”四句，写佳人倚遍“秦楼”阑干，看到桃李又换了一番新花新叶，──这意味着一年又过去了，而意还没有回来，这触起了她的愁思，不觉潸然泪下。“梅妆”用的是寿阳公主的典故。《太平御览·时序部》引《杂五行书》说：“宋武帝女寿阳公主人日卧于含章殿檐下，梅花落公主额上，成五出花，拂之不去，皇后留之，看得几时，经三日，洗之乃落。宫女奇其异，竞效之，今梅花妆是也。”这里泛指妇女面部化妆。“梅妆泪洗”即涂了脂粉的脸上流下了眼泪之意。这几句着重描写佳人的外部动作，而以“应怪归迟”点明动作的原因，其悲怨愁苦之态如见。
“凤箫声绝”四句，写对方离去后音信杳然，使佳人思念不已。古代传说：萧史善吹箫，秦穆公将女儿弄玉嫁给他，数年后二人升天而去（见《列仙传》）。这里借用这一故事，以“凤箫声绝”指男子的离去。“孤雁”、“双鲤”都用了典。前者出《汉书·苏武传》，汉使诈称汉昭帝在上林苑射雁，雁足上有苏武捎来的帛书。后者出古乐府《饮马长城窟行》：“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童烹鲤鱼”，中有尺素书。”因此，这两个词都是寄书的代称。而“沉孤雁”、“无双鲤”，就是指对方没有来信。但是，即使男方相隔云山万重，佳人的心还是神驰千里之外，萦绕在他的身边的。这几句着重描写佳人的内心活动，浓情厚意，溢于言表。以后刘过《贺新郎》（老去相如倦）结云：“云万叠，寸心远”，殆出于此。
从艺术上来说，这首词采取以春景的明媚来反衬离人的愁思的手法。“嫩草方抽”，“媚柳轻窣”，“莺啭上林，鱼游春水”这是当日佳人与所欢行乐时所见的美景，如今这一美景又已重现，但是所欢却已不在身边；去年的燕子还懂得回来寻找旧垒，而心上人却一去不归；这怎能不令她阑干倚遍，泪洗梅妆呢。这样写，效果是动人的。词的语言明白、朴素（有些地方略显粗糙），表达方式显豁；虽有用典，但却是常见的：具有民间词的特点。它的作者，估计是文化程度不太高的读书人。
全诗描写了作者家中老鼠很多，听说别人家的猫将产子，他乞求要一只猫仔为他家解决老鼠为害的问题。诗中对老鼠的猖獗和自己买猫食、乞猫进行了具体的描绘，透露出作者对猫的喜爱和渴求。全诗写得浅易亲切，富有生活气息。
此诗之前两句写鼠之猖狂。“窥瓮翻盆”的意象生动传神，其字面背后可想见人的无奈。诗的后两句写主人公去聘猫。“狸奴”“衔蝉”都是“猫”的方言称呼。“买鱼穿柳”的意象，写主人公心情的急切；“衔蝉”之称有对敏捷神勇的猫的爱意，透过这画面亦可领会报复的快意。正是在无奈与快意的对立中，揭出了处于生存困扰中的人的窘态，使识者会心一笑，是无刺的调侃态度。如此状物，不独形象鲜明，确实也增加了许多趣味。这是深含“陌生化”旨趣的，是一种谐谑艺术。
这事据说还有后集。黄庭坚集中还有一篇《谢周文之送猫儿》：“养得狸奴立战功，将军细柳有家风。一箪未厌鱼餐薄，四壁当令鼠穴空。”或许这只“狸奴”就是黄庭坚要的那只猫仔。
向人讨只小猫，事是生活中的一桩小事，诗也是一首小诗，写来浅易亲切，富有生活气息。李屏山《西岩集》中说：“黄鲁直天资峭拔，摆出翰墨畦径，以俗为雅，以故为新……江西诸君子翕然推重，别为一派。”《乞猫》这首诗正体现了黄庭坚“以俗为雅”和“以文入诗”的特点。
《雪谗诗赠友人》是一首以四言为主的古诗。全诗可分五段。
第一段，由起首到“事往日迁”。开头两句是叹喟，由此引出全篇。叹喟自己徒有一番“济苍生，安社稷”的才能和志向，反而落个大才难用，受谗遭谤的境地。接下两句是因“伯玉年五十时知四十九年之非”，恰好诗人也届此不惑之年，故有同感，感到往日之非。因为他本想“奋其智能，愿为辅弼”，然后功成身退，可这个愿望未能实现，既然立功无望，那就退而求其次，去以立言为务吧。接下两句“立言补过，庶存不朽。”因为立言也同立德、立功一样是经久不废的不朽事业。而著书立说，写诗作文也都是立言的内容。“补过”二字正反映出他的心情是沉痛而真切的。难道过去的追求真的错了吗？话虽如此，从李白的一生来看，今所谓的“立言”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因为当时的士人虽推重诗文、学业，但多把它作为进身的阶梯，终以出仕入相为目的的。
