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淮河流贯南京城中,明末河畔歌馆舞榭特盛。公元1661年(清顺治十八年),王士禛以扬州推官奉命至南京谳狱,居河侧,感秦淮旧事,作此组诗,抒盛衰兴亡之感。诗流丽悱侧,情韵悠远。原作二十首,《渔洋精华录》删六首。此乃组诗之第一首,写作此组诗之缘由,奠定了组诗风格哀婉的基调。
“年来肠断秣陵舟,梦绕秦淮水上楼。”通过言怀虚写秦淮的人文景观(舟、楼),秣陵的自然地理特点(秦淮河流贯市区)已寓于其中。作者对秦淮胜地向往已久,故说:“年来肠断秣陵舟,梦绕秦淮水上楼“。”断肠”一词有二义,一为极度悲伤,二为极度思念。前者如曹操《蒿里行》:“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后者如曹丕《燕歌行》:“念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自然,因思而悲是常见的心理现象,故此二义亦相通。这句诗中的“肠断”,用的是第二义。与下句的“梦绕”相对应,合言正所谓“昼思夜想”,可见作者对秦淮胜景的情之切、思之深。在诗中,秣陵属地而言舟,秦淮属水而言楼,可见此舟非一般的舟,乃是行驶或停泊于内陆河的画船游舫;此楼亦非一般的楼,而是临水的雕梁画栋。这确实是秦淮胜景的特色。此地曾经繁华一时、声名远播,正是作者为之“肠断”“梦绕”所在。
“十日雨丝风片里,浓春艳景似残秋。”通过记游实写秦淮的自然景观(雨丝风片、浓春烟景),但当时社会变迁的痕迹(秦淮无复旧日繁华)也宛然可寻。“十目雨丝风片罩,浓春烟景似残秋。“写诗人亲履其境后的印象。明代汤显祖剧作《牡丹亭》第十出《惊梦》有云:“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炯波商船”。王士祯的诗句脱化于此,而又自出新意。上引《牡丹亭》诸句重在描写令人神怡的美景,而王士祯的“浓春烟景似残秋”却透露出无限的感伤。“浓春”不是初春,而是春意正浓的时节;“残秋”显然一片凋零、屑近严冬了。春意正浓的秦淮胜地,本应姹紫妍红、美不胜收,如今却是这等苍凉。作者的感受很深沉,但是这种感受的内容是什么?作者并未明言。“残秋”是时令即将交替的关捩点,也许诗人由时令的交替想到王朝的兴替,顿起故国之思、黍离之悲吧。或许诗人什么都没想,只是为秦淮河畔的实况与自己的心理预期大相径庭而觉得失望吧。作者虽未明言,读者却可因此而生出许多联想与忖度,欣赏此诗丰富的美感。
此诗以乐景抒哀情,由“肠断”两字可知作者怀着悲伤凄凉的心境来到了秦淮河边,虽是“雨丝风片”的春日,但在绵绵的细雨中,在潇潇的春风中,作者只感到了对秦淮河今昔对比的无限悲凉,浓艳的春光也安慰不了如残秋般的内心。全诗表达了作者对秦淮河凄凉萧条的哀伤感怀之情。
李白诗名之盛,在中国古今堪称第一。这是因他情志高妙清逸,浑然天成,不假雕琢,平生又好作方外奇思,不是平常人呕心沥血可成。而这一首诗,看似平淡,但画面隽永,情境交融,了无点尘。
“东林送客处,月出白猿啼。”李白在庐山,以“谪仙人”的身份漫游,所到之处,无不盛情接待。这是他在庐山东林寺盘桓数日后,在“月出白猿啼”之时辞僧下山,可谓潇洒之极。
“笑别庐山远,何烦过虎溪。”东晋高僧慧远法师是庐山佛教道场的奠基人,在他之后,庐山佛教长盛不衰。慧远深通经论,兼习儒术,戒律精严,发誓一生脚迹不越庐山虎溪,以杜绝世间尘埃。慧远又是净土宗的始祖,在中国佛教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李白这里把为他送行的僧人全都笑呼为“远上人”,在送行之时,可不要坏了规矩,越过“虎溪”这一条禁戒线。
《永州韦使君新堂记》记述了韦使君修建新堂的过程和前后的深刻变化,赞颂了他居高望远,顺应民情,铲除残暴,废除贪污,保护贤良和富民的政策。这些过誉之词实则表现了柳宗元对如何作好一方官员的看法,寓示了在被贬谪的困苦中他仍然坚持政治改革的主张和理想,表现了他远大的政治抱负。本文先由反面设喻,导入本题;中段重在写景,末段重在颂人。写景详明,处处为下文伏笔;颂人汩汩涛涛,层层推进,句句与上文呼应,前后浑为一体。文章立意新颖,结构严密。文中穿插赋体(骈散互见),极力铺陈,着力渲染,文如行云流水,辞采清丽,画面鲜明,语言洒脱,音韵优美,确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优秀散文。金圣叹评论此文:“奇特在起笔,斗地作二反一落,如槎桠怪树,不是常观”。论议部分还反映了作者进步的政治观点。更是难能可贵,文如其人,作者本人也正是这样身体力行的。
