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写作者因见衡山花开而想念久别的故国家园，用衡阳回雁峰故实喻自己与北飞的雁群互相竞逐，表示了归途中心情的急切和喜悦。
“故国名园久别离，今朝楚树发南枝。”此二句诗人从眼前衡山梅树南枝新开的花，自然回想久别的长安家园。以楚树新花象征人生有了新的机遇、新的希望。柳宗元的故乡有数亩良田，山丘上建有亭台馆舍，池塘与深泽碧水相连，这美好的家园引起了游子的思念。更何况那是他施展才华、实现理想和抱负的地方。
以上将蕴藏已久的思归情绪，借早春新花开放表露出来，郁积的愁闷，仿佛豁然开朗。
“晴天归路好相逐，正是峰前回雁时”。衡山有回雁峰，传说雁到此即不再南飞，春至又返回。这里运用了回雁峰的故事，实指北归的鸿雁。在这难得的晴朗春日，我恰好和那些雁群相随北归。敦促弟弟也快点启程，由于心情好，就觉得天气也好，路也好，而且恰逢大雁北归，多好的兆头。
末句以眼前景物作结，雁能传送书信，更点出“寄”弟之意，可谓余音袅袅，情绪开朗，表现了归途中心情的急切和喜悦，也体现了在贬永期间与之相依为命的兄弟情深。
全诗即景生情，温馨脉脉，相邀相约，尽在物物之中。京都名园，令人神往；春和景明，楚树南枝；晴天归梓，载欣载奔；南雁北返，峰前成阵。这一派朝气蓬勃的景象，是心灵的洞察，是寄意的心旌。羡雁阵比翼相逐，恨故国返而不得。深婉蕴藉，期待有嘉。
这首《木兰花慢》以描绘清明的节日风光，侧面地再现了宋真宗、仁宗年间社会升平时期的繁胜场面。清明时节风和日暖，百花盛开，芳草芊绵，人们习惯到郊野去扫墓、踏青。这首词就以北宋江南清明郊游为再现对象，生动地描绘了旖旎春色和当时盛况，是一首典型的“承平气象，形容曲致”之作。
起首六句二十四字，兼写清明乍雨、群花烂漫，点出春日郊游的特定风物。起笔便异常简洁地点明了时令。紫桐即油桐树，三月初应信风而开紫白色花朵，因先花后叶，故繁茂满枝，最能标志郊野清明的到来。一个“拆”字，写尽桐花烂漫的风致。“先清明”，经过夜来或将晓的一阵疏雨，郊野显得特地晴明清新，点出“清明之明”。作者选择了“艳杏”和“缃桃”等富于艳丽色彩的景物，使用了“烧”和“绣”具有雕饰工巧的动词，以突出春意最浓时景色的鲜妍如画。这首词的重点不于对动人春色的工笔描绘，所以自“倾城”句始，词进入游春活动的描述。作者善于从宏观来把握整体的游春场面，又能捕捉到一些典型的具象。“倾城，尽寻胜去”是对春游盛况作总的勾勒。人们带着早已准备好的熟食品，男骑宝马，女坐香车，到郊外去领略大自然的景色，充分享受春天的观乐。“雕鞍”代指马，“绀幰”即天青色的车幔，代指车。结两句，以万家之管弦新声大大地渲染了节日的气氛，词情向欢乐的高潮发展。词的上片，诗人用浓墨重彩绘制出一幅生气盎然的清明踏青游乐图。
词的下片着重表现江南女子郊游的欢乐。柳永这位风流才子将注意力集中于艳冶妖娆、珠翠满头的市井妓女身上。这富于浪漫情调的春天郊野，她们的欢快与放浪，作者看来，为节日增添了浓郁的趣味和色彩，而事实上也如此。“盈盈”以女性的轻盈体态指代妇女，这里兼指众多的妇女。她们占芳寻胜，玩着传统的斗草游戏。踏青中最活跃的还是那些歌妓舞女们。她们艳冶出众，尽情地享受着春的欢乐和春的赐与。作者以“向路旁往往，遗簪堕珥，珠翠纵横”，衬出当日游人之众，排场之盛，同时也暗示这些游乐人群的主体是豪贵之家。这是全词欢乐情景的高潮。而作者对春之美好和生之欢乐的体验也抒发到了极致。继而词笔变化，作者继以肯定的语气，设想欢乐的人们，佳丽之地饮尽樽里的美酒，陶然大醉，有如玉山之倾倒。“罍”为古代酒器，即大酒樽。词的结尾“拚却明朝永日，画堂一枕春醒。”一句意思是，这些欢乐的人定是拚着明日醉卧画堂，今朝则非尽醉不休。不能把这一句简单用“醉生梦死”去界定，实际上，柳永这里呕歌的是古代女子这难得的自由机会和场合中所迸发的生命的快乐。
这首《木兰花慢》充分体现了柳词善予铺叙的表现特征。诗人依赖调式变化、句式参差，造成了一种急促的节奏和繁密的语势；同时又通过特色景物的点染，大量细节的描写和场面的铺陈，将描写对象加以铺张渲染，为全词带来一种繁复之美。这是两宋时期广为传唱的“欢乐颂”和“春之歌”，体现了柳永创作风格的多样性。
戍边将军腰缠三尺龙泉宝剑，吹毛断发，寒光闪闪。只是平日里，它静静地斜卧金鞘之中，很少有人识得其庐山真面目。他身上佩戴的那张良弓，射雁如探囊取物，易如反掌；随身携带的百只神箭，箭羽迸发似金华，耀人眼目。他曾在出生入死的前线冲杀征战，曾为保家卫国戍边守土竭尽忠贞。他立志不断地建功立业，期望有一天能够得到君王的召见，扬名天下，威震八方。
