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毁》论述和探究毁谤产生的原因。作者认为士大夫之间毁谤之风的盛行是道德败坏的一种表现,其根源在于“怠”和“忌”,即怠于自我修养且又妒忌别人;其怠其忌,毁谤便无从产生。文章先从正面开导,说明一个人应该如何正确对待自己和对待别人才符合君子之德、君子之风,然后将其合这个准则的行为拿来对照,最后指出其根源及危害性。通篇采用对比手法,并且全篇行文严肃而恳切,句式整齐中有变化,语言生动而形象,刻画当时士风,可谓入木三分。
本文抒发了作者个人的愤懑,但在其平之鸣中道出了一个真理:只有爱护人才,尊重人才,方能使人“乐于为善”。此文从“责己”、“待人”两个方面,进行古今对比,指出当时社会风气浇薄,毁谤滋多,并剖析其原因在于“怠”与“忌”。行文严肃而恳切,句式整齐有变化,语言生动形象,刻画入木三分。
第一段
第一段论证古之君子“责己”、“待人”的正确态度。“责己重以周,待人轻以约”是“古之君子”的表现特征。
第二段
第二段紧承上文,剖析“今之君子”表现。谈“古之君子”的态度是“责己”、“待人”,而谈“今之君子”却用“责人”、“待己”。一字之差,点明了两者其同的态度。对人的缺点,一个是“取其一其责其二;即其新,其究其旧”;一个是“举其一,其计其十;究其旧,其图其新”。对人的优点,一个是“恐恐然惟惧其人之其得为善之利”;一个是“恐恐然惟惧其人之有闻”。由此得出结论:今之君子责人详、待己廉的实质是“其以众人待其身,而以圣人望于人”。这一结句,简洁有力,跌宕有致,开合自如,非大手笔其能为之。
第三段
第三段以“虽然”急转,引出“怠”与“忌”是毁谤之源。作者认为士大夫之间毁谤之风的盛行是道德败坏的一种表现,其根源在于“怠”和“忌”,即怠于自我修养且又妒忌别人;其怠其忌,毁谤便无从产生。“怠者其能修”,所以待己廉;“忌者畏人修”,因而责人详。为下文“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的结论作了铺垫。文中既有理论概括,又有试验说明,顺理成章地得出了“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这一根本结论。最后三句,既交代了此文的写作目的,呼吁当权者纠正这股毁谤歪风,又语重心长、寄托了作者对国事的期望。
对比手法
文章通篇采用对比手法,有“古之君子”与“今之君子”的对比,有同一个人“责己”和“待人”其同态度的比较,还有“应者”与“其应者”的比较,等等。此文还运用了排比手法,使文章往复回环,迂曲生姿,大大增强了表达效果。
全诗分三个部分,前四句为第一部分,描述和渲染了猛虎出穴的威风;中间八句为第二部分,写猛虎吃人的情况,这只猛虎不在篱边墙下捉犬豕,专在大路上吃人,而且吃得很多;最后八句第三部分,代猛虎设词,为食人事作辩解,从而进一步暴露权奸凶狠的本质。全诗比喻贴切,描写生动,寓意深刻。
诗的开头先描述和渲染猛虎出穴的威风。黄昏时候,在苍苍的山林里,一阵凄风刮来,黄色的茅叶沙沙作响。“云从龙,风从虎”,老虎出洞了。熊罴不敢当,其气势足以吞赤豹,慑封狼。“掉尾为旗纛,磨牙为剑铓”,这两句不仅写出了猛虎的张牙舞爪的模样,而且暗示了讽刺的对象。王充《论衡》载:“鮌为诸侯,欲得三公,而尧不听,怒甚,欲以为乱,比兽之角,可以为城,举尾以为旌。”李贺《猛虎行》“举头为城,掉尾为旌”,用此典以刺藩镇,而此诗则用此典以示所刺对象不是在下层,而是在朝中的权奸。犹如猛虎慑服赤豹和狼,这个权奸先以其威势慑服同类。高若讷之附和吕夷简,就是趋附这种威势。
