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温庭筠的七律《过陈琳墓》，是寄慨遥深、文采斐然的名作，他的这首《蔡中郎坟》则不大为人注意。其实，这两首诗虽然内容相近，艺术上却各有千秋，不妨参读并赏。

　　蔡中郎，即东汉末年著名文人蔡邕，曾官左中郎将，死后葬在毗陵尚宜乡互村（毗陵即今常州）。这首诗就是写诗人过蔡中郎坟时引起的一段感慨。

　　首句正面写蔡中郎坟。蔡邕卒于公元192年（汉献帝初平三年），到温庭筠写这首诗时，已历六七百年。历史的风雨，人世的变迁，使这座埋葬着一代名士的古坟已经荒凉残破不堪，只有那星星点点不知名的野花点缀在它的周围。野花春的“春”字，形象地显示出逢春而发的野花开得热闹繁盛，一片生机。由于这野花的衬托，更显出古坟的零落荒凉。这里隐隐透出一种今昔沧桑的感慨；这种感慨，又正是下文“今日爱才非昔日”的一条引线。

　　第二句暗含着一则故实。殷芸《小说》记载：张衡死的那一天，蔡邕的母亲刚好怀孕。张、蔡二人，才貌非常相似，因此人们都说蔡邕是张衡的后身。这原是人们对先后辉映的才人文士传统继承关系的一种迷信传说。诗人却巧妙地利用这个传说进行推想：既然张衡死后有蔡邕作他的后身，那么蔡邕死后想必也会有后身了。这里用“闻说”这种活泛的字眼，正暗示“中郎有后身”乃是出之传闻推测。如果单纯咏古，这一句似乎应当写成“闻说中郎是后身”或者“闻说张衡有后身”。而诗中这样写，既紧扣题内“坟”字，又巧妙地将诗意由吊古引向慨今。在全诗中，这一句是前后承接过渡的枢纽，诗人写来毫不着力，可见其艺术功力。

　　“今日爱才非昔日，莫抛心力作词人。”这两句紧承“中郎有后身”抒发感慨，是全篇主意。蔡邕生当东汉末年政治黑暗腐朽的时代，曾因上书议论朝政阙失，遭到诬陷，被流放到朔方；遇赦后，又因宦官仇视，亡命江湖；董卓专权，被迫任侍御史，卓被诛后，蔡邕也瘐死狱中。一生遭遇，其实还是相当悲惨的。但他毕竟还参与过校写熹平石经这样的大事，而且董卓迫他为官，也还是因为欣赏他的文才。而作者当时的文士，则连蔡邕当年那样的际遇也得不到，只能老死户牖，与时俱没。因此诗人十分感慨；对不爱惜人才的当局者来说，蔡邕的后身生活在“今日”，即使用尽心力写作，也没有人来欣赏和提拔，根本不要去白白抛掷自己的才力。

　　这两句好像写得直率而刻露，但这并不妨碍它内涵的丰富与深刻。这是一种由高度的概括、尖锐的揭发和绝望的愤激所形成的耐人思索的艺术境界。熟悉蔡邕所处的时代和他的具体遭遇的人，都不难体味出“今日爱才非昔日”这句诗中所包含的深刻的悲哀。如果连蔡邕的时代都算爱才，那么“今日”之糟践人才便不问可知了。正因为这样，末句不是单纯慨叹地说“枉抛心力作词人”，而是充满愤激地说“莫抛心力作词人”。诗中讲到“中郎有后身”，看来诗人是隐然以此自命的，但又并不明说。这样，末句的含意就显得很活泛，既可理解为告诫自己，也可理解为泛指所有怀才不遇的士人，内涵既广，艺术上亦复耐人寻味。这两句诗是对那个糟践人才的时代所作的概括，也是当时广大文士愤激不平心声的集中表露。