《生查子·三尺龙泉剑》是一首赞颂爱国将军之词。上片通过爱国将军佩备的剑和弓来塑造将军的形象。龙泉宝剑三尺长，剑匣里面暗收藏，一张良弓射落雁，百只箭镞闪金光。妙在不直接描绘将军魁梧的身材，而是通过这罕有的宝剑良马，使读者感受到将军的威武和超群武艺。下片着重写将军的精神风貌，揭示其内心活动。他为国竭尽忠心，南征北战，历尽艰辛，他渴望建功立业，博得君王赏赐。至此，一个性情略显张狂，但质朴率真、憨直爽朗、英武过人的将军形象跃然纸上，光彩照人。
《生查子·三尺龙泉剑》语言浅显明白，词风朴实自然。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种爱国主义的乐观情调，抒发了爱国将军要求为国建功的英豪之气。
在中国古代诗歌中，咏闲居是重要主题之一，也称为闲适诗。对诗人们来说，所谓闲，不仅仅是没事做或不做事，而是相对出仕忙于公务而言，所以闲居诗往往成了隐居诗的代名词。司马光退居后，不能忘怀于朝廷政治，所以这首《闲居》写闲而实不闲，至少是身闲心不闲，因而格调与传统的闲居诗不同。
诗前两句说自己的老朋友及昔日的同僚们纷纷倒戈，支持新法，与自己断绝来往，家里安静得门可罗雀。第二句用汉翟公典故，讽刺人情冷暖，世风不古，表示自己胸中的不平。下半由此发挥。众叛亲离，他自然郁郁寡欢，对任何事都漠不关心，无精打采。连仆人也改变了以往惯有的勤俭，乘机偷懒，一场春雨过了，庭前杂草丛生，也没人去管。“僮更懒”三字，道出无限辛酸，大有“运衰奴欺主”的味道。
从表面上看，这首诗句句写闲，门庭冷落，无人过访，就少了许多应酬，可以空闲；自己慵懒，无所事事，也是闲。但诗人笔下展示的生活场景不是优游闲散的，而是内外交困的；诗人的心情也不是恬淡安适的，而是抑郁不平的。此诗是浅显中有深致，平淡中有沉郁。这就是此诗的成功之处。
该文是王安石在辞职回家的归途中游览了褒禅山后，以追忆形式写下的一篇游记。该篇游记因事见理，夹叙夹议，其中阐述的诸多思想，不仅在当时难能可贵，在当今社会也具有极其深远的现实意义。
这是一篇记述与议论相结合的散文，与一般游记不同，独具特色。全文按照记叙和议论的层次，可分五段。
从篇首至“盖音谬也”。记述褒禅山命名的由来。文章开头紧扣题目，开门见山地先说明褒禅山又叫华山之后，接着追述之所以命名为褒禅山，是因为唐朝有一个名叫慧褒的和尚，一开始住在华山之下，死后又葬在华山之下，所以叫做褒禅。作者由远及近，当追溯了褒禅山命名的由来之后，就把笔墨转向眼前所见的慧空禅院上来。说明如今看到的慧空禅院，就是当年慧褒禅师居住的房舍和坟墓之所在。因为这毕竟是一篇游记，所以当写到慧空禅院之后，便以它为基点，重点突出地来记叙褒禅山的名胜华山洞。
“距其院东五里，所谓华山洞者，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也”。这三句，说明华山洞的方位及其命名的由来。接着又写距华山洞百余步倒在路旁的石碑，以及碑文的情况。“其文漫灭”一句，从字面上来看，是说由于年代久远，字迹已经模糊不清。其实，也是为了突出其中尚可辨识的“花山”二字。之所以要突出“花山”二字，在于纠正今人把“花山”之“花”误读为“华实”之“华”的错误。之所以要纠正今人读音的错误，又旨在为下文发表感想和议论设下张本。
从“其下平旷，有泉侧出”至“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记叙游览褒禅山后洞的情形。这段承接第1段华山洞的方位和命名，进一步分别就华山洞的前洞和后洞加以叙写。前洞，“其下平旷，有泉侧出”，虽有美景而不险绝，“而记游者甚众”，不足以游，所以一笔带过。而后洞与前洞相比，则迥然不同，它不像前洞那样平坦广阔，游人举足可到，而在“由山以上五六里”的幽深之处，需要花费气力才能到达，而且“入之甚寒”，所以即使喜欢游览的人，也不能穷尽它的尽头。然而惟其险绝，才有奇观。因而便引起了作者与同游者的极大兴趣。于是他们拿着火把走了进去，走得越深，行进越艰难，而所看到的景物也就越加美妙。可是行进的艰难与景物的美妙形成了矛盾，所以同游者之中有倦怠而想出来的人说：“不出去，火把就要烧光了。”这么一说，大家就随着他一起走了出来。