从“包荒匿瑕”到“事往日迁”是对其要立言不朽的补充。说他年过半百才有此感悟，原来仕途不通，怀才不遇，究其原因是受谗谤所致，从而引出他的回顾，重点是雪谗。诗中“荒”、“瑕”、“丑”，指污秽、缺点、丑恶。这是他对事物的分析，实是对时弊的指点，已看出盛唐的败象，从而也作为他立言雪谗的背景和依据。接着以《月出）为例借古喻今，证明立言自古有之，是不朽之言。因为《月出》相传是有讥刺好色之意的一篇名诗，又由彼及此，虽然自己现在“感悟”晚了些，知道过去之“非”了，但还可以“立言补过”，否则到晚年就会抱憾终身。
由“白璧何辜”到“谁察予之贞坚！”为第二段，主要讲自己是无辜的受害者。他以白璧自喻，把奸佞肖小比做青蝇，所以他的遭谗正如“蝇粪点玉”一般，是被玷污的。接下说的是人言可畏，因为闲言碎语多了也是危害很大的。“群轻”四句是说轻微的东西如果积聚多了也能压坏车子，沉了船：即使是羽毛，它如排列好也会使鸟儿飞上天，可见上下其手的厉害。诗人再类举说明其危害性，由一般到具体，由人及己，进而危及国家社稷。如那闪光夺目的“贝锦”原是谮人们像女工织锦一样在暗地里做成的“文章”（指诬谄他的罪名）。如当时他被说成是“狂士”、“酒徒”，甚至被诬为“恃才傲物，指斥乘舆”、“交通外官，图谋不轨”。继而又举聚沙成埃、洪水成灾等例子说明谗谤的危害。其中的重点是“拾尘掇蜂，疑圣猜贤”两句。“拾尘”指颜回把掉进饭里的脏东西“偷”吃了，有人告他偷吃，这对孔门子弟来说可是个严重的问题。当时连孔子也半信半疑，他佯称要用这饭去祭祀，颜回则坦然地说，因有脏东西掉进去，把饭都倒掉可惜，因为他们正在挨饿，是他拾起来吃了，这饭不能祭祀了。于是真相大白，颜回又得到了孔子的信任，被誉为“复圣”。“掇蜂”是说伯奇之贤的故事。伯奇素仁孝，但遭后母忌。一次，他见后母衣领上有只青蜂就去捉了，谁知中了计，被诬为“调戏”后母而遭放逐。后来弄清事实，伯奇被召回，后母为其父所杀。“惺惺惜惺惺”，作者用这两个典故无疑是他的自况，以圣贤自喻。因凡圣贤无不经受磨难，他也如此，而所不同的是颜回和伯奇都平反召雪了，为后人所推崇，可他还在忍辱负重，何时才能出头？何时才能为人所理解呢？这或许是他的幻想，但不必苛求古人，因为他不可能超越那个时代，反之亦可见其坚贞。相反的是他离京后，以玄宗为首的一伙权贵们更是骄奢淫逸，残暴专横，可还在吹嘘什么“野无遗贤”了，一般士人都无出路。所以诗人在说“疑圣猜贤”的同时，又指出由于奸佞当道，谗谤横行的危害，必将会造成“交乱四国，播及八埏”的严重后果。对于谗谤的危害及自己的无辜，作者苦口婆心，如泣如诉地说了这么多，他只得哀叹，有谁能理解我呢？也等于说希望能得到人们的理解，理解他的一片忠贞和坚毅的追求。这时的作者年已五十，离长安已近八年了，这是他最痛苦、最矛盾的时期。他经常纵酒浪游，甚至去求仙学道，很是消沉。他又时常愤慨不已，抨击时弊，这说明他既有牢骚又关心国事。但他又总不失拳拳之心和傲岸之性。如曾有诗云“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看来他还想着大器晚成。所以有时他也想复归再图，如“长安不见使人愁”，又想念着长安。但同时也写道“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表现他傲岸不屈，旷达不羁的性格。