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贬谪黄州过春风岭时，见梅花开于草棘间，感而赋诗。十四年后，流落惠州，又见松花亭下荆棘里盛开梅花，对梅花的冷艳幽独心领神会，无限感慨。诗首四句忆旧见新。忆旧乃缘见新而起。以下“长条”四句写惠州荔支浦、扰榔园的梅花，为松风亭下的梅花作铺垫。以下“松风”四句写松风亭的两株玉蕊梅花。末四句由作者创造的幻境中回到现实。此诗意象优美，语言清新，感情浓至，想象飞越。
“春风岭上”四句，从“昔年梅花”说起，引到后来的流放生活。苏轼自注说：“余昔赴黄州，春风岭上见梅花，作两绝。明年正月，往岐亭道上赋诗云：‘去年今日关山路，细雨梅花正断魂。’”他所称两绝句，指元丰三年（1080）正月赴黄州贬所，路过麻城县春风岭时所作《梅花二首》。诗中说：“春来幽谷水潺潺，的皪梅花草棘间。”又说：“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辞相送到黄州。”说落梅随水远道相送。第二年正月往岐亭，想起春风岭上的梅花，又写了七律一首，有“去年”、“细雨”之句。这些在黄州谪迁生活中的往事，此时因面对松风亭下盛开的梅花而涌上心来。
“岂知”句极沉痛，诗人已经是六十岁的老人，却再次流落，再次见到这个贬谪生活中的旧侣——梅花，而且是在“蛮风蜑雨”的边荒之地，比起黄州，每况愈下，令他生愁。“蛮风蜑雨”四字，形象地概括了岭南风土之异。
以下转入流落中再次相见的梅花。“长条”四句，在写松风亭下梅花之前，先以荔支浦、桄榔园中所见作为陪衬。那些半落的长条，独秀的卧树，虽非盛开，但已深深地触拨着诗人的心灵，他为它们的“幽光”、“冷艳”而心醉。“留夜色”极写花的光彩照人，“排冬温”极写花的冰雪姿质。“冬温”是岭南季节的特点，着“直恐”二字，表现了诗人对花的关注，这几句是说：在这温暖的南国，你该不会过于冰冷，不合时宜吧！诗人选择了“荔支浦”、“桄榔园”，给全诗的描写笼上一层浓郁的地方色彩。
“松风亭下”四句是题目的正面文字。那些荔支浦上半落的长条，桄榔园中独秀的卧树，已经唤起诗人的深情，松风亭下“玉雪为骨冰为魂”的盛开的两株梅花，又引起诗人的兴致。清晨，他来到松风亭下，发现荆棘丛中盛开的梅花在初升的太阳光下明洁如玉，他完全陶醉了，诗中描写了一个梦幻般的优美境界：他眼前已经看不见梅花，他仿佛觉得那是在月明之夜，一个缟衣素裳的海南仙子，乘着娇云，冉冉地降落到诗人书窗外的阶前，轻移莲步，来叩诗人寂寞深闭的房门。这里的实际内容只不过是说盛开的花枝在召唤诗人，使他不能不破门而出，但他却用“缟衣叩门”这一优美联想进一步加以比拟，在染上了浓郁的主观色彩的艺术氛围中，不言情而情韵无限，充满了独特的艺术魅力。
从诗歌咏物的角度看，诗人在这里没有致力于梅花形貌的具体描绘，而是采取遗貌取神、虚处着笔的手法，抓住审美对象的独特风貌和个性，着力于侧面的烘托和渲染，达到一种优美动人的艺术境界。这首诗可以与黄庭坚咏水仙花的名作来作一比较。黄庭坚诗的头四句是：“凌波仙子生尘袜，水上盈盈步微月。是谁招此断肠魂？种作寒花寄愁绝。”诗人由“水仙”二字引起联想，用凌波微步的洛神来比拟花的风韵。这种比拟，不是外貌上的相似，而是着眼于两者之间在神采、性格上的相通，诗人描写的焦点是客观对象的神理。山谷的“凌波仙子”和苏轼的“海南仙云”在艺术构思上是完全一致的，但苏轼这里表现了更丰富的内容，更深邃的层次。
