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花是一种多年生水生草本植物，又名莲、芙蕖，古时也称为芙蓉。它那“出污泥而不染”的品性，素来为诗人墨客们所赞颂，用以自喻和他喻。此诗即是其中的一首。
诗的一、二句以议论入题，针对人们因荷花是草卉而轻贱它的心理而发。天池，本谓神话中的瑶池。此诗是“应诏”之作，故这里“天池”应指皇宫内的荷池。两句意谓荷花虽为草卉之物，但其有幸植根天子之池，自与其他山泽中的草卉身份不同，也更易受人们的注目。
三、四句转入咏物本题，细致而微地描绘荷花的初生水面，应题“新荷，二字。荷的根茎最初细瘦如鞭，俗称莲鞭。莲鞭上有节，能向上抽出叶子和花梗。“微根才出浪”，就是说花梗刚刚伸到水面。这里连用“微”字“才”字，已极言其细小，下面“短干未摇风”，则更形象地体现其细小；梗干之短，甚至风亦不能使它摇动，可见它只是刚刚在水面露头而已。这两句直逼出“新荷”的“新”来，观察之细致，用笔之精到，真堪令人叫绝。在这细微之处，诗人的功力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上二句写初出荷茎之至微至小，文势犹如尺蠖之屈，已蓄足了力。于是乎五、六二句，乃一变而由屈转伸，忽出石破天惊之语。“宁知寸心里，蓄紫复含红！”那荷茎长不满寸，看上去若有若无。然而谁能知道，那短茎里寓含着的花蕾胚芽，却蕴育着万紫千红的将来。只等夏天一到，它就要把那绚丽的色彩，洒满整个池塘。“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这满眼红绿的壮观景象，正是“新荷”的未来世界。
这首诗，单就咏物而言，也是清新可喜的。再看诗中的“勿言”、“宁知”这些强烈语气，读者就不免会推测：诗人如此用力为新荷抱不平，恐怕不会是无所寄托的吧。据《粱书·沈约传》记载，沈约幼年因父亲被诛，被迫潜窜他地，以后虽然“会赦免”，却“流寓孤贫”。但他“笃志好学、昼夜不倦”，最终“遂博通群籍”，累官至步兵校尉，“管书记，直永寿宫，校四部图书”，堂堂皇皇地进入“天池”，成为当世首届一指的大学者、大手笔。诗人看到新荷初出时的微陋，遥想自己幼小时的辛酸，他不禁深感慨。他不禁充满自信地说：新荷的今天虽然为人们所轻贱，但它在明天，定将是姹紫嫣红的创造者。诗人幸而言中，后来他历仕宋、齐、梁三朝，封侯拜相。他在文学上的“紫”“红”之才，也充分发挥出来了，不仅衣被当世，而且也惠泽后人。
所以，沈约的这首诗，既是咏物，亦是抒怀。诗人咏的是荷花，但读者所感觉到的，同时又是诗人的自我形象。
《待漏院记》是王禹偁为世人传诵的政论性篇章之一。从题目类型上，这属于“厅壁记”，实际却是一篇充满政治色彩的“宰相论”，以宰相待漏之时的不同思想状态，将宰相分为贤相、奸相、庸相三个类型，褒贬之意非常鲜明，反映了他对现实政治的忧虑、批判与幻想。
文章开篇探究天道的运行规律、圣王的政治模式，以“四时之吏，五行之者，宣其气”、“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张其教”，对儒家理想中“垂拱而天下治”（《尚书·武成》）的治道原因进行解释，借以导出宰臣勤于政务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从而自然转到具有“示勤政”之意的待漏院，“勤政”则是文章的立意所在。
第二段先描述宰臣上朝时的整肃庄严场面，继而以“待漏之际，相君其有思乎”这个设问作为过渡，围绕待漏之时宰相们的所思所虑所追求，将这批人分为贤才、奸才和庸才三个类型，勾画各自的面孔与灵魂。宰相总理全国政治、经济、军事、人事、司法等方方面面的事务，位高权重，能够直接左右皇帝的意志，从而对整个国家造成影响，亦即“一国之政，万人之命，悬于宰相”。而如何保证相权的正当实施呢？作者把它归结为宰相心中的一念之差：“思”为公则贤，“思”为私则奸；贤者“忧心忡忡”于安黎民、抚四夷、息兵革、辟荒田、荐贤才、斥佞臣、禳灾眚、措五刑，奸者“私心慆慆”于复私仇、报旧恩、敛财富、陟同党、斥异己、巧言谄容取悦君王；贤者居高官食厚禄而无愧，奸者不保于自身。这两种人在思想上针锋相对，对权力与责任的理解和运用亦截然不同，他们也会最终得到相应的奖惩。作者用对比手法分别刻画二者的内心世界、表现其对帝王乃至国家政事的不同影响，以及各自的结局，使得贤相与奸相势同水火的状态更为鲜明地呈现在读者眼前。至于庸才，则只以寥寥几笔为之勾勒脸谱，说他们既无过不必挨骂，又无功不受赞誉，成天随大流，尸位素餐、滥竽充数、明哲保身而已。
王禹偁是北宋倡导诗文革新的第一人，主张行文要明白晓畅，自然平易。《待漏院记》不仅在结构上具有对称美，语言成就更为突出：以四字句为基本句式，明快平易而琅琅上口；某些段落灵活押韵并自由换韵，充满节奏美、韵律美；以“之”字收尾的一系列句式，既整齐匀称，又有纡徐之致。五十多年后，庆历新政中失败被贬的范仲淹写下《岳阳楼记》，其中“先忧后乐”的警句固然与此文之中“夙兴夜寐，以事一人”的精神息息相通，其构思、布局乃至句式，都可看到《待漏院记》的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