　　这是一首悼亡之作。词中借唐明皇与杨贵妃之典故，将其对亡妻绵绵无尽的怀念与深邃哀思流畅地表达出来了。

　　首句“凤髻抛残秋草生”言妻子逝世。“凤髻”指古代女子的一种发型。唐宇文氏《妆台记》载：“周文王于髻上加珠翠翘花，傅之铅粉，其髻高名曰凤髻。”“凤髻抛残”，是说爱妻已凄然逝去，掩埋入土，她的坟头，秋草已生，不甚萧瑟。“高梧湿月冷无声”句描绘了一幅无限凄凉的月景。妻子去后，作者神思茕茕，而梧桐依旧，寒月皎皎，湿润欲泪，四处阴冷，一片阒寂。临此寞寞落落之景，作者不禁想起七夕时的深盟。据陈鸿《长恨歌传》云：天宝十载，唐玄宗与杨玉环在骊山避暑，适逢七月七日之夕。玉环独与玄宗“凭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愿世世为夫妇。”“当时七夕记深盟”句即用玄宗杨妃之事来自比，言自己和妻子也曾像李杨一般发出“梧桐相待老，鸳鸯会双死”的旦旦信誓。

　　下片尽言悼亡之情。“信得”两句亦用李杨典故以自指。据陈鸿《长恨歌传》，安史之乱后，唐玄宗复归长安，对杨贵妃思怀沉痛不已，遂命道士寻觅，后道士访得玉环，玉环则“指碧衣取金钿合，各析其半，授使者（指道士）。曰：‘为谢太上皇，谨献是物，寻旧好也。’”此处作者的意思是说，来相信道士可以传递亡妻的信物，但后悔的是她的遗物都与她一同埋葬了，因此就不能如玄宗一般，“唯将旧物表深情，钿合金钗寄将去”。此言一出，即谓两人之间已完全阴阳相隔，不能再幽情相传，一腔心曲，再也无法共叙。于是只能“人间空唱雨淋铃”。 “人间空唱雨淋铃”，作者用此语，意谓亡妻已逝，滚滚红尘，茫茫人间，如今唯有自己空自怅痛了。一句“人间空唱雨淋铃”，悲恻凄绝，哀伤怆”，唱出了纳兰字字泣血的心声，如寡妇夜哭，缠绵幽咽，不能终听。

　　全词婉丽凄清，没有矫揉造作的成分，真挚深切令人读罢不禁黯然神伤。

　　此文讲述了一则非常有教育意义的寓言故事，表达了作者对学者之类一知半解而又自以为是之人的嘲讽，亦告诉了人物认识事物需要全面深入地调查探究这一道理。全文层次分明，围绕石兽的搜寻工作展开叙述，在戏剧性的情节中挖掘出生活中的哲理，情节简单、语言简练，读来却耐人寻味。

　　全文层次清晰，其行文结构主要围绕石兽的搜寻工作展开，在戏剧性的情节中挖掘出生活中的哲理。庙里的和尚和普通人一样，因为对外界事物的认识有限，按照常规思维划着几只小船，顺着河流去寻找石兽，当然是找不到；可是学者按照自己从书本上学来的知识进行推理也不正确，他的一套理论也许能让众人暂时信服，但是事实还是事实，按照学者的理论和方法向地下挖掘，肯定也是找不到石兽的。老河兵因为常年与河流打交道，对河流的水、石、泥沙等习性有更细致的了解，因而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石头逆流而上了。按照老河兵的方法在上游寻找，果然找到了石兽。

　　文章结尾揭示了主旨：“然则天下之事，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多矣，可凭主观猜测而下判断欤！”像和尚和道学家那样“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的情况是很多的，在日常生活中是屡见不鲜的。作者对此类一知半解而又自以为是的人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又指明了认识事物的方法和途径：不能片面地理解，更不能主观臆断，而要全面深入地调查探究事物的特性。文章寓理于事，给了人们非常深刻的启示。

