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渔父》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最早认定为屈原作的，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楚辞章句》是在西汉末年刘向编的《楚辞》的基础上作注。在《楚辞》中，《渔父》已作为屈原的二十五篇作品之一收入。据此，则认定屈原作《渔父》，又可上推至刘向时。后世认同屈原作《渔父》，影响较大的有南朝梁代萧统编的《昭明文选》和南宋朱熹的《楚辞集注》。但此说漏洞颇多。从外证来说，司马迁在《史记·屈贾列传》中引述《渔父》文字时，只是作为行文的一部分，而并非作为屈原的原作转引。王逸《楚辞章句》在明确指出“《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之后，又说“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则作者又非屈原而成了“楚人”。从内证来说，《渔父》中的屈原表示“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以下当是赴湘自沉的一幕，似不可能再有心绪用轻松的笔调续写“莞尔而笑”的渔父。何况全文采用第三人称，亦与屈原作为此文作者的身份不合。故近人一般都认为此文并非屈原所作。郭沫若说：“《渔父》可能是深知屈原生活和思想的楚人的作品。”(《屈原赋今译》)按之作品的实际，这一推断还是比较可信的。
在第一部分中，屈原开始露面。文章交待了故事发生的背景、环境以及主人公的特定情况。时间是在“既放”之后，即屈原因坚持爱国的政治主张遭到楚顷襄王的放逐之后；地点是在“江潭”、“泽畔”，从下文“宁赴湘流”四字看来，当是在接近湘江的沅江或沅湘间的某一江边、泽畔；其时屈原的情况是正心事重重，一边走一边口中念念有词。文中以“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八字活画出屈原英雄末路、心力交瘁、形销骨立的外在形象。
第二部分是文章的主体。在这部分中，渔父上场，并开始了与屈原的问答。对渔父不作外形的描述，而是直接写出他心中的两个疑问。一问屈原的身份：“子非三闾大夫与?”屈原曾任楚国的三闾大夫(官名)，显然渔父认出了屈原，便用反问以认定身份。第二问才是问话的重点所在：“何故至于斯?”落魄到这地步，当是渔父所没有料想到的。由此一问，引出屈原的答话，并进而展开彼此间的思想交锋。屈原说明自己被流放的原因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即自己与众不同，独来独往，不苟合，不妥协。由此引出渔父的进一步的议论。针对屈原的自是、自信，渔父提出，应该学习“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榜样，并以三个反问句启发屈原“淈泥扬波”、“哺糟歠酾”，走一条与世浮沉、远害全身的自我保护的道路。他认为屈原不必要“深思高举”，从思想到行为无不高标独立，以致为自己招来流放之祸。渔父是一位隐者，是道家思想的忠实信徒。老子说：“和其光，同其尘。”(《老子》)庄子说：“虚而委蛇。”(《庄子·应帝王》，后世成语作“虚与委蛇”)渔父所取的人生哲学、处世态度，正是从老庄那里继承过来的。他所标举的“圣人”，指的正是老、庄一类人物。儒家的大圣人则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坚持“苏世独立，横而不流”(《九歌·橘颂》)的高尚人格的屈原，对于渔父的“忠告”当然是格格不入的。他义正辞严地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思想、主张。他以“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的两个浅近、形象的比喻，说明自己洁身自好、决不同流合污的态度。又以不能以自己的清白之身受到玷污的两个反问句，表明了自己“宁赴湘流”，不惜牺牲性命也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屈原在《离骚》中就曾旗帜鲜明地表示过：“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渔父》中的屈原，正是这样一个始终不渝地坚持理想、不惜舍生取义的生活中的强者。司马迁将《渔父》的文字作为史料载入屈原的传记中，当也是有见于所写内容的真实性，至少是符合屈原一以贯之的思想性格的。
