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的主旨主要有两种说法：一说是讽刺现实之作，一说是赞美正直官吏之诗。全诗三章，每章四句。从表现手法说，属赋体。诗人以衣喻人，从羊羔皮制的朝服的质地、装饰，联想到穿朝服的官员的品德、才能，极其自然，也极为高明。
《郑风·羔裘》这首诗，起笔描述羔裘的外在美，作者具体而微地描写了羊皮袍子的皮毛质地是如何的润泽光滑，袍子上的豹皮装饰是如何的鲜艳漂亮。然后才赞美穿此羔裘的人的内在美，写外在美的目的是通过对羊皮袍子的仔细形容，和对其中寓意的深刻揭示，借以赞美穿羊皮袍子的官员有正直美好能舍命为公的气节，有威武勇毅能支持正义的品格。总而言之，人衣相配，美德毕现，这位官员才德出众，不愧是国家的贤俊。外在美、气质美和品行美、形象美高度统一。这样理解符合认为此诗主旨为赞美优秀官吏的说法。
这首诗，从表现手法说，属赋体。作者以衣喻人，从羊羔皮制的朝服的质地、装饰，联想到穿朝服的官员的品德、才能，极其自然，也极为高明。因为衣裳总是人穿的，从衣裳联想到人品，再自然不过了。至于一个人的品质、德性要说得很生动、形象，就不那么容易，而此诗作者的聪明之处，也在这里。他用看得见的衣服的外表，来比喻看不见、感得到的较为抽象的品行德性，手法是极为高明的。比如，从皮袍子上的豹皮装饰，联想到穿这件衣服的人的威武有力就十分贴切，，极为形象。但作为一首讽刺诗来说，有些过于含蓄，以至千百年来聚讼不已。
这首诗的前半部分概述唐以前诗歌创作发展的一般情况，作者对前代作家的景仰和个人致力创作的抱负；后半部分抒写对世道多乱和个人漂泊的感慨，并说明诗歌是由情而生、缘情而发的，是作者对现实生活感受的反映。全篇语言高度凝炼，又多用典故， 语意较为含蓄深沉，需细细揣摩。
曹丕《典论·论文》道：“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使杜甫感到欣慰的是，尽管“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壮志未酬，迭经挫折，饱尝动乱之苦，倒却取得了诗歌创作的丰硕成果。于是开篇之首，便吟出了“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的饱含哲理的名句。当然，这个“寸心知”，既是指己之所知，亦是指知己之所知。
接着，在佐证这“不朽”的“千古事”的同时，谈到了由古及今的诗歌艺术的传承和发展。历代的诗人可以排出一个次第来，骚体乃至再早的诗经已被两汉以降的五言、七言诗体所替代，前辈诗人驰骋才思、腾跃文坛，余风所及，给后世以强烈的影响。后世的贤才总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兼收并蓄，从而有所创新，以至于不同时代的创作皆能形成独特的清新的规范。再想到自己的创作，原是出自儒家的体系，从童年时便开始竭尽情思致力于创作。忘不了像“騄”“骥”等良马般驱驰的西晋诗人潘岳、陆机等人的影响，更得感谢如马中“骐”“䮼”带着千里驹驰骋于诗坛的邺下三曹父子所给予的激励。值得叹息的是，尽管而今已如轮扁斫轮一样“得之于手而应于心”，然而无益于治国安民。即使写出王符《潜夫论》、邯郸淳《曹娥碑》一样的文字来，也不过空传后世罢了。反过来又一想，写诗毕竟是自已的兴趣爱好、自己的思想寄托，是自己带病迁徙漂荡流寓生涯的一种慰藉啊，凭何侈谈经世济民之策，像疲敝的飞鸟一样，能有一枝栖息之处也算不错了。
回到现实中来，世尘中蜂虿横行，江峡里蛟螭出没——触目萧瑟凄怆，离唐虞之世愈来愈远了；军阀联翩抗轭，似乎又重现了楚汉的危局。所谓的圣明之朝却是盗贼蜂起，边鄙之地的异俗风景就更是喧阗卑下了。郁郁盘结、上绕星辰的剑气下是兵锋森列，苍苍无际、如云雨笼罩池上的是战气蒸腾。东西各镇都设起了将军的幕府，到处都是军旗在飘荡。东汉马援立于南海交趾极界的铜柱已被残毁，像西风渐紧、东风避之不及似的，西边的月支又屡次入侵。自己流寓异域，乌鹊啼鸣却空报亲人的音信，又时时听见山野的熊罴怒号，这样的心境无法用“恨”“怪”道清楚，只好将每日的稼穑生活以吟诗的兴致来表达，柴门茅屋里的自食其力的生活也能使一个读书人自得其乐。想到长安故居烟草迷茫的白阁和白阁下秋水弥漫的皇陂，有家难归，只好以吟诗来分解自已的离情乡思，不敢期盼能写出真能传之于后世的绝章妙句。
杜甫对诗歌艺术的传承发展和自己一生诗歌创作的主旨的思考和见解，却是以这样的五言排律的形式来表达，格律严谨，对仗工稳，一韵到底，丝毫不受约束，记事、议论、抒情均得心应手，足以表现出其诗歌造诣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司空曙和卢纶都在大历十才子之列，诗歌工力相匹，又是表兄弟。从这首诗，尤其是末联“平生自有分（情谊），况是蔡家亲（羊祜为蔡邕外孙，因称表亲为蔡家亲）”，可以看见他俩的亲密关系和真挚情谊；而且可以感受到作者生活境遇的悲凉。据《唐才子传》卷四载，司空曙“磊落有奇才”，但因为“性耿介，不干权要”，所以落得宦途坎坷，家境清寒。这首诗正是作者这种境遇的写照。
