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评论了初唐诗人沈佺期、宋之问、陈子昂。初唐诗坛基本是南朝形式主义文学的延续，宫体诗充斥诗坛，文风绮靡纤弱。沈佺期、宋之问总结了六朝以来声律方面的创作经验，确立了律诗的形式，驰名一时，对唐代近体诗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元好问肯定了他们的贡献和影响（“横驰翰墨场”），但也批评了他们在诗歌创作上仍然没有摆脱齐梁诗风。
元好问认为，开唐诗一代新风的诗人是陈子昂。陈子昂复归风雅兴寄，高倡汉魏风骨，上接建安传统，以其诗歌理论和创作实践，终于廓清了初唐半个时纪齐梁余风的影响，迎来了以“风骨”、“气象”著称的盛唐诗歌创作高潮。他的“兴寄”、“风骨”理论成为后人反对形式主义柔靡诗风的理论武器。因此，元好问充分肯定了陈子昂的历史功绩，并将其革新文风与范蠡的平吴事业相提并论，认为也应为陈子昂铸像，以表其功。
这首诗第一句是叙述蜀国降宋的事实，第二句使诗意更为深入，同时也展示出了这位宫妃的内心活动和对蜀国灭亡的看法。第三句具体讲述蜀国投降的惨状，第四句用了反问句式并运用反语斥责了蜀主的无能，又嘲笑了文武群臣甘当俘虏的丑态，从而表明了这位宫妃的爱国之心，报国之志。
此诗破题就直述国亡之事：“君王城上竖降旗”。史载后蜀君臣极为奢侈，荒淫误国，宋军压境时，孟昶一筹莫展，屈辱投降。诗句只说“竖降旗”，遣词含蓄。下语只三分而命意十分，耐人玩味。
“妾在深宫那得知”纯用口语，而意蕴微妙。大致有两重含义：首先，历代追咎国亡的诗文多持“女祸亡国”论，如把商亡归咎于妲己，把吴亡归咎于西施等等。而这句诗则象是针对“女祸亡国”而作的自我申辩。语似轻声叹息，然措词微婉，而大有深意。其次，即使退一步说，“妾”及时得知投降的事也照样于事无补，一个弱女子不可能有回天之力。不过，“那得知”云云毕竟还表示了一种廉耻之心，比起甘心作阶下囚的“男儿”们终究不可同日而语。这就为下面的怒斥预留了地步。
第三句照应首句“竖降旗”，描绘出蜀军“十四万人齐解甲”的投降场面。史载当时破蜀宋军仅数万人，而后蜀则有“十四万人”之众。以数倍于敌的兵力，背城借一，即使面临强敌，当无亡国之理。可是一向耽于享乐的孟蜀君臣毫无斗志，闻风丧胆，终于演出众降于寡的丑剧。“十四万人”没有一个死国的志士，没有一星半点丈夫气概，当然是语带夸张，却有力写出了一个女子的羞愤：可耻在于不战而亡。
至此，作者的羞愤痛切之情已酝酿充分，于是爆发出一句热骂：“更无一个是男儿！”“更无一个”与“十四万人”对比，“男儿”与前面“妾”对照，可谓痛快淋漓。“诗可以怨”，其实岂但可怨而已，这里已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了。
此诗写得很有激情，表现出亡国的沉痛和对误国者的痛切之情；更写得有个性，活现出一个活泼泼有性格的女性形象。诗人以女子身份骂人枉为男儿，就比一般有力，个性色彩鲜明。就全诗看，有前三句委婉含蓄作铺垫，虽泼辣而不失委婉，非一味发露、缺乏情韵之作可比。
据宋吴曾《能改斋漫录》，花蕊夫人作此诗则有所本。“前蜀王衍降后唐，王承旨作诗云：‘蜀朝昏主出降时，衔璧牵羊倒系旗。二十万人齐拱手，更无一个是男儿。’”对照二诗，徐氏对王诗几处改动都很好。原诗前二句太刻意吃力，不如改作之含蓄有味，特别是改用第一人称“妾”的口气来写，比原作多一重意味，顿添神采。这样的改作实有再造之功。就诗人陈诗一事而论，不但表现了廉耻之心，而且有几分胆气。这行为本身就足为孟蜀“男儿”羞。所以，此诗得到一代雄主赵匡胤的赏识，不是偶然的。
