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以白描手法写了熏香、花钿、斗草、秋千等典型的少女时代的事物,借以抒发作者爱春惜春的心情。上片写春光骀荡,屋内香炉袅烟,人睡初醒;下片淡淡几笔,勾勒寒食节的初春景色与民间习俗,情韵全出。此词通过寒食时节景物形象探寻一位少女的感春情思,从而表达作者爱春惜春的心情。
上片写少女春睡初醒情景,用的是倒叙,头两句是第三句睡醒后的所见所感。“淡荡”犹荡漾,形容春光融和遍满。寒食节当夏历三月初,正是春光极盛之时。熏炉中燃点着沉水香,轻烟袅绕,暗写闺室的幽静温馨。这两句先写出春光的宜人,春闺的美好。
第三句写闺中之人,词中没有去写她的容貌、言语、动作,只从花钿写她睡醒时的姿态。“山枕”谓枕形如山。“梦回山枕隐花钿”是少女自己察觉到的,不是别人看出来的。暮春三月,春困逼人,她和衣而卧,不觉沉沉入睡,一觉醒来,才觉察自己凝妆睡去,自己也觉诧异。熏香已残,说明入睡时间已久,见出她睡得那样沉酣香甜。她梦回犹倚山枕,出神地望着室外的荡漾春光,室内的沉香烟袅,一种潜藏的春思隐约如见。这几句不事修饰,淡淡道来,却别有一番情致。
下片写少女的心曲。“海燕未来人斗草,江海已过柳生绵”。古人以为燕子产于南方,春末夏初渡海飞来,故称海燕。“斗草”是用花草赌赛胜负的一种游戏。时节已到寒食,为什么不见燕子飞来呢?女伴们斗草嬉戏,情怀是多么欢畅。江梅花期已过了,杨柳又正飞花。这里写的是少女眼中所见,心中所感种种景致说明春事已经过半,当此时少女的春闺寂寞、情怀缭乱,含有作者的惜春心情。这两句对仗工整,既有动态,更有细微的心理活动,极尽工巧之妙。
“黄昏疏雨湿秋千”,写的是另一种境界。秋千本是少女喜欢的游戏,尤其是当寒食时节更是无此不欢。这一句写的是黄昏时忽然飘起细雨,把秋千洒湿了,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情绪的外现,同上两句所写的有精神上的契合,都是少女春日心情的写照。此句写春愁却不用“春愁”二句,只言雨中秋千,却道出愁绪万缕。
这首词以物写人,以景写情,把春日少女的姿态和内心世界写得活灵活现,有“无我之境”的妙趣。全词都是景语,仔细体味又都是情语,没有雕饰斧凿痕迹,隽秀自然,清新淡雅,充分表现了作者高雅的情趣和高超的写作技巧。
与柳宗元相比,刘禹锡就荣幸得多。他二人虽同时遭贬,但柳宗元生性沉郁,而刘禹锡则生性达观。柳宗元多病,刘禹锡康健。苏东坡评柳宗元“发纤浓于古简,寄至味于淡泊。”而刘禹锡在此,则还多了一团生机和气。所以柳宗元年仅四十七而逝,刘禹锡则寿高七十余,比白居易略差一点。柳宗元也没有如刘、白二人,得以交圭峰宗密大师这样佛教中的泰山北斗,也不如李翱那样得以结交药山唯俨这样的禅林宗匠。这是刘禹锡在安徽和州当太守时送别圭峰大师时所作的诗,并以此诗作为“介绍信”,介绍给白居易。圭峰大师与刘禹锡、白居易还有一段交往,的确是鲜为人知。
“宿习修来得慧根,多闻第一忘却言。”这里,刘禹锡盛赞圭峰大师累世修行,得到了极高的智慧。在释迦牟尼佛的众多弟子中,阿难尊者号称“多闻”第一,所有的佛经,都是经他背诵出来的。圭峰大师是华严宗的五祖,对佛教理论在当时是天下独步。同时圭峰大师还是禅宗荷泽宗的第五代祖师。这两重崇高的地位和卓绝的修行,当然堪称“多闻第一”又“忘却言”了。