看来这后一种思想是主要的是积极的，他之所以炼丹学道，纵酒浪游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从当时杜甫的诗中可以看出，“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谁为雄？”因为李白是长安失意，杜甫也不得志，所以他二人能心心相印，愤世嫉俗，慨叹英雄无用武之地。可惜像杜甫这样能理解他的人确实不多。也或许是李白的雄心壮志与他那傲岸风骨的矛盾是为世俗所不容的。因为在当时只有那些斗鸡玩鸟，阿谀谮谗的人才会得到重用。
第三段是由“彼人之猖狂”到“其如予何！”大意是面对谗毁决不屈服，而且要以天下为己任，“天生我材必有用”。“彼人”四句取自《诗经》，原诗是讥刺卫宣姜的淫乱，这里有借古讽今，讥刺杨贵妃的用意。接下四句是说那些谮谗之徒的罪恶累累。因须贾曾自供其罪恶是“擢发续罪，尚未足”，可见其罪恶之多。“倾海”句是由“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化用来的，也是形容罪恶累累的。作者的这些话是有所指的。据记载，李白在长安初任供奉翰林时，玄宗赏识，自己也得意。如玄宗在金銮殿上诏见他，“以七宝床赐食，御用调羹以饭之。”他也觉得“一朝君王垂拂拭，剖心输丹雪胸臆。……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章紫绶来相趋。”他“敢进兴亡言”又代草王诏，据传有《出师诏》、《和蕃书》等，又写了一些歌咏宫廷生活，赞颂溢美的诗词，如《宫中行乐词》、《清平调词》等，都很受玄宗和太真妃（此后才封杨玉环为贵妃）的赏识，每每赐宴加赏。然而这时的李白又成了有名的“酒中八仙”之一，经常醉卧长安。有一次，李白“赏识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脱靴，由是斥去。”高力士是无才无德的宦官，但善献媚谮谗，故深得玄宗的宠信，权倾朝野，炙手可得。为报脱靴之辱，他挖空心思，摘李白《清平调词》中“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的句子向杨玉环进谗。而这词作本是夸她美的，她曾十分得意并对李白有过赏赐的。今高力士又左右其手说什么李白低贬了她，拿她同赵飞燕相提并论。因为飞燕虽贵为汉成帝的皇后，可原出身于歌妓，恰巧太真妃的出身也不高，原为寿王妃，应算是玄宗的儿媳，今得宠于玄宗，有可能加封，故对此“低贬”十分忌恨，深怕影响她的前程，于是她们便沆瀣一气，竭力谗陷李白。据传谗毁李白的还有玄宗的女婿，同为翰林的张垍。在这种情况下，李白感到他的初衷无法实现，对玄宗失望；再加受到诋毁等因，如有诗说“青蝇易相点，白雪难同调。本是疏散人、屡贻褊促消。”遂有归隐之念。于是不久他就被“恩准赐金还山”了。对此，他认为尽管“坦荡君子”是不屑于那些谗谤的，但面对现实，“人生实难，逢此织罗”即人的生死难卜，如一旦陷入他们的罗网，就会遭到“销金”、“磨骨”的残害。从这一点讲，他主动辞官离京是幸运的，当然也是被迫的。因他当时也是担惊受怕的，如曾说“乍向草中耿介死，不求黄金笼下生”。他离京不久后的情况正是这样。一方面是高力士、杨贵妃及其兄、姊、李林甫等都加官进爵、姿意横行；另一面则是大批忠良惨遭迫害，如名士兼太守李邕、韦坚、裴敦夏均被害，前相李适之被逼自杀，名将王忠嗣也遭贬而死，又株连抄没，一片白色恐怖。对此，李白不畏缩而是“沉忧作歌”，如对李北海、裴尚书等作诗痛悼，对黑暗政治大加挞伐。所以他效法孔子身处绝境而从容放歌，“天未丧文，其如予何！”意即如上天不抛弃文化，那文化表现在我身上，所以别人的谗毁又能对我怎样呢！可见诗人是把立言当作不朽的事业，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在此时期他写下了如《梦游天姥吟留别》、《殷后乱天纪》、《丁都护歌》、《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等讥评时弊，同情人民的不朽诗篇。在他的创作历程上也是个转变，即现实性和批判精神是个新特点；他的政治抒情诗也达到了很高的造诣。