中间一段写猛虎吃人的情况。这只猛虎不在篱边墙下捉犬豕,专在大路上吃人,而且吃得很多。这一段,意在借猛虎当途吃人,来抨击奸佞陷害忠良。全诗的核心就在这一段。借物寓意,也是一种比附,同样必须抓住相似点。张籍《猛虎行》和李贺《猛虎行》意在讥刺藩镇父子相继称霸一方,所以抓住猛虎“年年养子在空谷”、“乳孙哺子,教得生狞”的行为,作为比附的相似点。而此诗意在抨击吕夷简辈陷害范仲淹、欧阳修这样的忠良,故抓住猛虎“当途食人肉”作为比附的相似点。这一点可以说是全诗的要害。
末段代猛虎设词,为食人事作辩解,从而进一步暴露权奸凶狠的本质。诗以猛虎的口气说:食肉既是我份内的事,怎么能说是不祥的呢?糜鹿的性情是柔和的,它不伤同类,结果还是被人捕杀吃掉。损人利己,举世皆然,“而欲我无杀,奈何充馁肠!”强盗有强盗的逻辑,老虎吃人也有其吃人的逻辑。代虎申辩这种逻辑,犹如戳人一枪,猛地倒抽,带出肚肠,足以置人于死她。
诗人胸中对吕夷简的憎恶,不能直言,便用寓言诗的形式,表达对吕夷简穷治朋党、残害忠良的愤恨。全诗以猛虎的当道食人,胡作非为,嚣张跋扈,来喻人喻事,有着强烈的讽刺色彩。
这首七绝是秋夜即景咏怀诗,诗人通过咏不甘凋零的梧桐来寄托自己倔傲的心志。首二句写庭院无人,月色光明,夜霜将降,空气清冷,不但点明了时令,渲染了氛围的沉寂凄清,而且烘托出诗人“夜坐”时孤寂的心境。后两句笔锋振起,赞美庭院中不甘凋败衰谢的梧桐,其中一个“真”字充满了诗人无限钦佩之情。结句具体地描绘出梧桐秋残之叶迎风抖擞的姿态。小诗寄寓了诗人不甘寂寞、积极人世、老而弥坚的自强精神,大有曹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意味,是一首激励人们积极向上的好诗。此诗用词浅显平易却寓意深切。
“庭户无人秋月明”,紧扣诗题“夜坐”二字,交代了环境。诗人在夜深人静之时,难以成眠,独坐月下,把自己融进了静谧而优美的自然之中。“秋月明”三字,乍看似陶渊明“凉风起将夕,夜景湛虚明”( 《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的明澈淡远之境,可是韵味迥然不同。“庭户无人”四字,将月色衬托得孤冷寒冽,使秋景变得萧瑟清寒。
“夜霜欲落气先清”,使人惊叹诗人对大自然观察、描绘的细腻与准确。清秋之夜,霜雾并不是骤然降临,它常常是随着月转星移而逐渐显现,所以诗人用了一个“欲”字。气清才显月明,月明益见气清,两者互为因果。此句与上句所构成的境界,使月与人离得更近了。明月近人,才更能逗引诗人心驰神往。
“梧桐真不甘衰谢,数叶迎风尚有声”两句是写这时,诗人独坐室内,静听秋声,不免神驰千里,情骛八极。他从稀稀落落的桐叶声中,听出了刚强的抗争精神、强烈的生命力,从而心灵受到震动,被带进了对人生哲理深邃而渺远的思考之中。当霜风凄紧之时,几叶寒桐迎风抖动,铮铮有声,多么扣入心弦。“尚”字紧扣上句而来,表明这数片寒叶在寒风中仍不甘心凋零,同时还暗示诗人内心的倔强之态。《文心雕龙·明诗》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诗人此时闻声兴感,情怀发于不自觉,正是思与境谐的天然妙合。
严羽《沧浪诗话》在讲到诗的好处时曾标举“言有尽而意无穷” ,《李杜诗纬》也说:“诗贵意,意贵远不贵近”,张耒的这首诗就有意境深远的妙处。