“自从七祖传心印,不要三乘入便门。”这里“七祖”指六祖大师的弟子荷泽神会禅师。因神会禅师的努力,南禅击败了北禅,确立了六祖的地位,而他也在后来被唐德宗“钦封”为“七祖”。“便门”是方便法门的简称。禅宗讲“教外别传”,对“三乘”教法不那么看重,而注重“直指人心”的方便法门。
“东泛沧江寻古迹,西归紫阁出尘喧。”圭峰大师曾一度离开陕西卢县草堂寺到江南游历。自从隋炀帝开大运河以来,经洛阳汴河,在泗州入淮河,又经淮安、扬州入长江。故舟行极为方便。圭峰大师此行当在刘禹锡任和州刺史的太和(唐文宗年号,827—836)年间。长安到江南称“东泛”,再回长安自然为“西归”了。草堂寺为姚秦时鸠摩罗什大师译经故地,现今仍为中国佛教祖庭之一,地处终南山北麓。
“河南白尹大檀越,好把真经相对翻。”白居易以侍郎身分,居河南府尹,地位极高,信佛之诚,又超过刘禹锡和柳宗元。白居易还与圭峰师叔洛阳神照禅师熟识,圭峰大师在洛阳与白居易相会,想必就更加热闹了。一起谈佛论禅,必然相契。
王安石的这首弃妇诗写得通俗易懂,而又缠绵悱恻,哀怨幽深。这首诗就是一位遭受遗弃的女子的悲诉,诗中展示出她的不幸遭遇,同时也对负心汉予以谴责。
全诗是这位弃妇的独白。她先以朝开暮坠的槿花为喻,自己的命运又和它有什么区别呢?这一比喻一开始便给全诗笼罩上一种悲剧气氛。而朝开暮坠,更反映出变化反复之快。接着便展开回忆:起初昔日相逢,都是青春年少,两人一见钟情,相互喜悦;男欢女爱到了极致,真不知谁的情感更为真诚浓烈。“两情未许谁最先”,可以想见其爱之深、之切、之浓。她终于被他的缠绵的情意感动,嫁给了他,为他操持家中生活,备尝辛苦。由此也可想象她的渐渐憔悴、衰老。果然,不久丈夫变心了。表面看来他是因听信谗言而立即休弃了妻子。但事实并非如此。假如这位丈夫真是十分疼爱妻子,区区谗言能使他们分离吗?如此看来,人事翻覆,不是谁能知,而是必然的结果。从“两情未许谁最先”到“谗言入耳须臾离”,前后转变,何等急剧,态度对比,又是何等强烈!活生生的事实使她非常伤心,看着昔日嫁时的罗衣,她感到悔恨,羞于再穿;她终于明白,像这样喜新厌旧、反复无常的人是无法寄托终身的。然而传统的中国女子是多么痴情啊,她即使知道丈夫并不可靠,但她仍念念不忘昔日他们之间的誓约。应当说这位弃妇形象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她的命运、她的性格,代表了整个封建社会里,广大不能主宰自己命运妇女的共同特征。读这首诗,我们看到了一位忠实于爱情,勤劳朴素,却又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但又不甘于这种命运的传统妇女的形象。
《君难托》写出了封建时代的妇女爱情生活毫无保障,就像朝开暮谢的槿花那样,随时会遭到摧折,反映了妇女深受迫害和凌辱的同时,对那些负心汉表示了鄙视的态度。全诗从比兴开始,以叙述展开,情意深厚婉曲;同时运用前后对比手法,对照强烈;诗的语言质朴,颇具民歌特色,值得吟味。
诗的起首两句采用传统的比兴手法,以朝开暮坠的槿花来比喻弃妇。她和槿花的命运难道有什么区别吗?用反问来加强语气,实际是作出“毫无区别”的肯定回答。“忆昔”是回忆往事,记得我们刚相识时,都还年轻,相互爱慕,也不知是谁先吐露出爱情,两人的爱情简直是分不出高下的。这种回忆是甜蜜的,少男少女最痴情,那个负心汉在当时确实曾真心爱过她。正因为被他缠绵的情意所感动,她才决心跟随他去,把自己的终身托付给他。“君难托”的主题,到此交代了“托”的经过,以下再展示“难”。