一旦走出洞后，作者却深有感慨，慨叹自己所到达的地方比起喜欢游览的人，还不到十分之一，然而在洞的左右壁上，题字留念的人已经很少了。如果再往深处走，到达的人就更少了。这说明没有大志而畏于艰险的人，是不能够深入险境而窥视到异观的。因而又回顾自己在洞里还没有出来的时候，“余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是可以继续前进的，只是听了倦怠者的话，随着走出洞来，而不能极尽游览之乐。目的不达，满腹憾恨之情溢于言表，由此可见作者不畏艰险的积极进取精神。
从“于是余有叹焉”至“此余之所得也”。写未能深入华山后洞所产生的感想和体会。这段开头“于是余有叹焉”一句，奠定了全段的基调，为展开议论作了带有浓厚感情色彩的转折。行文先从古人的行事说起，而后又回到游览风物上来，加以发挥议论。就古人来说，他们观察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都有所得，这是因为他们对事物观察思索得深切，而没有探索不到的地方。作者称引古人，是为了借古鉴今。不言而喻，今人行事，要想有所收益，也必须具有古人那种探索的精神。
但事实上，并不是人人都具有这种精神的。就以游览风物来说，“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这种现象，就正是缺乏探索精神的表现。而天下的奇异雄伟、异乎寻常的景物，又常常在险远之处，人们却又很少能够到达，那也就不可能看到奇景异观了。那么怎样才能看到奇景异观呢？作者进而又从三个方面加以论说。一是“非有志者不能至也”。这里强调了一个“志”字。只有胸怀大志，才有可能到达理想的境地。二是有了大志，不随随便便地止足不前，“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这里又强调了一个“力”字。这个“力”，是指气力。如果气力不足，像“有怠而欲出者”那样，也是不能到达理想境地的。三是有了大志和气力，而又不轻易地倦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这里又强调了一个“物”字。这里所说的“物”，是指火把之类的借助之物。当游览者走进昏暗之处的时候，如果不借助火把之类的物来照亮前进的道路，也是不能到达理想境地的。
总之，只有具备志、力与相助之物这三个条件，才能到达理想的境地。这是就正面来说。反过来说，气力可以达到而又未能达到，这对别人来说是非常可笑的，对自己来说是很可悔恨的。如果竭尽了自己的志气，也仍然达不到，也就没有什么可悔恨的了。这样，谁还能讥笑他呢？作者从正反两方面把道理说得清清楚楚。这就是作者游览华山后洞之后的心得和体会。这个心得和体会，是十分深刻的，它的客观意义却远远超过了游览，而可以用之于从事一切事情。
从“余于仆碑”至“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写由于仆碑而引起的联想。作者从仆碑上尚可辨识的“花山”之“花”字，今人误读为“华实”之“华”，从而联想到古籍，“又以悲夫古书之不存，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何可胜道也哉！”从山名的以讹传讹，联想到古籍的以讹传讹，使作者触目伤怀，慨叹不已。因而又进一步提出“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对待传闻要“深思”而“慎取”这个提法，也很精辟。它对学者整理和研究古籍，鉴别其真伪，恢复其本来面目，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有指导意义的。
从“四人者”至篇末。记同游者姓名和写作时间。
从以上五段简略地叙述和分析里不难看出，本文虽以游记命题，但所写重点却不在于记游，而在于写作者在游览中的心得和体会，并着重写了两点：一是写华山山名的本末；一是写游览华山后洞的经过。