前四句描写静夜里的荒村，陋室内的贫士，寒雨中的黄叶，昏灯下的白发，通过这些，构成一个完整的生活画面。这画面充满着辛酸和悲哀。后四句直揭诗题，写表弟卢纶来访见宿，在悲凉之中见到知心亲友，因而喜出望外。近人俞陛云《诗境浅说》说，这首诗“前半首写中处之悲，后言相逢之喜，反正相生，为律诗一格”。从章法上看，确是如此。前半首和后半首，一悲一喜，悲喜交感，总的倾向是统一于悲。后四句虽然写“喜”，却隐约透露出“悲”：“愧君相见频”中的一个“愧”字，就表现了悲凉的心情。因之，题中虽着“喜”字，背后却有“悲”的滋味。一正一反，互相生发，互相映衬，使所要表现的主旨更深化了，更突出了。这就是“反正相生”手法的艺术效果。
比兴兼用，也是这首诗重要的艺术手法。“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不是单纯的比喻，而是进一步利用作比的形象来烘托气氛，特别富有诗味，成了著名的警句。用树之落叶来比喻人之衰老，是颇为贴切的。树叶在秋风中飘落，和人的风烛残年正相类似，相似点在衰飒。这里，树作为环境中的景物，起了气氛烘托的作用，类似起兴。自从宋玉《九辩》提出“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秋风落叶，常常被用以塑造悲的气氛，“黄叶树”自然也烘托了悲的情绪。比兴兼用，所以特别富有艺术感染力。明谢榛《四溟诗话》卷一云：“韦苏州曰：‘窗里人将老，门前树已秋。’白乐天曰：‘树初黄叶日，人欲白头时。’司空曙曰：‘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三诗同一机杼，司空为优：‘善状目前之景，无限凄感，见乎言表。’”其实，三诗之妙，不只是善于状景物，而且还善于设喻。司空曙此诗颔联之所以“为优”，在于比韦应物、白居易诗多了雨景和昏灯这两层意思，虽然这两层并无“比”的作用，却大大加强了悲凉的气氛。高步瀛《唐宋诗举要》说：“‘雨中’‘灯下’虽与王摩诘相犯，而意境各自不同，正不为病。”王维《秋夜中坐》：“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这两句纯属白描，是赋体，并不兼比；不仅意境不同，手法亦自有别。马戴《灞上秋居》：“落叶他乡树，寒灯中夜人。”语虽近似司空曙，但手法也并不一样，这里只写灞上秋居漂泊异乡孤中寂寞的情景，不曾以树喻人，没有比的意思。司空曙“雨中”、“灯下”两句之妙，就在于运用了兴而兼比的艺术手法。
《公输》（《公输》为后人添加的，取的是文章的前两个字）通过墨子止楚攻宋的故事，生动地叙述了墨子为实现自己的“非攻”主张，所表现出的艰苦实践和顽强斗争的精神，同时也暴露了公输盘和楚王的阴险狡诈，从而说明只有把道义和实力结合起来，才能迫使侵略者收敛其野心。
在这篇文章里，墨子对战争的性质看得是比较清楚的。他能明确指出楚攻宋之不义，因而他不辞辛劳，长途跋涉赶到楚国都城，以实际行动去制止战争的发生。正因为墨子站在正义一边，所以自始至终，都以主动进攻的姿态向公输盘及其主子楚王进行了无可调和的斗争，而且理直气壮，义正辞严。要想制止这场战争的发生，是一件极为不易的事。然而墨子终于制止了这场战争。这固然同墨子的机智善辩颇有关系，但更重要的却在于他能够针对敌方的要害展开攻势。首先，他从道义上击败敌人。墨子至楚后，公输盘问他为何而来，他说：“北方有侮臣者，愿借子杀之。”先是使得公输盘“不说（悦）”，继而逼出“吾义固不杀人。”但公输盘只知道杀一人谓之不义，却不知兴师攻宋杀更多的人，是更大的不义。所以墨子接着指出：“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把公输盘说得哑口无言。在十分狼狈的情况下，公输盘不得不把责任转嫁到楚王身上。墨子见楚王，同样采取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办法，从道义上谴责楚攻宋之不义。他以富人盗窃穷人为喻，问楚王“此为何若人”，使楚王承认此人“必为有窃疾矣”。因此楚以富有之国而攻伐贫穷之宋，正“为与此同类”。在墨子强有力的论据面前，楚王也不得不诺诺称是。公输盘的“义不杀少而杀众”和楚王以富窃贫，在道义上都是站不住的，因而他们理屈词穷，弄得尴尬不堪。从而说明对于强大而又顽固之敌，只是在道义上攻破它还远远不够，与此同时，还必须在实力上同敌人较量，并压倒它，才有可能迫使侵略者放弃勃勃野心。墨子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他“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这虽然只停留于近乎纸上谈兵，却是一次战术上的较量，大大灭了公输盘仗恃云梯之械攻宋的嚣张气焰。公输盘虽被挫败，但侵宋之心仍然不死。直到墨子说出即使杀掉他，“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之时，在实力的对抗之下，才使公输盘和楚王死了攻宋之心。