第一难是“成君家计良辛苦”。婚后当了家庭主妇,要操持好全家的生活实在很辛苦。可以想像得出,上有不太好伺候的公婆,下有爱挑剔生事的叔姑,众口难调,左右为难。第二难是“人事反覆那能知”。人情变化得很厉害,说变就变,翻脸成仇。这里既指说男方的亲属,也是说她的丈夫。前者是说坏话,进谗言的人,后者是听信谗言而变心的人。“谗言入耳须臾离”既是对进谗者的谴责,也是对轻易听信谗言的丈夫的怨恨。“须臾离”形容丈夫离弃她的突然,事起仓促,顷刻之间便把自己抛弃,她毫无思想准备,婚变之后,她成了受害人。对这一遭遇,女主人公有什么想法?“嫁时罗衣羞更著 ,如今始悟君难托。”一个妇女被丈夫休弃总是一件让人感到羞愧的事,哪怕她毫无过错,但要重新穿上娘家带来的出嫁服装回去,真是脸上无光。此时此刻她才醒悟到她把终身托错了人,这个负心汉是多么靠不住啊!全诗至此,应当说是叙事已毕,主题已出,意境已尽,可以结束了。但作者再加两句表白来作结尾:“君难托,妾亦不忘旧时约。”尽管明白了“君难托”,但那段痴情,那种忠于爱情的品性仍不改变,因为我仍然不能忘掉从前发过的爱情誓约,我还是信守旧时之约,忠诚如初。女主人公的人品与性格被突出了,她的高尚情操更反衬出那负心汉的可耻卑劣,而那种被遗弃的痛苦和怨恨之情也就表现得格外的强烈了。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谗言入耳须臾离”一句可作为双关语来解读,暗示君臣之间难以相处。末两句真实地表现出女子被休后的留恋之情。古时被罢贬的忠臣亦如此。“君难托”还可能含有“伴君如伴虎”的思想,君王一朝变心,为臣的便再无立身之地了。结句又表现心情上的矛盾,还抱有尽管男子薄情,自己仍然盼着破镜重圆的幻想。由此可见,如果把这首诗作为王安石对宋神宗的怨望来读也未尝不可,但这种怨望并不是一般的消极哀怨,而是我行我素、矢志不渝的表白。
这首诗中王韫秀用典贴切,展现了自己才女的史学功底,历来为后代文人赞赏。其中“知道浮云不久长”因为蕴含着哲理性被誉为名句。
开头一句“楚竹燕歌动画梁”,楚竹和燕歌,分别指代南北方的音乐,由此可见元载网罗了全国各地的佳丽。家中的美女之多,不言而喻。其中动一字,可见声音之大,绝非一个两个歌女在歌唱。画梁应该是指元载专门修建的芸辉堂,有金屋藏娇之意。“更阑重换舞衣裳”点明是在夜深时,元载还在观赏歌舞,早就沉醉于酒色之中,政务已经被他抛在脑后了。
接下来王韫秀笔锋一转,从现实中来到历史中。“公孙开阁招嘉客”一句中“公孙开阁”这个典故用的贴切自然,公孙宏,元朔中为丞相,封平津侯。为了收罗人才,就起客馆,开东阁以迎贤人,士人也因此而认为他是贤相。享年八十,死于丞相位。而他之后的几任丞相,由于作事乖戾,故多遭刑戮。王韫秀是想用这个典故告诉丈夫,富贵要想像公孙宏一样长久,要广纳人才,交友四方。“知道浮云不久长”这句是在前三句上得出的结果,结论更直白的来劝告元载,富贵如浮云一般,不可能长久,要早做打算,居安思危。
整首诗不仅体现了王韫秀的才女气质,更显示了她敏锐的政治观察力和洞悉人心的哲学思想,在表达上相对委婉,后世文人皆赞扬王韫秀能力在其丈夫元载之上。