写华山山名的本末时，从今人对“花山”读音之误，联想到对古籍的以讹传讹，从而指出对古籍要持“深思而慎取”的态度。这既是对当时学者的劝勉，同时也是作者自己治学态度的写照。王安石在治学方面，就颇多创见，不为前人之见所束缚。比如他与门人一起修撰《诗》《书》《周礼》三书的经义和《老子注》等书的注疏，以代替汉儒以来的章句之学，就是突出一例。再如他写的咏史和怀古诗，也多半一反常人之见。在《商鞅》诗里写道：“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在《贾生》诗里写道：“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这些都反映出他的新见解。这些见解，又都是为他打击旧党，推行变法革新服务的。因而也可以说他变法革新的理论和实践，就正是他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得出“深思而慎取”的结果。
写游览华山后洞的经过时，从“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而游者也随之越来越少的情况，进而论述了“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险远”，要想看到“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就必须有一个不畏艰险，一往直前的坚强意志，同时还要具备足够的实力和可资凭借的外界条件。他这种力图精进，永攀高峰的精神，同他后来在变法革新中所表现的不怕围攻、百折不回的精神也是完全一致的。这种积极进取精神，同他的变法革新，虽有其不可避免的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然而却也能给人以有益启示和鼓舞。
本文的写作技巧也是比较高明的。既然本文的重点不在记游，而在写游览中的心得体会，所以在材料的取舍上，行文的组织安排上，是颇费一番切磋琢磨之功的。作者在记游中，处处为写心得体会搭桥铺路，使记游与心得体会十分和谐自然地结合起来。
文章开头“褒禅山亦谓之华山”一句，看来只是叙说褒禅山的原委，平平淡淡，并不新奇。但细加玩味，却不寻常。它不仅为下文考究褒禅命名的由来起着开拓的作用，而且也把有关全局的“华山”二字突现出来。作者突现出“华山”，对全文的记游和议论是有着重要作用的。可以设想，倘若读者不了解褒禅山就是“华山”，那么文章题为《游禅山褒记》，而下面所记的，也就是与“华山”不可分割的华山前洞、华山后洞，便失去了根基，而令人不可思议。随之游览华山后洞，从而发表议论也将成为不可能。所以首句把“华山”突现出来，是十分重要的，不可缺少的，它对全文来说，起着先引和铺垫的作用。然而作者又不特意去就“华山”而论“华山”，却以考究褒禅山命名由来的方式来突现它，这就更显得自然入妙了。从考究褒禅山命名的由来来看，文从字顺，无懈可击；从记游角度来看，又顺理成章，起到了它应有的作用。
该文是以记游为辅，以议论为主的特点，所以作者在记游中写什么，不写什么，以及怎样写，也是经过周密考虑，严加取舍的。文中所写华山、慧空禅院、仆碑和华山前洞，由于都不是所写重点，所以都一笔带过。而它们的出现，又都是为写华山后洞，特别是写游华山后洞作铺垫过渡的。详其所详，略其所略，对所写重点游华山后洞，则刻意作了较为细致地记叙。作者先写华山后洞幽深昏暗，寒气袭人，虽好游者不能穷；次写入之愈深，进之愈难，见之愈奇；次写怠而欲出者声张出洞，同游者遂与之俱出；次写入之愈深，记游者愈少；次写既出之后，有人责备怠而欲出者；次写作者悔恨随怠者而出，不能极尽游览之余，层层深入地写出了游览华山后洞的全过程。这之中有环境气氛的渲染，有游人的活动，有意志不坚强者的退缩，有责怨之辞，有悔恨之语。记游详尽曲折，思想斗争波澜起伏，这就为下文抒写心得体会，发表议论，作了自然而然地铺垫过渡，使记游与议论紧密地融合起来。
再如作者写仆道之碑，叙写“其文漫灭，独其为文犹可识，曰‘花山’”，并从而考究今人读音之谬，也是有意安排。它对下面针对后人对古籍以讹传讹的现象发表议论，同样起着铺垫的作用，使之前呼后应，结为一体。总观全文，记游为议论提供了条件，而议论则是记游的必然发展。为突出所写重点，作者严于取舍，精于剪裁，善于铺垫过渡的写作技巧，是值得借鉴的。正如《古文观止》的编者所说:"一路俱是记游,按之却俱是论学.古人诣力到时,头头是道.川上山梁,同一趣也."作者最后又感慨倒在路边的碑，与篇首相呼应,结构严丝合缝，脉络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