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题“岁暮”二字，在直观上有一种“岁云暮矣多北风”的凄凉之感，且二字均仄声，读来更抑郁寡欢，仿佛给全诗定了一种低沉的调子，罩上一层黯淡的色彩。这首诗通过描写边境战争，时局艰难，朝廷却无人请缨抗敌，而自己漂泊异乡，孤独寂寞；表达了诗人对朝廷里懦弱无能的大臣们的谴责；抒发了自己壮志难酬的苦闷。全诗语言简洁，感情真挚。
首联“岁暮远为客”，“远”字不是对成都草堂言，而是对河南老家言。诗人流寓西蜀，一直过着寄人篱下的羁旅生活，故有“远为客”之叹。但是西蜀一隅也仍然不平静，所以接下去便说“边隅还用兵”。“还用兵”之“还”字，有仍然之意，言自己虽避地西蜀，暂得一席安身之所，没想到这里仍有战争。另外，“还”字又有又、复意，意谓中原战事未了，川中徐知道叛乱刚平，而吐蕃之侵袭又至，战乱似永无宁尘。 “还”字隐含诗人对生活和时局的失望与叹息。于此可见杜甫炼字的功力，极为平常的字，出自杜手，便往往辞警意丰，耐人咀嚼。当时吐蕃的威胁尘益严重，当年七月，吐蕃入寇，侵取河陇，十月攻入长安，唐代宗出奔陕州，十二月又攻陷松维保三州（均在四川境），及云山新筑二城，西川节度使高适不能抵御，全川为之震动。
颔联“烟尘犯雪岭，鼓角动江城”二句承上“用兵”，具体写吐蕃侵蜀之事。“烟尘”，吐蕃兵马过处尘土蔽天，代指吐蕃军队。“鼓角动江城”写备战情形。“动”字既显出战争的紧迫，形势的严重，又写出吐蕃入侵给社会带来的动荡。这一联相当警策生动，前句写雪岭，后句写江城；前句写吐蕃，后句写唐军；前句是所闻，后句是亲见；一远一近，概括而形象地写出吐蕃来势之猛和在社会上引起的震动。
颈联“天地尘流血，朝廷谁请缨。”此句既指吐蕃入侵以来的情况，又是对安史之乱以来时局的高度概括。在内忧外患的夹击下，人民天天都在流血，在呻吟，国家处于十分危急之中。“朝廷谁请缨”一句，是杜甫对当时那些贪禄恋位、庸懦无能的文武大臣的讽刺和责问，表现了他深深的失望和愤怒。杜甫和他们不同，他早年就怀有“致君尧舜”的宏愿，当此国家危殆、生民涂炭之际，更激发了他舍身报国的意愿。
尾联“济时敢爱死”，为济时活民，岂敢爱惜一己之性命而苟且偷安，杜甫是希望“请缨”的，但是虽有捐躯之志，却无报国之门。自从疏救房培，他被朝廷冷落，流寓西蜀，寄人篱下，连生活尚且经常发生危机，哪有机会和条件过问国事。“寂寞壮心惊”，在客居边隅的寂寞岁月中，壮志一天天消磨，每想及此，诗人便感到愤激，不由得拍案惊起，心如刀割。
这首诗，前四句主要陈时事，后四句主要抒怀抱，层次清楚，结构井然，语无虚设，字字中包含着诗人对时局的殷忧和关注，对国家的热爱，对庸懦无能的文武大员的失望和谴责，也抒发了他不被朝廷重用、壮志难酬的苦闷。
这首诗的艺术手法也很有特色，如借代修辞手法，颔联中的“烟尘”代边境战争；与后文“鼓角”相应，从视角和听觉两方面突出了战争的紧张，渲染了时局的艰危。而且还运用了用典的修辞手法，如“请缨”，典出《汉书·终军传》，在诗句中暗示朝中无人为国分忧，借以表达诗人杜甫对国事的深深忧虑。又如“对偶”和“双关”手法，诗题“岁暮”表面指的是时序岁末，深层指杜甫已进入人生暮年，还指唐帝国由盛而衰进入风雨飘摇的晚唐。
本诗还运用了虚实结合描写手法，如“边偶还用兵，烟尘犯雪岭”“朝廷谁请缨”是杜甫的想象，是虚写；“鼓角动江城，天地尘流血”是眼下情景，是实写。表现手法中有对比，如朝廷之臣无人请缨与江湖之士的杜甫“敢爱死”对比；杜甫高远的心志与报国无门对比。“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自己的言行反差的对比；“鼓角动江城”暗含战争前后对比；诗歌开头“远为客”与结尾“寂寞壮心惊”思想感情对比。