汪师韩《苏诗选评笺释》说：“秀色孤姿，涉笔如融风彩霭。集中梅花诗，有以清空入妙者，如《和秦太虚梅花》诗‘竹外一枝斜更好’是也；有以使事传神者，此诗‘海南仙云娇堕砌，月下缟衣来叩门’是也。”汪师韩所谓“使事”，是由于旧注解释苏轼这两句诗，认为他使用了《龙城录》中赵师雄的故事。据题为柳宗元著的《龙城录》中说：一个叫赵师雄的人游罗浮山，天寒日暮，他在似醒似醉间遇见一个淡妆素服、芳香袭人的美女，相与笑乐。醉寝懵然，但觉风寒相袭，东方已白。赵师雄起视，原来是在大梅花树下。这时“月落参横”，为之惆怅不已。经前人考订，《龙城录》的作者不是柳宗元而是王铚（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二，《朱子语类》卷一三八），有的又说是刘无言（《洪斋随笔》卷十），反正苏轼不可能使用这本书中的故事。于是又有人认为，不是苏轼用《龙城录》，而是《龙城录》的作者袭取苏轼此诗推衍为小说故事。其实以苏轼丰富的想象力，不依靠前人书本，也能写出这两句好诗来。
结尾“酒醒梦觉”四句，又从梦幻世界回到现实中来。他“绕树无言”，其思绪是深沉的。从诗的内在感情脉络看，这和前面“岂知流落复相见”句所隐含着的情思一脉相连。他如有所悟，但终于无言。这正是“此时无声胜有声”。说“勿叹息”，说“幸有”，是强作排遣口吻。在这朝日已升、残月未尽的南国清晓，诗人独把清樽，对此名花，尽情领取这短暂的欢愉。
本首诗意象优美，语言清新，感情浓至，想象飞越。每四句自成一个片段，一个层次，由春风岭上的昔年梅花，到荔支浦的半落长条、桄榔园的独秀卧树，逐步引出松风亭下玉雪般的两株梅花，而以“岂知流落复相见”句为全篇眼目。声情跌宕，妙造自然，是苏轼晚年得意之作。他采用同一韵脚，一口气写了《再用前韵》、《花落复次前韵》共三首七言歌行，前人称之为“韵险而语工，非大手笔不能到”（《遯斋闲览》）。
此诗为寓言诗，写雌雄双燕历尽艰险，生死不渝的“爱情”。一对恩爱燕子相依相伴，快乐幸福，不料一场大火降临，雄燕不幸身亡，雌燕憔悴伤心，回旋不去，非常伤感，凄切而动人。此诗用以寄寓人类爱情之忠贞。“令人羡”为全诗之眼，是联系人与燕的纽带。
李白这首乐府取材比较随意，虽然提到“柏梁”、“吴王宫”，但都是信手拈来，并无所指。时序也是错乱的。按“柏梁失火去，因入吴王宫”语意，似乎先有西汉柏梁殿失火，后有春秋吴王宫焚烧，其实西汉在春秋之后。可见这首乐府是随意而写，可能是李白应景之作，并非有感而发，因此在艺术上少有可圈可点之处。
题目是“再经胡城县”，诗人自然会由“再经”而想到“初经”。写“初经”的见闻，只从县民方面落墨，未提县宰；写“再经”的见闻，只从县宰方面着笔，未提县民，这就留下了广阔的想象余地。如果听信封建统治阶级所谓“爱民如子”之类的自我标榜，那么读到“县民无口不冤声”，只能设想那“冤”来自别的方面，而不会与县宰联系起来；至于县宰呢，作为县民的“父母官”，必然在为县民伸冤而奔走号呼。读到“今来县宰加朱绂”，也准以为“县宰”由于为县民伸冤而得到了上司的嘉奖，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诗人在写了“初经”与“再经”的见闻之后，却对县宰的“朱绂”作出了“便是生灵血染成”的判断，这真是石破天惊，匪夷所思。
结句引满而发，对统治者的揭露与鞭挞不留余地，这与常见的含蓄风格迥乎不同。但就艺术表现而言，诗中却仍然有含而不露的东西在，因而也有余味可寻。“县民无口不冤声”既然是“去岁”的见闻，那么县民喊的是什么冤以及喊冤的结果如何，诗人当然记忆犹新，但没有明写。县宰加朱绂“既然是“今来”的见闻，那么这和县民喊冤的结果有什么联系，诗人当然很清楚，但也没有明写。而这没有明写的一切，这就造成了悬念。最后，诗人才把县宰的朱绂和县民的鲜血这两种颜色相同而性质相反的事物出人意外地结合在一起，写出了惊心动魄的结句。诗人没有明写的一切，就都见于言外，获得了强烈的艺术效果。县宰未加朱绂之时，权势还不够大，腰杆还不够硬，却已经逼得“县民无口不冤声”；如今因屠杀冤民而赢得了上级的嘉奖，加了朱绂，尝到了甜头，权势更大，腰杆更硬，他又将干些什么，诗人也没有明写，然而弦外有音，有很强的震撼力。