文章分为三段。在第一段中,作者间接表述了对永州奇异风光的深刻印象。生长在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的柳宗元,认为在城郊之中很难出现那种峭壁深谷的奇异景观,如果用人工修造出来,则“疲极人力”。大概柳氏在长安见过这样的人工胜景,而深知其耗费之巨。永州的奇景,自然而成,令他感叹,“昔之所难,今于是乎在”。这个起段,是全篇拓展文意的基础。段中的几个短句,如:“辇山石,沟涧壑,陵之险阻,疲极人力”,读来简洁精炼,表现出作者运用文字的工力。
下一段,作者简略描摹出永州州治所在的自然景观:“永州实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环山为城。有石焉,翳于奥草;有泉焉,伏于土涂。蛇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
唐朝时的永州,辖地包括了现在湘、桂两省的交界地区,为零陵(约当今湖南零陵、东安)、祁阳(约当今湖南祁阳、祁东)、湘源(约当今广西湘源)三个县。永州府所在地是零陵,正在九嶷山西北麓。这一带是丘陵山区,气候温和湿润,唐朝时尚是人烟稀少、荒凉冷僻的未开化地区,草石相杂,水土交融,虫兽盘桓,自然景色十分秀丽。但当时之人似乎不欣赏过份天然的去处,厌其杂乱无章,草木横生。柳氏的评价,反映了这种审美观:“茂树恶木,嘉葩毒卉,乱杂而争植,号为秽墟。”茂盛的树木中有恶木,绚丽的花草中有毒花,好坏杂居,善恶难分,实在不是一个清新洁净的去处。在这里,柳宗元的写景包含了更深的含意,暗示了他对朝政的贬斥和人生爱憎之情,是画龙点晴之笔。新来的刺史韦公对“新堂”之地的价值幸而有鉴赏力,“望其地,且异之。始命芟其芜,行其涂。”从这里开始,新堂才被开发出来。韦公不仅有认识,更有行动,动员人力进行修葺,按照人的审美观改善环境,使自然景观焕然一新,悦目怡人。于是“清浊辨质,美恶异位”。尽管唐朝的改革者均罹不幸,命运多舛,但柳宗元对他的政治抱负始终怀有美好的向往和实现的愿望。所以,文中此处借“新堂”的“清浊美恶”,憧憬着改革派的政治理想。治理后的“新堂”,柳氏作了一番描写:
“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窍穴逶邃,堆阜突怒。乃作栋宇,以为观游。凡其物类,无不合形辅势,效伎于堂庑之下。外之连山高原,林麓之崖,间厕隐显,迩延野绿,远混天碧,咸会于谯门之外。”全段的叙写,恰当地运用拟人、比喻的写景手法,先由内及外,再由近及远,把一处风光佳景的新意表达得恰成气象。文字短促而有力,概括了柳宗元的语言风格。
以上两段,先是喟叹自然美的鬼斧神工,又对自然美的不合谐产生疑问,由物及世,由物及人,可见下笔之前成竹在胸,先扬而后抑,复而别开洞天,表达了柳宗元写景的真实寓意。
最末一段,柳宗元别出机抒,从韦公身上引出联想,夹叙夹议,抒发他的善政益民的封建吏治思想:“公之因土而得胜,岂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择恶而取美,岂不欲除残而佑仁?公之蠲浊而流清,岂不欲废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远,岂不欲家抚而户晓?”
柳宗元在这里所用的反诘句,可知文章虽是写“新堂”,但不全为写“新堂”。四个反诘句的排比,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是全文立意的点晴之笔,它突然而来又待机已久,与前面文字有着密切关联。柳氏认为韦公治理“新堂”,足以反映韦公的远大志向,所谓“视其细知其大也”,事情虽细微,却反映出一个人的人格操品之大节。“美、仁、清、廉”都是封建道德的核心思想,柳宗元把“新堂”的景观和韦公的吏治最终联贯到这些思想上来,期望以此为“二千石楷法”。明确地表现了他的政治抱负和寄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