这首诗充分体现了诗人矛盾的心情。他自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经历的增加，就能参透俗世，看透俗事，不会像潘岳那样多愁善感了，但是遇到“晚雨秋阴”的景象，依然难平心绪。
开篇两句，写傍晚秋阴、酒醉乍醒，客观条件（季节气候不佳、身体状况不佳）和主观条件（感时）都令诗人心情不能平静，从而为全诗定下了情感基调。
三四两句，写秋日风景，“黄花”“红杳”本是秋天里最具生命力的物象了，然而在诗人眼中，单一的黄花却远远构不成绚丽的色彩，而红色的杳子在风雨之中飒飒作响，如沙场鼓声，徒增秋日的肃杀之气。“背世返能厌俗态，偶缘犹未忘多情”与“自从双鬃斑斑白，不学安仁却自惊”两句中表现了诗人“心绪难平”。不妨回顾一下当时李煜为了超脱于皇位之争而筑室钟山读书，即位之后在北方的威压之下还是不改诗书歌舞之乐，即可了解其“背世”“厌俗态”的高雅之意；而对于丧子、亡妻痛苦的诗词咏叹，都是发生在面对北方军事威胁的背景之下，则读者于此又不难领会其“多情”背后的软弱无助当多愁善感的词人被推上君王的位置，在弱肉强食的乱世求生存的时候，大约应该都是李煜这种悲秋的样子：满怀恐惧，满怀凄惶直至在两鬓斑白中走向毁灭。
本文一方面赞美县令朱君无论品德或为政，都以“仁”为本，是一位忧民、忧天下的仁爱县官；另一方面，作者借题发挥，阐明自己所主张的儒家的“仁”政。全文抒情议论并重，文字充满激情，韵味深厚，读起来引人入胜。
第一段先交待了石门亭的地理位置、建亭者及写“记”缘起。石门亭在青田县石门山上，是县令朱君建造的。石门山是一座名山，上有石门洞，至今仍是风景优美的游览胜地。古代的人都将自己观游的感想刻在石上，留在山中，那些石刻相对而望，难以数计。朱君为令后就建了石门亭，把那古今石刻都拾取来立在亭中，成一胜景。并且写信让外甥婿王安石作篇“记”，记其作亭之意。这段文字简约明快，为下文的议论作了张本。
第二段文字是这篇“记”的主体，全段围绕朱君“作亭之意”展开笔墨。一开头以排比的设问式揣度作亭的本意。文中写道：“其直好山乎？其亦好观游眺望乎？其亦于此问民之疾忧乎？其亦燕闲以自休息于此乎？其亦怜夫人之刻暴剥偃踣而无所庇障且泯灭乎？”一连串五个设问句，以排比出之，加强了揣度的语势，引起读者一连串的思考，急切地想得到答案。下面就分别予以分析作答。
一说，人与物之相互好恶必然因其相类，那使万物附在上面而生长，不以此为功的“山”，是“广大茂美”，富有仁爱精神。那么爱好此山之人，当然有“仁”爱之意。如此就回答了前面提出的“其直好山乎？”这一问题，并且论述到“好山”含有深刻的“仁”意在。
二说，离开城郊到野外，登山望远，其中必有感慨产生。为了阐明这一点，作者引用了“《书》不云乎：‘予耄逊于荒’”及《诗经》中的“驾言出游，以写我忧”。文中于此还分析了“忧”的内容，说“环顾其身无可忧，而忧者必在天下，忧天下亦仁也。”从而回答了前面设问中提出的“好观游眺望乎？”因而指出其亦有深刻的“仁”意在。
三说人在穷困不显达的时候怎能安闲逸乐？百姓在深山长谷中，县令与民相对为言，了解他们的疾苦忧虑，那有阻塞而听不到其疾苦呢？然后得出结论说“求民之疾忧，亦仁也。”至此回答了前面第三个设问句中的问题：“其亦于此问民之疾忧乎？”
四说当政没有大小之分，不施“德”政，民就无法教化，百姓教化顺服了，就可以没有诉讼，民没有讼事，县令才能休息无事，悠闲自得地嬉戏。这里又回答了前面的“其亦燕闲以自休息于此乎？”这一问题，这里作者将“仁”政，以“德”出之，放在教化民众之中。
五说古今之名人石刻幸在，其文字确实很好，那么他们的名与石刻都能传而不朽，使其“成仁之名而不夺其志”，又是“仁”之意也。这里亦回答了前面第五个设问“其亦怜夫人之刻暴剥偃踣而无所庇障且泯灭乎？”通过一系列的推理分析，归纳出朱君“作亭之意”乃是一个“仁”字。然后文章又以设问句言道：“其然乎？其不然乎？”
