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题为“有会而作”，“会”即会意之会，指有所感悟和领会。诗通篇直抒胸臆，写其所感和所思，而把具体的事由放在序中作为背景交代。究其缘起，乃是值岁暮之际，新谷未收，又适逢灾年，粮食匮乏到了难以充饥的地步。这种困厄艰苦的境遇似毫无诗意可言，而诗人却从中激扬起对生命的执着之情。诗的首二句，概括了自己贫寒的一生，“弱年”指青年时期，“家乏”是不甚宽裕的意思，“更长饥”就每况愈下，连起码的生存条件也难乎为继了。下面四句以自己的生活实感和体验把这种境遇具体化：“菽麦”两句说只要有粗食充饥就已心满意足，欲吃粱肉更简直是非分之想了。“惄如”两句极言饥寒之切，“惄如”，饥饿状；“亚九饭”，或是“无恶饭”的讹误，意谓饥饿时进食无不觉得可口；“当暑厌寒衣”则指缺衣少穿，故冬不足以御寒而夏又以为累赘。这几句写得恻恻动人，非亲身经历备尝滋味者不能道。“岁月”两句又一笔兜回，将辛酸凄苦而又无可奈何的悲凉心情和盘托出。这里说的“岁月暮”，既指临近年末，又指老之将至。人生本来短暂，而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了此一生，怎不教人悲从中来！以上八句概括了物质上极度匮乏的忧患人生，其中“孰敢慕甘肥”、“如何辛苦悲”两句更是感慨系之，从而以为下文的张本。
诗人并“不戚戚于贫贱”，面对人生的苦难，他反而更加珍视生命。诗人是从身、心两个方面来把握生命的存在的。由“常善粥者心”至“徒没空自遗”四句，是先从“身”方面说。诗人借着对一个故事的评说，弘扬了富有哲学意味的“贵生”精神。这个故事见于《礼记·檀弓》，大意谓齐国饥荒之年，黔敖施粥于路，有饥者蒙袂而来，黔敖曰：“嗟，来食！”饥者因不食嗟来之食而死。诗人从重生的立场，肯定了施粥者的用心，而对蒙袂者的行为则持批评态度。这种贵生思想的渊源主要来自庄子。庄子主张“保身全生”，反对“危身弃生以殉物”，《庄子·骈姆》说：“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人的生命、天性既不应为名利等外物所役使，那么为了区区一事的荣辱而轻易地舍生就死，就是不足取的。当外界的险恶环境使人沦于极其卑微可怜的地步时，这种强调个体生命存在的贵生思想，未始不是弱者的一种精神支柱和自卫武器。诗人为了与苦难抗衡而从中汲取了生存的勇气，因此也是不无积极意义的。“斯滥岂攸志”以下四句，又是从“心”的方面说。诗人不仅重视生命的存活，而且更重视对生命意义的自觉把握。“斯滥”、“固穷”两句，语出《论语·卫灵公》。诗人意谓在贫贱中有无操守，正泾谓分明地把生命的价值判然为二：君子高尚其志，安贫乐道，从而身处忧患之中，却获得了精神上的自由；小人心为物役，自甘沉沦，终于在随波逐流中汩没了自己的天性。诗人选择了前者而否定了后者，并且以前贤作为师法的榜样而自勉。最末的“馁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师”两句，表现了主人公以固穷之志直面患难的坚强决心。诗人从“贵生”、“守志”也即身心两个方面领悟了生命的真谛，这就是此诗“有会”的主旨所在。陶渊明把庄子对生命的哲思和儒家的自强不息精神结合起来，从而表现了人的生命力的激扬，表现出历劫不灭、睥睨忧患的内在力量。现实的色调愈是灰暗和沉闷，其主体精神反而愈见活跃和高昂。陶渊明其人其诗之所以感召了无数后人的奥秘，其实就正在于此。
全诗四句为一层次，结构严谨，而句法纵收反正，夭如矫龙。第二层次述及何以卒岁，以之引导第三层次对不食“嗟来之食”的非议，反映了自己苦况深到近于欲乞的程度，然后是经过深思的正面判定：斯滥为反，固穷为正。疑团顿然冰释，主题豁然鲜明。