全诗构思巧妙，诗人描写了他两次路过胡城县的见闻，把这两次见闻写进诗中，构成对比，使主题更加鲜明醒目，这一对比，使人们清楚地看到朝廷的忠奸不分，官吏残暴无耻。害民的官吏反而高升了，封建社会的本质就在这对比中表现出来了。这首诗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清末的刘鹗在长篇小说《老残游记》中，写山东巡抚玉贤因害民升官的诗句“血染顶珠红”便是从这首诗的最后一句脱化而出的。
此诗写在深秋的夜晚，诗人望见了高悬天空的明月，和栖息在已经落完叶子的树上的寒鸦，也许在此时诗人正在思念一个旧时的恋人， 此情此景， 不禁让诗人悲伤和无奈。这是典型的悲秋之作，秋风、秋月、落叶、寒鸦烘托出悲凉的氛围 加上诗人的奇丽的想象，和对自己内心的完美刻画让整首诗显的凄婉动人。
“秋风清，秋月明，落叶聚还散，寒鸦栖复惊。”
夜深许许，风自清，月自明。不堪秋意萧条，叶落去还聚，心有留念意，奈何不由己。孤鸦自栖息，是夜过黑还是风过寂，顾自心惊。 秋风。秋月。落叶。寒鸦。俱是引人心生悲凉之物象，又加以拟人，眼前全然勾勒秋意凄紧，萧条之气自字里行间悄然浮起。闭眼凝神，有断肠人枝下负手而立，背影寂寥，无限心事氤氲，秋气更添几分萧条。忽而颔首远眺，叹秋气盛起，寒鸦栖独枝。思及一段情事，怎生刻骨铭心，诗起便萧索之意盛极。当真声声诉相思，字字寒情苦。
“相思相见知何寒，此时此夜难为情。”
那旧岁月里，你我也曾是相聚相知相爱。再寻不得，竟也是再见无期。此时此刻的我在这秋意阑珊的深夜，不忍重温那段旧事，让我情何以堪。 文起之时，萧索的秋之意象为这忆情情不得的无奈心境做下渲染，读至此，叫人心中悲叹之意更胜。往昔，曾深爱相伴的女子，现下竟是再见无期。苦天涯隔人。更苦，我思念你至深，只是不知你是否也念我一丝。夜凉如秋，因有相思于胸，夜也难度，情也难熬。此处诗人做完美内心刻画，致诗哀婉动人。凄怨悠远，哀怨如诉，从文辞中可以感受相思之情至无穷，从吟唱中可以感受相思之苦至无奈。
此诗只题作“三五七言”而不言及诗歌内容主题，可知诗人的创作意图本是偏重作品的形式特征，即只要满足全篇两句三言、两句五言、两句七言的体式要求就能成诗了。可以说，诗题中已经包含了明确的诗体形式内涵。
但李白这首诗也不能算是创体之作，因为初唐时僧人义净作有一首《在西国怀王舍城》，此诗因其体式特征而名为《一三五七九言》。李白的《三五七言》只是《一三五七九言》的变体，省去起首的“一言”和收尾的“九言”，即为“三五七言”。王昆吾在《唐代酒令艺术》中论证义净诗为“唱和之作”。李白这首《三五七言》可能也是他与其他诗人的“唱和诗”。“三五七言”是对所酬和诗歌格式的限制，这是一个“总题”，众人在具体创作时可根据所写内容再命一个相应的诗题。
此诗即使不是创体之作，也是李白最终确立了“三三五五七七”格式作为一种独特的曲辞格甚至成为一种时兴诗体的地位。这不仅是因为他借鉴和总结了许多人应用三五七字句式的经验，更得力于他自身歌辞创作中灵活运用此类格式的实践体悟，因而他的《三五七言》能表现出“哀音促节，凄若繁弦”（《唐宋诗醇》卷八）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