全文的最后一部分，笔墨集中在渔父一人身上。听了屈原的再次回答，渔父“莞尔而笑”，不再答理屈原，兀自唱起“沧浪之水清兮”的歌，“鼓枻而去”。这部分对渔父的描写十分传神。屈原不听他的忠告，他不愠不怒，不强人所难，以隐者的超然姿态心平气和地与屈原分道扬镳。他唱的歌，后人称之为《渔父歌》(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第八十三卷将此歌作为《渔父歌》的“古辞”收入)，也《沧浪歌》或《孺子歌》。歌词以“水清”与“水浊”比喻世道的清明与黑暗。所谓水清可以洗帽缨、水浊可以洗脚，大意仍然是上文“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意思，这是渔父和光同尘的处世哲学的一种较为形象化的说法。
最后这一部分，不见于《史记》屈原本传中。从全篇结构来说，这一部分却是不可或缺的：它进一步渲染了渔父的形象；渔父无言而别、唱歌远去的结尾，也使全文获得了悠远的情韵。不少研究者认为《渔父》这篇作品是歌颂屈原的。但从全文的描写、尤其是从这一结尾中，似乎很难看出作者有专门褒美屈原、贬抑渔父的意思。《渔父》的价值在于相当准确地写出了屈原的思想性格，而与此同时，还成功地塑造了一位高蹈遁世的隐者形象。后世众多诗赋词曲作品中吟啸烟霞的渔钓隐者形象，从文学上溯源，都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楚辞中的这篇《渔父》。如果一定要辨清此文对屈原与渔父的感情倾向孰轻孰重，倒不妨认为他比较倾向于作为隐者典型的渔父。
《渔父》是一篇可读性很强的优美的散文。开头写屈原，结尾写渔父，都着墨不多而十分传神；中间采用对话体，多用比喻、反问，生动、形象而又富于哲理性。从文体的角度看，在楚辞中，唯有此文、《卜居》以及宋玉的部分作品采用问答体，与后来的汉赋的写法已比较接近。前人说汉赋“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在文体演变史上，《渔父》无疑是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的。
作者对军阀所进行的战争持否定批判的态度，对遭受战争之苦的人民怀着深厚的同情。这首诗描写了遭战火洗劫后江边江面荒凉破败的景象。
在这首诗描绘的画面中有两组镜头：一是兵火过后只剩下几户人家的穷村；一是拂晓之时，在残月余辉笼罩之下无人争渡的冷清的江面。诗一开始便点出了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兵火”。“有余烬“三字，说明这场“兵火”刚刚烧过。这首诗的第二句具体的表现了兵火烧过之后的景象，兵火给人们带来的后果。平时，村落虽然贫穷，但不会只有“数家”。战争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使无数人流离失所，逃往他乡，“贫村”才剩下了“数家”，是战争造的罪孽。一个“才”字表现了诗人痛恨战争的感情，也表现了战争给人们带来灾难深重的程度。这首诗的第二组镜头境界开阔，但情调凄凉悲苦。平时，一在拂晓之时，江面上是百舸争流，游人争渡的景象，而此时，在兵火过后，江面上没有了“争渡”的情景，只有那兵火无法烧到的“残月”落向那兵火烧不着“寒沙”。这些描写，蕴含着人民的苦难，深寓着诗人的感情。
这首诗主要的艺术特点就是由两组画面烘托出凄清冷寂的意境。反战的主题，诗人对此争及战争发动者的憎恨和对人民的同情都是从这里表现出来的。由于在诗中诗人以客观抒情诗人的姿态出现，故而使人更加感到诗境、诗情具有冷静的客观真实性，从而加强了诗歌的感染力。这首诗语言通顺流畅，短短四句小诗，描绘出众多的形象，语言的概括力是很强的。