这首《恋绣衾》，乃拟思妇伤春怨别之作。“柳丝空有千万条，系不住，溪头画桡！”，写的是怨别之情。开篇之笔，如脱口而出，使人对思妇郁结萦回的百结愁肠洞悉无余。“空有”是徒然、枉有之意；“千万条”则极言其多，两者联用，将怨悱而又无可奈何之情渲染到了极致。“系不住、溪头画桡”，补出“空有”的原委，因纵有千万条柳丝，也未能系住所爱者，他还是乘着画桡走了，这不是枉然吗？可见“空有”一词极有份量，传达出极为缠绵的情致。这是思妇对往昔离别的追忆，也是对离别造成的感情痛苦的宣泄。“想今宵，也对新月，过轻寒，何处小桥？”这是从追忆返回现实，如镜头由远景拉回近景；从自身想到对方，如电影将相关双方交叉拍摄。写出思妇现在对他的殷殷的思念。黄鹤一去无消息，自己却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离人。郎君是在西湾乘船从江上走的，所以连做梦也追逐着江水，追逐着郎君。词中的他，是溪头乘画桡离别的，走时，如同今晚一样，有一痕新月，还有些微春夜的寒意。“过轻寒”的“过”有洒落、飘来的意思，如贺铸的《簇水近》：“一笛清风弄袖，新月梳云缕。澄凉夜气，才过几点黄昏雨……”，其中“过”字，意思庶近，那么，此时此刻他的画桡停泊在何处小桥呢？他今晚，仰对这痕新月，是否也在思念着我呢？这是对离人的悬想，正说明自己的魂魄也无时无刻不在追逐着离人。词人用“新月”、“轻寒”、“小桥”等词语，构成一幅凄清的图画。新月不是圆月，“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缺月，正象征着人各西东，不能团聚。这凄清画面所构成的凄清氛围正是女主人公凄清寂寞心境的写照。而从自己的思念转而对所思者的设想，设想对方今宵是何情思，造成词章之波折，使所写之感情深入一层。下片的“玉箫台榭春多少！溜啼红，脸霞未消。”是再用追忆之笔，犹如电影镜头再摇向远景。这里的“春”，非惟春光，更是春情，是温馨、美满幸福的借代词。不确定的量词“多少”，正是无限、无量之意，极言其多。追思以往，台榭留连，玉箫送情，形影相随，真是“花不尽，月无穷。两心同”（张光《诉衷情》），给人多少甜美的回忆！但“春多少”，毕竟还是抽象之语，需再作具体的完足。“溜啼红，脸霞未消”，则是对往昔幸福生活的具体描述。“啼红”，指杜鹃的叫声；“溜”是对叫声的摹写。“杜鹃啼得春归去”，杜鹃声声，说明时序已入暮春，显示着春天即将归去。“脸霞”，指满脸春光，如同彩霞。因为无限的幸福，春情如醉，即使杜鹃声声悲啼，自然的春光即将过去，心底的春光却依然如故，所以脸如朝霞，神采飞扬。用自然春光的消逝，反衬心底春光的长存和浓烈，并反杜鹃啼血的常意而用之，都说明构思别致，良多新意。“怪别来，胭脂慵傅，被东风、偷在杏梢。”章法上再作转捩，成三折之势，词意上又回写现时心境。一个“怪”字作逗，怨艾之情顿显。词人精取“胭脂慵傅”这一典型细节，与往昔的“脸霞未消”形成强烈的比照，把“只是朱颜改”的现状委婉道出。往昔因春情无限，纵然杜鹃啼红，春光将逝，仍“脸霞未消”；现在，徒有盎然春光，但因离愁别恨，春情无着，即使没有“杜鹃声里斜阳暮”，也折损朱颜；且因心意阑珊，慵慵恹恹，胭脂无心，任朱颜凋零，就更显得容光的憔悴。虽笔墨未着“怨”字，但在这今昔比照的叙述中，怨艾凄恻之情，沉沉实实，掬之可感。这脸霞，这朱颜，究竟到哪里去了？“被东风，偷去杏梢。”你不见“红杏枝头春意闹”吗？这束篇之笔，如得神助。因伤春而折损的容颜，构思造想为东风偷去，真是奇巧至极！这朱颜偷在杏梢上，这意境真婉约至极！这有意以清丽之笔作淡语，说痛楚而面带微笑，真是雅正至极！
综上所述，该词所写的思妇伤春怨别，乃是熟之又熟的传统题材，似乎别无新意。但细加吟咏，又觉别有一番滋味。这就在于赵汝茪精于构思，为情造文，有独到之处。词人在这篇什不长的词调中，有意用“往昔”和“现在”交错的布局，一波三折，使欲抒的情致得以深化，得以完足。在这曲折的布局中，又着意于对比手法的运用，以往衬今、以热衬冷，使所抒的情致，更见强烈。在运用对比手法时，又善于抓住重点细节精心刻画，使所抒的情致，更加突出。凡此种种，一如现代电影蒙太奇的种种手法，可以看出赵汝茪词作结构精细，运笔纤巧的风格。
第一小节，作者先介绍了自己的二个别号“醉翁”“六一居士”。“醉翁”是庆历六年他被贬滁州时的自号。熙宁元年，欧阳修又在颖州修建房屋，准备退居，他“既老而衰且病，将退休于颐水之上，则又更号六一居士。”滁州有滁山，颖州有颖水，合起来就表示出作者晚年想摆脱世间烦扰、寄情山水的思想。