　　此文的故事，情节虽然简单，但其中所蕴含的哲理，却是耐人寻味的。它说明天下的事物虽有其共同规律，但更有其殊性。而事物的特殊性，又是和它所处的环境、条件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它更是发展变化的。现实中的许多生活经验，其实都能证明这一点。这也就是这篇文章的现实意义之所在。

　　这篇小品文一共两段，第一段叙述朱买臣“贵”后对其前妻表示的“仁者之心”；第二段记述“越妇”之言，揭露朱买臣“匡国济民”是假，“急于富贵”是真，本质虚伪。全文借古讽今，言辞犀利，借朱买臣前妻之口，表达对封建官僚的讽刺之意，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

　　朱买臣的故事在《汉书·朱买臣传》中是这样写的：朱买臣未得志时家中贫穷，不治产业，砍柴为生，讴歌道中，他的妻子感到没有面子，多次劝他，他更加高唱不止。他的妻子就离开他，改嫁别人。其后，朱买臣独自行歌道中，在山坟担柴。前妻与夫家上坟时看见买臣饥寒，给他饭吃。后来，朱买臣当上会稽太守，衣锦还乡，官府为迎接他差遣人打扫道路，他的前妻和她现在的丈夫也在其中。朱买臣收养了他们，一个月后，他的前妻上吊而死。在《汉书》中，这个故事是用赞美朱买臣不计前嫌、不忘旧情、感恩图报的笔调来叙述的；而他的前妻也只是一个见识短浅、不能吃苦的普通妇女。她是在惭愧悔恨中自杀的。罗隐在这篇短文中却反其意而用之，引申发挥，虚拟了朱买臣妻的表白，朱买臣成了被讽刺的对象，讽刺他一旦得到富贵就只贪图享受，不思匡国安民了；而他的前妻却是一个有见识、有气节的妇女。她不但敢于对近侍批判朱买臣，揭露他通达后不思“安民济物”，却“急于富贵”的虚伪本质；并且表现了不“食其食”“闭气而死”的可贵气节，从而揭露批判了晚唐时期的封建士大夫借口“匡国”“安民”，实则热衷功名利禄、言行不一的虚伪本质。

　　这篇文章一事一议，借古讽今，具有很强的批判精神。作者善于运用委婉的判断语气和反问语气加强讽刺意味。文章短小精悍，文笔生动，言辞犀利，发人深思，正如鲁迅先生在《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中所说的那样，“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这正是罗隐小品文的主要特点。

　　“客行新安道，喧呼闻点兵。”这两句是全篇的总起。“客”，杜甫自指。以下一切描写，都是从诗人“喧呼闻点兵”五字中生出。

　　借问新安吏：“县小更无丁？”这是杜甫的问话。624年（唐高祖武德七年）定制：男女十六岁为中男，二十一岁为丁。至744年（唐玄宗天宝三年），又改以十八岁为中男，二十二岁为丁。按照正常的征兵制度，中男不该服役。杜甫的问话是很尖锐的，眼前明明有许多人被当作壮丁抓走，却撇在一边，跳过一层问：“新安县小，再也没有丁男了吧？”大概他以为这样一问，就可以把新安吏问住了。“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官吏很狡黠，也跳过一层回答说，州府昨夜下的军帖，要挨次往下抽中男出征。官吏敏感得很，他知道杜甫用中男不服兵役的王法难他，所以立即拿出府帖来压人。讲王法已经不能发生作用了，于是杜甫进一步就实际问题和情理发问：“中男又矮又小，怎么能守卫东都洛阳呢？”王城，指洛阳，周代曾把洛邑称作王城。这在杜甫是又逼紧了一步，但接下去却没有答话。也许官吏被问得张口结舌，但更大的可能是官吏不愿跟杜甫啰嗦下去了。这就把官吏对杜甫的厌烦，杜甫对人民的同情，以及诗人那种迂执的性格都表现出来了。