从“妲己灭纣”到“遂掩太阳”为第四段，是此诗的深刻之所在。由“妲己灭纣”到“毒亦淫荒”都是讲的“女祸”。他先用了妲己、褒姒妖媚取宠，导致国亡身灭的史实说明“女祸”的危害，这是旧史观，但在当时是有说服力的。值得注意的是他又列举秦皇太后和吕后淫乱的例子，这是步步进逼，把矛盾直指杨贵妃了，同时更预言“女祸”的历史悲剧将要重演。因据史载，秦始皇的母亲在继吕不韦之后又同其臣下嫪毐私通；汉高祖刘邦的皇后吕氏也同臣下审食其有私。所以这不言而喻是在揭露杨贵妃与其臣下、养儿安禄山的淫乱丑闻。安禄山本胡人，善战，但更善钻营，他镇守边疆，经常弄虚作假，邀功请赏，累累加官为节度使。他又巴结京官，走高力士、杨贵妃的门路，在玄宗面前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故深得玄宗的宠信，又恬不知耻地向贵妃献媚，说什么，胡人只知有母，以母为大，故被贵妃收为养儿，遂出入宫掖，与贵妃淫乱。这丑闻在当时皆讳莫如深，今唯有李白敢“冒言之”，可见诗人的勇气是令人折服的。又传玄宗曾要给李白加官重用，连续三次为贵妃所阻。关于李白和杨贵妃的斗争，还有待史料的证实和补充，但可以肯定这是蔑视权贵、主张仁政同昏庸腐朽、专横残暴的斗争。李白对贵妃的揭露和批判是必要的是有进步意义的，决不是什么个人恩怨问题。因为有人以李白不屑于恩怨攻讦为由，从而认为这首雪谗诗是伪作。这等于说李白对贵妃的讥刺是个人恩怨，是不应当的。这种看法是不全面、不符事实的。因为李扬的矛盾和斗争如上所述是有代表性的，个人之间恩怨只是其具体表现而已。同时李白也不只抨击贵妃一人，对贵妃的抨击也不只这一首诗，更不限于个人间的瓜葛。如《古风·咸阳二三月》、《古风·殷后乱天纪》等都含有对杨贵妃的讥刺。不仅如此，作者的笔锋又指向唐玄宗，说他“昏”。“螮蝀”两句是借天象说人事，从字面上看是因为虹这股淫气使太阳发昏了，但也不难理解为正是万乘之尊的皇帝“作昏”，所以才有“女祸”之害。事实正是如此，玄宗的前期，励精图治，有“开元盛世”之称，可到后期则沉溺声色、荒于朝政，虽招贤纳士，如命李白为待诏翰林，但只不过是为了装点门面，多个弄臣而已，一旦犯龙颜则弃之不惜。相反，他亲小人，爱奉承，听谗言害忠良。如杨、高、安、李等人的得势与作乱都是他姑息养奸造成的。是他连连加封安禄山为三镇节度使的，又封杨贵妃的三个姊姊为国夫人，还肉麻地叫“姨”并给予“宠幸”。如此“作昏”，上行下效，乌烟障气，所以诗人以史为鉴指出：它将同历史上的“女祸”一样会弄到“天维荡覆”的地步。
最后一段的主要精神是通过雪谗向友人重申：虽怀才不遇但忠贞不变。“万乘”两句是作者的自慰，连万乘之尊的皇帝都发昏，何况一般人呢！当然这只能是意会，是作者对自己过去的沉迷的一种宽慰。而如今要立言不朽，谈古论今，洗冤雪谗，数说自己的怀才不遇和不变初衷的决心，希望得到朋友的信任和理解。所以他首先说“辞殚意穷，心切理直”，即是真心实意的。反之，则可对天发誓，决不是妄谈臆说。更进一步，也是作者的感情到了高潮，所以不惜反复，说如有虚假，是鬼是神，都逃不过子野的耳朵和离娄的眼睛。最后两句是再次呼告：希望得到朋友的信任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