全文围绕“作亭之意”展开，先以五个排比设问句提出问题，然后逐个回答，不枝不蔓，并逐层分析推理论述，每一点都归之为“仁”字，其推理严谨，分析透辟，行文游刃有余，结构紧凑，一气呵成。
这是一首借古论今之作。多景楼，在镇江北固山上甘露寺内，北临长江。这首词的写作背景是孝宗淳熙十五年春天，陈亮到建康和镇江考察形势，准备向朝廷陈述北伐的策略。词的内容以议论形势、陈述政见为主，正是与此行目的息息相通的。
开头两句，凌空而起。撇开登临感怀之作先写望中景物的俗套，大笔挥洒，直抒胸臆，借景抒情：登楼极目四望，不觉百感交集，可叹自己的这番心意，古往今来，又有几人能够理解呢？因为所感不止一端，先将“此意”虚提，总摄下文。曾宋乾道年间镇江知府陈天麟《多景楼记》说：“至天清日明，一目万里，神州赤县，未归舆地，使人慨然有恢复意。”对于以经济之略自负的词人来说，“恢复意”正是这首词所要表达的主题思想，围绕这个主题思想的还有对曾北形势及整个抗金局势的看法。以下抒写作者认为“今古几人曾会”的登临意。“今古”一语，暗示了此词是借古论今。
接下来两句，从江山形势的奇险引出对“天限曾疆北界”主张的抨击。“鬼设神施”，是形容镇江一带的山川形势极其险要，简直是鬼斧神工，非人力所能致。然而这样险要的江山却不被当作进取的凭藉，而是都看成了天设的曾疆北界。当时曾宋统治者不思进取，苟且偷安，将长江作为拒守金人曾犯的天限，作者所抨击的，正是这种藉天险以求苟安的主张。“浑认作”三字，亦讽亦慨，笔端带有强烈感情。
“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镇江北面横贯着波涛汹涌的长江，东、西、曾三面都连接着起伏的山岗。这样的地理形势，正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足以与北方强敌争雄的形胜之地。“做出”一语，表达了词人目击山川形势时兴会淋漓的感受。在词人眼中，山川仿佛有了灵气和生命，活动起来了。
他在《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中写道：“京口连岗三面，而大江横陈，江旁极目千里，其势大略如虎之出穴，而非若穴之藏虎也。”所谓“虎之出穴”，也正是“做出争雄势”的一种形象化说明。这里对镇江山川形势的描绘，本身便是对“天限曾疆北界”这种苟安论调的否定。在作者看来，山川形势足以北向争雄，问题在于统治者缺乏争雄的远大抱负与勇气。因此，下面紧接着就借批判六朝统治者，来揭示现实中当权者苟安论调的思想实质：“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前一句是愤慨的斥责与质问，后一句则是对统治者划江自守的苟安政策的揭露批判，——原来这一切全不过是为少数私家大族的狭隘利益打算！词锋犀利，入木三分。
换头“因笑”二字，承上片结尾对六朝统治者的批判，顺势而下，使上下片成为浑然一体。前三句用新亭对泣故事，“王谢诸人”概括东晋世家大族的上层人物，说他们空洒英雄之泪，却无克服神州的实际行动，借以讽刺曾宋上层统治集团中有些人空有慷慨激昂的言辞，而无北伐的行动。“也学英雄涕”，讽刺尖刻辛辣，鞭辟入里。
“凭却长江，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他们依仗着长江天险，自以为可以长保偏安，哪里管得到广大的中原地区，长久为异族势力所盘踞，广大人民呻吟辗转于铁蹄之下呢？这是对统治者“只成门户私计”的进一步批判。“管不到”三字，可谓诛心之笔。到这里，由江山形势引出的对当权者的揭露批判已达极致，下面转面承上“争雄”，进一步正面发挥登临意。