《踏莎行》，调名取自陈羽诗《过栎阳山溪》中“众草穿沙芳色齐，踏莎行草过春溪”。曹冠词名之为《喜朝天》，赵长卿词则名之《柳长春》。双调，五十八字。上下片各三仄韵。
张抡这首《踏莎行》上片写秋天山景，下片写仲秋赏月。
“秋入云山，物情潇洒，百般景物堪图画。”第一句先以“秋”字点出节令，然后以“入”字写出秋来的动态，再以“山”字指明秋入的处所。前方着一“云”字，点明山势高峻，耸立云端。通过此句四字，把本词描写秋山的意旨交代出来。接下去，用第二句写秋入云山所带来的变化。“物情”二字，指山中景物的情态。“潇洒”，乃清秀爽丽之貌。这两个字最宜于表现秋天风物秀逸的风韵。如杜甫《玉华宫词》：“万籁真笙竽，秋色正潇洒。”张抡说“物情潇洒”，不只是写到秋之于物的作用，而且写出景物之情。仿佛山中草木有知有情，秋来之际显出潇洒的姿容。而从“物情”的“潇洒”之中，又可见出词人潇洒的笔意，词家之清韵。景中有我，我在景中，情深意远，极尽赏爱之意。接着第三句紧续一笔，“百般景物堪图画”，“百般”极言景物之多，千姿百态，争艳斗奇，蕴含着无限的诗情画意，故而说“堪图画”。张抡这首词，可说是以画入诗，诗中有画。山中秋景胜绝，无处不美，目不暇接，要有一番选择，用最典型的景物写出秋山之美，于是词人以生花妙笔写出丹枫、黄花两景。
“丹枫万叶碧云边，黄花千点幽岩下。”这是两句精美绝伦的对偶句。第一句，“丹枫”，亦称霜叶、红叶。谓枫叶经霜而红，色艳如丹，故称为“丹枫”。“万叶”，极言枫叶之多。“丹枫万叶”四字点带出层林尽染万山红遍之景。“碧云”，青白色的云气。句尾的“边”字，是个忽视不得的字眼。丹枫的位置、山势的高大均由此字点出。说明火红的枫叶层层叠叠，依山而上，一直铺展到碧云旁边，描绘出碧云与红叶相映，山色与青空交辉，丹枫似锦、万山如绣的秀丽景色。晚唐诗人杜牧写过一首《山行》绝句：“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后两句也是极写枫林霜叶之美和赏爱不尽的情趣，向为脍炙人口的名句。杜牧用比喻写霜叶之红，张抡则以碧云映衬丹枫之色。各有千秋，异曲而同工。为描述红叶之美，古代诗人竞驰才思，极尽形容之妙。杨万里曾赋一绝，题为《秋山》，诗云：“乌臼平生老染工，错将铁皂作猩红。小枫一夜偷天酒，却倩孤松掩醉容。”以浪漫的笔调，拟人化的手法，十分风趣地写出了小枫醉容可掬的形象。再接着看张抡的词，“黄花”，即黄菊，以其色泽金黄，故称之为“黄花”。“千点”，是远而望之，言其小而多，也表现其点缀分布之广。“幽岩”，清幽寂静的山岩。有岩而幽，说明草木丰茂，一片青绿。“下”字，点出金菊的位置，在山岩深幽之处。无数的菊花，点点洒洒，如散金碎黄，镶嵌在万绿丛中，显得分外明丽耀眼，描绘出岩壑含翠、金英秀发的清幽景色。
古来写丹枫、黄花的诗词，车载斗量，不可胜数。但分而言之者多，兼而写之者少。即使兼写，也很难找到能与此媲美的妙句。朱庆余《观涛》写过“高楼晓望无穷意，丹叶黄花绕郡城”，可谓秀美而有意趣，但终究略逊一筹。张抡这两句词，就所构成的画面来说，突出的主体景物是丹枫、黄花而分别以碧云、幽岩作为陪衬。高远处，在淡采素墨的背景中，抹出浓烈之色；深幽处，在重笔濡染的衬底上，点出鲜明之色。淡中见浓，浓中有淡，明暗变化，对比强烈，构成一幅色彩斑斓、意境深远的秋山画卷，充分显示了词人摹写景物的艺术才能。古人云：“江山明秀发诗情”。正是可爱的自然风光激发了词人的灵感，才写出了这两句情韵俱到的好词。另一方面，好诗好词又是在长期创作实践中，经过千锤百炼得到的。在这方面，古代诗人的感受是很深的，经验也是非常丰富的。杜荀鹤认为写诗必须持之以恒，永不间断，所谓“生应无辍手，死是不吟时”。陆游到了84岁还坚持不懈地奋力创作，说是“无诗三日却堪忧”，成为最多产的诗人，一生留下了上万首诗词。为了斟酌一句诗、一个字，诗人们往往是呕心沥血，倾注了全部精力。李贺为积累诗句，马上特置锦囊，每有所得，辄书之以投囊中。贾岛为“推”、“敲”二字，想得出神，竟然骑马闯进韩愈的仪仗队而不自知。他苦吟苦写，乃至于“两句三年得，一吟泪双流”。其中甘苦，大有一言难尽的味道。