第二小节，作者采用主客问答形式，借客人的提问，先说明自己称六一居士的含义，即晚年在家中陪伴一老翁自己的是一万卷书，一干卷金石遗文，一张琴，一盘棋，一壶酒。从这个称号的含义，一方面可以休察出作者晚年只赖于这五种物品的孤寂无聊的生活，另一方面也可看出作者想摆脱烦扰、凭此安度晚年的乐趣。但客人仍就作者多次更改称号提出疑问：“子欲逃名者乎？而屡易其号。此庄生所诮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余将见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对这个道理。作者不是不知道，所以他说：“吾因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为此名，聊以志吾之乐尔。”由此引发，作者便开始抒写自己晚年陶醉于五种物品的乐趣，就是当此时，泰山在面前也看不见，炸雷劈破屋柱也不惊慌；即使在洞庭大原野奏起九韶仙乐，在涿鹿山前观看激烈战斗场面，也比不上这样快乐舒适。但是目前，作者还苦于不能在这些物品里面尽情亨乐。其原因，是“轩裳珪组劳吾形于外”二是“优患思虑劳吾心于内。”这样使得作者虽没生病而外貌已显得憔悴，虽还没太老而精神却已衰竭，没有什么空暇陶醉于这五种物品了。可见作者对官场生活已十分厌倦，因此急于退休过安闲的隐居生活。虽然作者目前还没能退休，但是他坚信，由于他向朝廷告老辞退已三年，朝廷总会能予批准，那时回到田园享受与五种物品交触之乐的愿望一定能实现；所以起下这个六一居士的名号来表达自己向往的乐趣。客人又问：“子知轩裳珪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于是作者接着分析，长期被官场拖累已经很觉劳苦了，而且还有很多优患缠身；为这五种物品吸引是精神上得到安逸，而且没有祸患。两者相比，当然是选择后者了。
从第二小节的主容问答之中，作者晚年消极隐退的思想显露了出来。欧阳修年青时意气风发、豪情满怀。他以天下为己任，立志改革时弊，是范仲淹“庆历新政”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在文学上，他团结、提携一大批优秀文人，反对“西昆体”，倡导“古文”运动，被公认为文坛的领袖。但是，随着政治上的一次次受挫，一次次被放逐，他心恢意懒了。虽晚年被重新起用，官位也很高，但朝政的腐败，官场的尔虞我诈，加上志同道合的挚友的相继去世，使他再展宏图的幻想破灭了，思想开始消极、苦闷，甚至对王安石的变法也持了消极对立的态度。欧阳修从勇于改革到消极悲观，在政治生涯中可谓是虎头蛇尾、有始无终。这固然暴露了他思想上的弱点，但这也是当时社会和历史的局限。
在主客对话的基础上，作者最后又进一步总结了自己想退隐的三条理由。一是年青时出去做官，年老了退休，不一定非得等到七十岁，这是人生的规律。二是自己任职期间并没有值得称赞的成绩。三是自己壮年时就想退职（欧阳修中年以后的诗文就多有辞官归田的思想），现在年老体弱就不能再贪图过分的荣耀俸禄了。作者说，具备这三条理由，即使没有五种物品的吸引，也应该离职了。言外之意是更何况有与这五种物品共处的乐趣。三条理由表面上看正当、充分，但字里行间却流着作者对仕宦生活的厌倦。
这篇文章在传记文中是别具一格的。它没有具体叙述自己一生的主要经历，而是由自己晚年更名六一居士的由来说到自己的乐趣，又说到自己渴望退休的心情及对现实生活的厌倦。由于文章采用了汉赋的主客同答方式，所以很便于逐层推进地阐述这种思想和情趣，而且也使行文跌宕多姿、情感深切，本文的语言也是既平易晓杨又形象深刻。如作者写他陶醉于五种物品之时说“泰山在前而不见，疾雷破柱而不惊，虽响九奏于洞庭之野，阅大战于涿鹿之原，未足喻其乐且适也。”这比喻极为生动，它既喻为自然界的各种声响又喻为社会官场的糟杂事物。作者能置之而不顾，深刻说明他对五种物品的乐而不倦和专心致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