《苏武传》是《汉书》中最出色的名篇之一,它记述了苏武出使匈奴,面对威胁利诱坚守节操,历尽艰辛而不辱使命的事迹,生动刻画了一个“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爱国志士的光辉形象。作者采用写人物传记经常运用的纵式结构来组织文章,以顺叙为主,适当运用插叙的方法,依时间的先后进行叙述,脉络清晰,故事完整。文章大致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即文章的第1、2段,介绍了苏武的身世、出使的背景及原因。文章一开始写道:“时汉连伐胡,数通使相窥观。匈奴留汉使郭吉、路充国等前后十余辈。匈奴使来,汉亦留之以相当。”苏武出使匈奴的这一背景,表明苏武出使时的严酷历史环境,同时交代了匈奴尽管“尽归汉使路充国等”却只是因为“且鞮侯单于初立,恐汉袭之”的缓兵之计,并非真心和好。所以当汉武帝派苏武护送扣留在汉朝的匈奴使者还朝,并“厚赂单于”时,“单于益骄”,这也是后来单于悍然扣留苏武一行的原因。
第二部分即文章第3~8段,重点记述了苏武留胡十九年备受艰辛而坚持民族气节的事迹。这部分也是文章着力描写的部分,以精彩的笔墨描写了苏武反抗匈奴统治者招降的种种斗争情形。具体描写到匈奴招降共有三次:第一次是卫律软硬兼施想迫使苏武投降,被苏武正气凛然的怒斥所喝退,双方矛盾斗争激烈,场面紧张。接着写匈奴企图用艰苦的生活条件来消磨苏武的斗志,把他囚禁于地窖中,使他备受饥寒,接着流放苏武到荒无人烟的北海让他牧羊。然而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苏武不可磨灭的爱国精神再一次粉碎了匈奴的险恶用心。他手握汉节──国家民族的象征,在九死一生中维持着一个使者的使命。这时斗争是相对缓和的,直接表现的是苏武与自然环境做斗争。第三次是故友李陵劝降。这段描写不但表现了苏武可贵的气节,同时也刻画了叛将李陵的复杂心态。他那尚未泯灭的爱国之情、羞恶之心在苏武的崇高境界面前被唤醒了,其内心剖白真实感人。李陵在劝苏武时曾说:“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灭者数十家”,这是作者借李陵之口表达对汉武帝动辄杀戮大臣的残忍行为的不满,也是《汉书》中少有的表现批判统治者的进步思想倾向之处。而苏武与李陵的对答针锋相对,波澜起伏,非常精彩,人物之声气跃然纸上。此处苏武的斗争对象是交情很深而今已是敌对阵营的故友,双方的心态都比较复杂,而作者的描写也很到位,是这部分最出彩之处。
第三部分即文章最后一段,介绍了苏武被放回国的经过。课文最后一句“留匈奴凡十九岁,始以强壮出,及还,须发尽白”,看似平实记述,细细品味却包含着作者诸多感情。人生不过百年,十九年何其太长!苏武“强壮出”,出使时正当壮年,及回归故国时已是“须发尽白”,一生大好时光都在煎熬中过去了,作者的叹惋之情溢于言表,而能为信念坚执如此确实令人敬佩!幸而虽历尽磨难,终于完成了使者的任务,维护了国家尊严,保持了民族气节,且荣归故里,作者欣慰之感也显而易见。可以说这句表达的是作者与读者共同的心声。
为了表现苏武的性格、气节及始终不渝的爱国精神,文章在记“行”时又着力于环境及细节的描写。如苏武自刺一节,被置于地坎温火之上,“蹈背出血,气绝复苏”,充满悲壮色彩。而周围人的反应是“卫律惊,自抱持武”“惠等哭,舆归营”“单于壮其节”。这一惊、一哭、一壮的细节描写充分衬托出苏武的铮铮铁骨及高尚情操。文章语言千锤百炼,俭省精净,刻画人物入骨三分,将史家笔法与文学语言较好地结合起来。