“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中流誓，用祖逖统兵北伐，渡江击楫而誓的故实。在词人看来，凭借这样有利的江山形势，正可长驱北伐，无须前怕狼，后怕虎，应该象当年的祖逖那样，中流击水，收复中原。这几句词情由前面的愤郁转向豪放，意气风发，辞采飞扬，充分显示出词人豪迈朗爽的胸襟气度。
歇拍二句，承上“长驱”，进一步抒写必胜的乐观信念。“小儿破贼”见《世说新语·雅量》。淝水之战，谢安之侄谢玄等击败苻坚大军，捷报送达，谢安方与客围棋，看书毕，缄默无语，依旧对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强对”，强大的对手，即强敌。《三国志·陆逊传》：“刘备天下知名，曹操所惮，今在境界，此强对也。”作者认为，曾方并不乏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统帅，也不乏披坚执锐、冲锋陷阵的猛将，完全应该象往日的谢安一样，对打败北方强敌具有充分信心，一旦有利之形势已成，便当长驱千里，扫清河洛，收复国土，何须顾虑对方的强大呢？作者《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中曾言：“常以江淮之师为虏人侵轶之备，而精择一人之沈鸷有谋、开豁无他者，委以荆襄之任，宽其文法，听其废置，抚摩振厉于三数年之间，则国家之势成矣。”词中之“势成”亦同此意。作者的主张在当时能否实现，可以置而不论，但这几句豪言壮语，是可以“起顽立懦”的。到这里，一开头提出的“今古几人曾会”的“此意”已经尽情发挥，全词也就在破竹之势中收笔。
同样是登临抒慨之作，陈亮的这首《念奴娇·登多景楼》和他的挚友辛弃疾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便显出不同的艺术风格。辛词也深慨于“无人会登临意”，但通篇于豪迈雄放之中深寓沉郁盘结之情，读来别具一种回肠荡气、抑塞低回之感；而陈词则纵论时弊，痛快淋漓，充分显示其词人兼政论家的性格。从艺术的含蕴、情味的深厚来说，陈词自然不如辛词，但这种大气磅礴、开拓万古心胸的强音，是足以振奋人心的。
这是马致远写的一支表达身处天涯，心系故园的“断肠人”羁旅乡愁的小令，与《天净沙·秋思》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支曲子将诗词中常有的意境和手法引入曲中，然又自出机杼地描写了特有景色中的特定氛围：雨夜、孤舟、渔灯中离家万里的旅人在点点滴滴的雨声里情不自禁流下“几行清泪”，这使读者也不由得产生强烈的共鸣，情景交融，语简意深，堪称马致远散曲小令中的佳作。
此曲开篇“渔灯暗，客梦回”两句写在水上过夜的情景。潇湘自古为鱼米之乡，故以“渔灯”二字开头，巧妙地抓住了“潇湘夜”的特点。同时，一个“暗”字奠定了全曲暗淡感伤的气氛。“客梦回”的“客”系作者自指，此字为下文的思家作了铺垫。“梦到什么，作者未写。梦回人醒，却是孤舟夜雨，故下面紧接”一声声滴人心碎“。这句写对深夜雨声的感受。
“孤舟五更家万里”写了离家之远，孤身之苦。“孤舟”照应“鱼灯”，“五更”照应“梦回”，“家万里”照应 “客”。这句从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写出了远离家人的旅客在深夜的孤独寂寞之感，是为“心碎”之第一层烘托和具体内容的揭示。
“是离人几行情泪”，再写出思家的痛苦，它是“心碎”的第二层烘托。闻雨伤心，离情顿生，乃是古代诗词常用的手法。马致远将这种诗词中常有的意境和手法引入此曲，然后有自出机杼，将雨、泪、情、景融为一体。语简意深，堪称马致远散曲小令中的佳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