　　“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跟官吏已经无话可说了，于是杜甫把目光转向被押送的人群。他怀着沉痛的心情，把这些中男仔细地打量再打量。他发现那些似乎长得壮实一点的男孩子是因为有母亲照料，而且有母亲在送行。中男年幼，当然不可能有妻子。之所以父亲不来，是因为前面说过“县小更无丁”，有父亲在就不用抓孩子了。所以“有母”的言外之意，正是表现了另一番惨景。“瘦男”的“瘦”已叫人目不忍睹，加上“独伶俜”三字，更显得他们无亲无靠。怀着无限的痛苦，但却茫然而无法倾诉，这就是“独伶俜”三字展现给读者的情形。杜甫对着这一群哀号的人流泪站了很久，只觉天已黄昏了，白水在暮色中无语东流，青山好像带着哭声。这里用一个“犹”字便见恍惚。人走以后，哭声仍然在耳，仿佛连青山白水也呜咽不止。似幻觉又似真实，使读者惊心动魄。以上四句是诗人的主观感受。它在前面与官吏的对话和后面对征人的劝慰语之间，在行文与感情的发展上起着过渡作用。

　　“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这是杜甫劝慰征人的开头几句话。本来中男已经走了，他的话不能讲给他们听。这里，既像是把先前曾跟中男讲的话补叙在这里，又像是中男走过以后，杜甫觉得太惨了，一个人对着中男走的方向自言自语。那种发痴发呆的神情，更显出他茫然的心理。抒发悲愤一般总是要把感情往外放，可是此处却似乎在进行收束。“使眼枯”、“泪纵横”本来可以再作淋漓尽致的刻画，但杜甫却加上了“莫”和“收”。“不要哭得使眼睛发枯，收起奔涌的热泪吧。”然后再用“天地终无情”来加以堵塞。“莫”、“收”在前，“终无情”在后一笔煞住，好像要人把眼泪全部吞进肚里。这就收到了“抽刀断水水更流”的艺术效果。这种悲愤也就显得更深、更难控制，“天地”也就显得更加“无情”。

　　杜甫写到“天地终无情”，已经极其深刻地揭露了兵役制度的不合理，然而这一场战争的性质不同于写《兵车行》的时候。当此国家存亡迫在眉睫之时，诗人从维护祖国的统一角度考虑，在控诉“天地终无情”之后，又说了一些宽慰的话。相州之败，本来罪在朝廷和唐肃宗，杜甫却说敌情难以预料，用这样含混的话掩盖失败的根源，目的是要给朝廷留点面子。本来是败兵，却说是“归军”，也是为了不致过分叫人丧气。“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唐军讨伐安史叛军，可以说名正言顺，但实际上又谈不上爱护士卒、抚养分明。另外，所谓战壕挖得浅，牧马劳役很轻，郭子仪对待士卒亲如父兄等等，也都是些安慰之词。杜甫讲这些话，都是对强征入伍的中男进行安慰。诗在揭露的同时，又对朝廷有所回护，杜甫这样说，用心良苦。实际上，人民蒙受的惨痛，国家面临的灾难，都深深地刺激着他沉重而痛苦的心灵。

　　一方面，当时安史叛军烧杀掳掠，对中原地区生产力和人民生活的破坏是空前的。

　　另一方面，唐朝统治者在平时剥削、压迫人民，在国难当头的时候，却又昏庸无能，把战争造成的灾难全部推向人民，要捐要人，根本不顾人民死活。这两种矛盾，在当时社会现实中尖锐地存在着，然而前者毕竟居于主要地位。可以说，在平叛这一点上，人民和唐王朝多少有一致的地方。因此，杜甫的“三吏”、“三别”既揭露统治集团不顾人民死活，又旗帜鲜明地肯定平叛战争，甚至对应征者加以劝慰和鼓励，读者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当时的人民虽然怨恨唐王朝，但终究咬紧牙关，含着眼泪，走上前线支持了平叛战争。“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表达了作者对应征的“中男”的无限同情之心。