此曲从风格上看当是文人所作。其末句即用白贲《鹦鹉曲·侬家鹦鹉洲边住》成句,也是写“不识字渔父”(白贲曲语)的。据元冯子振《鹦鹉曲·序》载,白曲在其时享有盛名,“有北京伶妇御园秀之属,……恨此曲无续之者”,于是冯子振逞才和白曲百余首,可见白贲曲的影响之大。而白贲曲一出,因其首句有“鹦鹉洲”,其曲原名“黑漆弩”也就改称“鹦鹉曲”,鹦鹉洲也就从原特定的地名一变为渔父居处的代称。因此,此曲“侬家鹦鹉洲边住”的那个“侬”也很可能是个“渔父’。此曲所写意境受白曲直接影响亦较明显。
但此曲的结构与白曲却大不相同。它先用许多扑朔迷离的笔墨描绘了一个似乎无人迹、无尘嚣的世外桃源之境。“溪边小径舟横渡,门前流水清如玉”一条不知名的小溪,清澄透明的流水静静地淌着;登舟横渡上岸,再沿着一条弯弯小径走去,一座小小屋舍便悠然可见了。这里已隐约透出一股神迷之感。室何人居,诗人未道,他仅描绘了小屋安谧而恬静、雅淡而优美的外部环境;其地何所,诗人未明,是“野渡无人舟自横”(韦应物《滁州西涧》)的乡村野地,还是“小桥流水有人家”(王安石诗)的郊外花村,读者难知其详。以下两句,诗人将读者引入更加神迷的境界:“青山隔断红尘路,白云满地无寻处。”青山白云,幽邃缥缈,使人想起贾岛《访隐者不遇》中童子的答语,“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令人悬望之余,不无怅惘之感。诗人似乎知道读者会有这样的心理感受,故再用两句颇涵自得、自傲,而又不无戏谑嘲弄的“说与你寻不得也么哥”重复叠唱,再将读者推向迷茫恍惚之极境,让人只好自叹凡俗,对此神秘的仙界可望而不可即,可想然不可知。若全曲到此作结,倒颇堪称之为“朦胧诗”的,“象外”之味,尽可让人作万千之想。然古代诗歌于“超以象外”后必要“得其环中”,结句“却原来侬家鹦鹉洲边住”正是揭其“环中”的全曲之眼。一直隐在曲中而未露其面的小屋之主倏然而出,仙界者,“渔父”居所也。有此一句,“境界全出”:那青山白云、门前流水、轻舟小径构成的极澄至净的世界,不是“红尘”外的仙境,也不是现实中实有的景观,它乃是“渔父”心灵中的圣所,理想中的“隐士”精神世界的“物化”罢了。
“渔父”形象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几乎没有一个是现实中真正的渔父。自从楚辞《渔父》中诞生了一位“世人皆醒我独醉”、不与世俗争流的“渔父”后,其历代“子子孙孙”实际上便成了不求功名、不慕荣华富贵而独善其身的人格精神象征。“渔父”之咏成了古代“隐士”之歌中别具一格的支系,王维的一首“隐士诗”不妨可看作其核心主题:“永怀青岑客,回首白云间。神超物无违,岂系名与宦。”“渔父”之吟为历代文人所喜爱,绝非无因,元代尤其如此——得志而显达者咏之,以见其不失高雅;失意者又借以曲折表达其对现实的不满或失望,同时又将自己的内心世界融化到“渔父精神”中去,以忘却现实生活的烦恼,在“超尘脱俗”的心灵净化中求得心理的平衡。白贲《鹦鹉曲》所以能享誉一时,除了其韵用“鱼模”部去声险韵外,“渔父”这一传统母题具有文人心目中特有的“精神美”魅力,是其最根本的原因。而此曲不惮有名作在先,效而再创,也有这样的魅力在召唤。