阻止这场战争的不是道义，而是墨子的智慧，在绝对失败的情况下，楚王放弃攻打宋国。
这表明，面对大国的不义之战，要敢于斗争。一方面要从道义上揭露其不义，使他们在舆论上威风扫地；另一方面，要从实力上作好充分准备，使他们的侵略野心无法得逞。这个道理，不仅在历史上是行之有效的，而且在今天也不无借鉴意义。
从写作特点来看，本文通过曲折生动的故事，围绕矛盾冲突来阐明道理，凸显人物性格。当墨子到楚国见到公输盘，经过道义上的一番谴责之后，公输盘“服”了。它似乎意味着矛盾得以解决。其实不然。当墨子指出：你既然“服”了，何以不停止攻宋呢？这么一问，公输盘却把责任转嫁于楚王。这既说明他口是心非，又引出了与楚王的新矛盾。为解决它，墨子去见楚王，从道义上把楚王驳得体无完肤，致使楚王称“善”。看来矛盾该是解决了。其实不然。楚王同公输盘一样，只不过是耍了个花招罢了。他在称“善”之后用“虽然”二字一转，又把责任推到公输盘身上，说什么“公输盘为我为云梯，必取宋”。这样一来，矛盾就更加复杂化了。又是与楚王的矛盾，又是与公输盘的矛盾，二者错综交织在一起。面对这样顽固而又狡诈的敌人，如果还采取先前那种从道义上揭露的办法对付他们，显然是不能奏效的。那么究竟怎样解决这一矛盾，既是摆在墨子面前的一个十分艰巨的课题，也是读者想要急切知道的。出自墨子的机智多谋，来了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既然楚王和公输盘都仗恃云梯这一攻城之械来攻宋，就需要把云梯这个迷信予以彻底摧毁。于是墨子便在战术上与公输盘来一次较量。较量的结果，公输盘彻底失败，屈服了。然而，矛盾非但没有解决，且向纵深发展。公输盘在黔驴技穷的情况下，竟想下毒手把墨子这个劲敌杀掉，妄图扫清攻宋道路上的障碍。但是这一阴谋不但未能得逞，反被墨子一眼看穿进而一针见血地当面揭露。墨子还严正告诉他们：“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最后在实力的对比和威慑之下，楚王才被迫说出“善哉！吾请无攻宋矣”的话来。矛盾终于得以解决。试看故事是多么曲折生动！矛盾冲突犹如波浪起伏，滚滚向前推进。
再者，作者还善于运用类比说理，进行层层推理。墨子见公输盘和楚王，都不是直陈其事，开宗明义，而是先作比喻，然后进行逻辑推理，使之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这就大大增强了说服力，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而尤为突出者，是作者运用比喻之妙。诸如墨子见到公输盘后，公输盘问他有何见教，他并不正面直答来意，而说：“北方有侮臣者，愿借子杀之。”他把问题说得十分严重，意在一下子把对方的注意力引到这件事上，迫使对方对这件事立即表示态度，说出意见，亦即使对方说出自己要他说出的话来。可是公输盘偏偏不说，只是表示不高兴。公输盘不说，当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于是只好再来个火上加油，“请献十金”。这意味着要拿金钱贿赂收买他，让他去干杀人的勾当。这下子公输盘可沉不住气了，便脱口说出“吾义固不杀人”。墨子之所以使他不高兴，继而又激怒他，无非是让他说出这句话来，然后再予以批驳。墨子见楚王，则是另一番气象。一开头就作比说：“今有人于此”如此这般。他不用“倘若”“假如”等假设字样，好像是讲一件实实在在的事，使对方不致发生错觉，能够听得进去，然后让对方说出自己要他说出的话来。墨子连用了三个比喻，然后问楚王：“此为何若人？”楚王很痛快地回答说：“必为有窃疾矣。”既然回答得痛快，那就毫无必要再用激将的办法进一步逼问了。但读者完全可以想像，假如楚王也像公输盘那样吞吞吐吐的话，墨子将会用别的办法使他说出自己要他说的话的。可见，墨子是根据不同对象的表现，而采用不同的方式方法。总之，要他们说话，要他们说出自己想要他们说的话。不说话，不行；说了话，达不到自己的目的也不作罢。只要他们说了话，事情就好办了，就可以抓其把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了。墨子就是用这种引鱼上钩、先发制人的办法，进行说理的，自始至终都以主动进攻的姿态出现，使对方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文章之所以富有逻辑性和说服力，是同这种说理方法密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