这是一段讨论道德的文章，在大多数普通人眼中，金银珠玉是宝贝，但是在贤德的人看来，道德才是真正的宝贝。
文章一开头就揭示了献玉者与子罕对宝物截然不同的看法。子罕所说的“宝”即精神的宝物，是超脱于物质层面的宝。他以此为宝，表明了子罕非比寻常的良好道德品质。作者通过设喻的手法，从人对宝物的不同态度展开议论，强调子罕不贪的高尚品德和境界。由此得出“其知弥精，其取弥精”一个人的知识越精深，一个人的选择就越精妙。这里的知识：一指道德修养，二指智力培养。换句话说就是一个人要有精神追求。贤者从和氏璧和道德之言中选择后者这里是道德修养提升的需要，体现了贤者道德的崇高。当今社会有些人抵不住诱惑无法坚守本性，在物欲面前心理失衡，这是道德还没有达到这种境界的缘故。
诗从“今日乐上乐”写起，先点出今日之乐不同寻常，乃乐上之乐。第二句“相从步云衢”写求乐的地点。相从，谓互相伴随，见得不是一人。步云衢，即踏上登天大路。以下即展开对天上宴会场面的描写，把“乐上乐”的情景具体化。先写酒席：美酒是天公出的，鲤鱼是河伯出的，东方青龙七星来铺排筵席，西方白虎七星来把壶斟酒。天公是天上的主宰者，他也对宴席有奉献，可见宴上的“我们”地位之高。次写歌舞：工于鼓瑟的南斗星，长于吹笙竽的北斗星，都前来表演他们的拿手好戏；耳垂明月珰的嫦娥前来献舞，身穿彩衣的织女奉上了美石与佩玉；这时苍霞和清风也放开美妙的歌喉，唱起齐地、吴地的歌曲助兴。这情景，真令人眼花缭乱，耳不暇听。在这里，既没有对神仙神物的神秘感和恐惧感，也没有羡慕和乞求，相反，倒是一切皆服务于“我们”，“我们”是宴会的主人。最后两句是宴会结束，当“我们”登车而去时，流星前来驾车，正在下滴的露珠便成了车盖的帷幕。可以想见，“我们”是多么快意，“我们”是多么自豪，只有“我们”，才是顶天立地的一群，俨然如天地间的主宰。
这首诗写的是天上宴乐，但仔细一玩味，诗中所涉及的一切，不管是酒、鱼、席、壶，还是明珰瑛琚、东讴西歈，无一不是人间的、不是人间的人们特别是富有者们所享受的。所以这场盛宴，不过是人间盛宴的折射。汉乐府中某些作品的首尾往往有“今日乐相乐，延年万岁期”这样的套语，不一定与内容相关，因为这类诗都是用来在宴会上娱人的，为了取悦宴会的主人们，便加上这样祝颂性的诗句。这首诗亦是如此。所以，它实际上体现了人间享乐者们的欲求，他们并不满足于人间的口耳之福，还要上天堂享乐，并让天上的神仙也为自己服务；主宰天上的世界，无所拘限地扩大自己的作用和影响。这首诗歌颂了这些享乐者，所以其思想性并不足取。但从另一角度看，由于诗写得恢宏恣肆，显得很有气势，意态不凡，因而在客观上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代社会国力强盛时期人们的一种昂扬而又自信的心态和气度，具有一定的社会认识价值。
此诗写法上的主要特点是以赋的笔法，借助天文学的知识，发挥想象，尽情铺张，同时又层次井然，纷繁而不乱。其次，诗歌运用拟人手法，把神话中人物和天上星宿都“驱遣”到酒席宴会上来，让它们各司其职，并都切合其特点，“个性”鲜明，“面目”可见。这些都非富于想象、善于想象者不能为之。诗中除开头二句外，其他皆为对偶句，共六组十二句，连连排比，使赋法的优势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这些对偶句中，又善用互文，上下句各举一边，合则互相补充，既语言简炼，又文意丰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