然而,如果此曲无自己的艺术魅力,恐怕早就湮没无闻了。在历代“渔父”之吟中,以青山、白云喻其高洁脱俗,以轻舟、流水状其自由洒脱,乃是众所撷取兼含比兴的意象。白曲如此,此曲亦如此。但白曲以“侬家鹦洲边住,是个不识字渔父”领起全篇,让人一下子进入传统“渔父”的既定精神境界,然后再组合意象,使其表现的精神世界得以形象化,而结句“算从前错怨天公,甚也有安排我处”与之遥相呼应,使全曲颇得爽朗豪放之风。此曲则首先隐约回环,先造其境,使人捉摸不定,产生强烈的探询感,结句则借当时人所熟知的“鹦鹉洲”指称“渔父”,点出意核,复令人再回味、咀嚼全曲,既得含蓄蕴藉之趣,又不失明朗畅达之风,虽与白曲所取意象大致相同,结构方式则别具一格。细而察之,此曲“溪边小径舟横渡”与白曲“浪花中一叶扁舟”,“青山隔断红尘路”与白曲“觉来时满目青山”,虽句中形象相同,但也各随其曲之意脉与情调,彼此不能互换,而并非增减其字而已。故其虽受白曲影响和启迪,然却是自己的创作。加上作者选押去声韵之《叨叨令》曲体,除“处”、“住”为白曲原用韵脚外,“渡”、“玉”、“路”,均是字熟而韵险,既继承了白曲“险韵”特色,又有自己的匠心,这大概就是此曲并非首唱,又属“无名氏”之作却能流传至今的原因。
李贺常常用他的诗歌去探究宇宙的奥秘,人生的真谛,写下了一曲曲带有哲理意味的咏叹调。这首《古悠悠行》就是这样的作品。
“今古何处尽?千岁随风飘。”这两句虽然很简短,但却是经过高度浓缩写出来的具有丰富内涵的诗句。这两句用粗线条勾画了一幅绵延无尽的时间和广袤无限的空间背景。“千岁”句表面上虽然只是指时间,“千岁”,在漫长的时间长河里像一阵风那样飘忽而过。但是“千岁”又不仅仅是指时间,也指千岁之内的一切事物。这千岁内的人、事、物,也和时间一样随风飘荡而逝,无影无踪了。诗的前四句是说,日入西山,夜色深远,昼夜循环,今古如此,无有穷尽,本是大自然的规律;即使是千岁之久,在历史的发展中,亦如风飘之疾速,匆忽即逝。诗人此种感系,曾在许多篇什中抒发,如“王母桃花千遍红,彭祖巫咸几回死?”(《浩歌》)。以仙人比凡人,足见年命之短促。但日月递更、今古无尽的道理,联系实际,并不是人人都能悟得。
这是前面四句蕴含的无比深厚的内容。这当中有诗人在时间消逝时心灵颤震的音符,有悠远的时间广阔的空间背景。“千岁随风飘”一句又带起了下面四句。
诗的后四句,则进一步写大自然的变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求仙不老,终难实现。君不见海沙虽细,经年变化,也可以长大为石。诗人在《梦天》中曾写道:“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人间的沧海桑田之变,犹如千年走马,说的是变化迅速。海沙成石说的是变化巨大。日久天长,人间万物都会发生变迁。秦王石桥,群鱼吹沫;汉武铜柱,流光销磨,至今已不复存在。这说明代更年远,必然发生陵谷之变,此为万物消长的常理。看来“莫高如秦桥,而鱼沫可吹;莫坚如铜柱,而流浪可消。是知世间未有久而不化之事。谁谓长生真可致乎?”(姚文燮《昌谷集注》)
此诗通篇富于哲理,充满理趣,不生枝蔓,纯乎理喻,这在李贺诗中是罕见的。在结构笔法上,先写日月如梭,反复更替,流光迅速,无有终期,是为不变之道;再写海沙变石,鱼沫吹桥,流光消柱,无法阻止,是为万变之理。变与不变,对比写来,深化主题,增强了诗歌的感染力量。
李贺善解乐府遗法,“设色浓妙,而词旨多寓篇外,刻于撰语,浑于用意。”(毛驰黄《诗辩坻》)这正是此诗的特点。设色浓妙如“鱼沫吹桥”;刻于撰语如“空光流浪”(形容时光);浑于用意如“铜柱年消”;而寓词旨于篇外者,则是诗中不言当朝惑于神仙之风,但句句对如此时弊隐含深刺。诗人处于元和政治混乱之时,为防不测,不得不深自弢晦,或藏孤愤之思于片章短什,或设弦外之音,感讽诽怨,还应看作是很自然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