另一个苦吟诗人孟郊，为写得好一些，焚膏继晷，日夜习作，自道是：“夜学晓不休，苦吟神鬼愁。”还有一个卢延让，更是险觅狂搜，殚精竭虑，为“吟安一个字”，以至于“捻断数茎须”，说是“险觅无应闷，狂搜海亦枯”。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我们并不主张闭门索句，凭空臆造，一味雕琢。但字斟句酌，刻苦磨炼，以严肃认真的态度从事创作，是写出好诗好词的首要条件。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是尽人皆知的名句，其中的“绿”字之所以写得形象生动，掷之于地可作金石之声，乃是经过十几次的反复修改而后得到的。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论才华论技巧，都是冠绝千古的，然而他在创作中始终一丝不苟，常常是“新诗改罢自长吟”。而且他的诗作愈老愈严格，自道是：“晚来渐于诗律细”，“语不惊人死不休”。古往今来，无数的事例证明了一条永恒不变的法则，那就是作家不仅需要才华，更重要的是要有认真、严肃的创作态度，才能熔铸出好的诗句，写出好的作品。由此看来，张抡这两句词，虽说只有十四个字，然而却是来之不易，付出了艰苦劳动的。
下片换头三句，写仲秋夜月之美。
“已喜佳辰，更怜清夜，一轮明月林梢挂。”仲秋，是一年一度的佳节，人人欢度，故而曰“已喜”。又逢天气爽朗，夜空碧清如洗，因而格外高兴，故曰“更怜”。下面由写意转而写景，点出“一轮明月”。月圆如轮，高挂林梢，银辉流洒，清光烛地，正是赏月的大好时刻。故而末结两句云： “松醪常与野人期，忘形共说清闲话。“松醪”，用松膏酿制的酒。李商隐《复至裴明府所居》云：“赊取松醪一斗酒，与若相伴酒烦襟。”“野人”，山野之人。“期”，约会之意。“忘形”，语出《庄子·让王》：“养志者忘形，养形者忘利，”杜甫《醉时歌》云：“忘形到尔汝，痛饮真吾师。”张抡这两句写词人常与山野之人相约饮酒，情投意合，不拘形迹地在月光下谈天说地，淡泊的心境与清幽的月色交融在一起，表现出闲适惬意、怡然自得的山居乐趣。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这首词在语言上是很有特色的。音韵和谐，辞意兼美，清丽秀润，亲切自然。词人在语言艺术上，的确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上片写词人对家人的怀念。首句“别绪如丝睡不成”，情意坦诚，多情公子这时正在塞上，分离后的思念令他辗转反侧，无法入眠，而“那堪孤枕梦边城”一句就更进一步地表明了纳兰的愁思之深。一般说来，“梦边城”应当解释为“梦见边城”，可是联系上下文，应该解释成“梦于边城”。孤枕难眠，所以纳兰索性披衣起床，去倾听那夜半塞外的冷雨声。但邢夜雨声就像伤心人拨弄琴瑟的弦声，悲凄彻骨，每一声都敲打着纳兰那颗满是悲愁的心，也更加引发了他的思念，令他不由想起了家里的妻子，心想这时的她会不会也正在想念着自己。
下片从书信落笔，进一步抒发了自己的相思情怀。这时的思念之情好像春天的杂草似的，疯狂生长，所以纳兰拿起了笔，铺开纸笺，写下了一首抒发自己离愁别绪的书信寄给妻子。词中的“书郑重，恨分明”显得语义不清，令人疑惑，谁又能明白当时的纳兰要表达什么意思。“天将愁味酿多情”一句将纳兰的思念和悲愁推向高潮，意思是说：就连上天都在用滴滴答答的绵密雨声来酝酿自己的悲苦。这个“酿”字，可谓是全词的词眼。“偏到鸳鸯两字冰”意为一想到我们天各一方，相见遥遥，又不禁彻骨寒心了。塞外苦寒，纳兰好不容易写完信，呵着冰冷的双手粘好了信封，在为信封签押时，笔尖却被冻住了，四周一片冰冷的寒意。情深意重笔轻，落下“鸳鸯”二字时，心中更凄楚。从“天将愁味酿多情”、“偏到鸳鸯两字冰”来看，颇含悠然不尽之意，“鸳鸯两字冰”，化虚为实，深刻地表达了相思的愁苦。
全词对爱侣的萦思写得回环婉曲，意韵别生。“偏到鸳鸯两字冰”的描画，意味悠长，既渲染出边塞的严寒景象，也折射出心中的清冷景况，亦摹写出这份苦寒对恩爱伴侣儿女情长的阻隔，多重意蕴缭绕字里行间，情韵悠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