自从班固的《汉书》问世以后,苏武的英名就反复出现在历代的诗词、散文、辞赋、戏曲、小说之中。他的感天地、泣鬼神的爱国主义精神,一直为人们所称道。《苏武传》附见于《汉书·李广苏建传》。《李广传》基本上照录《史记·李将军列传》,《苏建传》只有短短几行,而《苏武传》则是班固倾全力为之的。在《汉书》中,此传是最能显示班固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才华的优秀篇章之一。
坚强个性、民族气节、爱国意志三个方面是构成苏武形象的主要特征。作者在刻画这些特征时颇费艺术匠心。
首先是剪裁得法。范晔称赞班固“文赡而事详”,“详而有体”(《后汉书·班固传论》),很为中肯。本文详叙苏武出使匈奴被扣留的曲折经历而略叙回国以后的事迹,这有利于突出苏武的爱国主义精神。苏武在匈奴一共十九年,作者对这十九年的生活也没有采用编年纪的方式来描写,而是详写匈奴方面劝降、逼降和苏武的拒降。至于苏武在匈奴娶胡妇生子的事情只在文章的后半部分略提一笔。这同样有利于突出苏武的爱国主义精神。在略写的第三部分,作者也不是一味简略,对于苏武身后得以画图麒麟阁的荣宠就写得很详细。由此可见,本文不仅做到了详其所当详,略其所当略,而且详中有略,略中有详,充分显示了作者在剪裁方面的精思。
其次是对比鲜明。本文安排的对比主要有这样几处:一是与张胜对比。作者写张胜的见利忘义、丧失骨气,衬托了苏武的深明大义和富于骨气;写张胜的遇事束手无策,对国家不负责任,衬托了苏武的临事不惧、对国家高度负责。二是与卫律对比。作者暴露了卫律卖国求荣的可鄙的内心世界,这就更加突出了苏武的崇高的民族气节。三是与李陵对比。李陵善于伪装。他装出满肚子委曲的样子,极力埋怨汉武帝对待臣下太刻薄。宋代吕祖谦曾经指出:“当陵之海上说苏武,陵母固未诛也,而激切捭阖,指斥汉失,若必欲降武者,则此言岂可尽信哉!”(《汉书评林》引)尽管李陵后来又装出关心苏武生活的样子,赐以牛羊,但苏武确实没有相信他的话。李陵斤斤计较于一家一己的恩怨,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而苏武则置一家一己的恩怨于不顾,一心一意为国家民族利益着想。两种思想,两种胸怀,有如天渊之别。李陵越说得委婉动听,就越显得渺小可鄙;苏武越沉默寡言,就越显得可敬可佩。事情发展到后来,连李陵自己前后的言行也构成了对比。开始时甘于充当一名无耻的说客,经与苏武多次交谈,方始认识到人间还有“羞耻”二字,不得不自讼道:“嗟乎,义士!陵与卫律之罪上通于天!”这是第一层对比。动员苏武投降时说得头头是道,及至看到苏武回国时又哭得哀哀欲绝。这是第二层对比。他终于认识到自己干了一件多么愚蠢的事情。对于变节者来说,只配忍辱偷生,悄悄地苟延残喘,但他连这点自由也没有,必须身不由己地去充当说客,结果是扮演了一个可怜虫的角色。当苏武的英名彪炳青史之时,正是他的叛国者的灵魂被公诸于世之日。在李陵饯别苏武的宴会上,苏武不会片言不发,但作者却不着苏武一语,只是淋漓尽致地刻画李陵悔恨、懊丧、羞惭的种种表现,对比的色彩异常鲜明。就苏武形象的塑造而言,这也可以说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因为苏武的光辉形象已经栩栩如生地活现在读者的面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